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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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确的。
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三部分】 崛起 1997…1999年
第18章 1997年1月－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1997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与党的文献研究室合制，后者负责研究中国元老的生平及著述。片中穿插了对江主席和邓的家人的访谈。系列片制作耗时4年，很少有人会忽略此时播放的特殊含义。这位92岁的元老即将离世。他的住房几乎被改装成特护病房，医护人员日夜环伺在病床边。处于帕金森氏症晚期的他已渐失知觉。
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离去后，江泽民作为继任者，将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强健，通胀平稳，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当平静。
党的代表大会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在对十五大文件起草人的讲话中，书记作了策略性的开场白。
成就自己的伟大，江必须发展邓的理论。关键在于涉足邓理论没有涵盖到的一些领域。这样的领域共有4个，它们被写入1996年末出版的一本题为《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中。第一是抑制通货膨胀以对付过热的经济；第二是他包罗万象的“精神文明”理论，通过强调道德和文化，遏制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和颓废；第三是推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带动中国在21世发展的引擎；最后，江憧憬一种“大中华文明”，促进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上述每一思想都蕴含着对邓理论的补充或发展。例如，邓曾发表一个著名的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江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将其发展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纯粹是邓的，后半句完全是江的，合成后浑然一体。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到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去世后那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圈。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泽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他：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