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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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承认如果不大力促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前途可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该做，而是如何才能做得最好。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他为国民经济制定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朱镕基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国有企业，”宋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促使他得出这种分析结论。”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博士解释了让科学家在国企业的束缚和限制下开展工作是何其困难。“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当打破旧的模式，”宋在政治局恳切地说，“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新企业呢？”
尽管只有朱镕基和宋博士两人在进行辩论，宋的上级并且是科学技术可靠支持者的李鹏总理支持他的新思想。作为主持人，江泽民没有加入讨论。他专心倾听了朱镕基和宋博士的辩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江泽民主持会议有他的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这次就很典型。他先让主要发言人提出他们的想法，并鼓励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他自己不发表意见，而用大而清晰的字体记下谈话要点。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总结集体的结论，在房间里逐个询问，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散会后，宋士走到朱副总理身边，微笑着对他耳语说：“镕基同志，这一局我可是一比零赢了！”
“忙你的事去吧。”朱眨了眨眼说。
数年之后，宋博士反思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江泽民在主持会议时有一种高度概括、很有自信风格，”宋说道，“他对处理不同意见驾轻就熟。即便在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总书记也总能设法协调大家的立场以求得共识。他总是设法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自己参与了最终决定，即便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我和朱镕基是朋友——我才能在事后和朱开个玩笑。”
被称为“火炬计划”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2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后来这一数字又增加到53个——建立起来了，其结果培育了大量高技术公司和新的产业。“火炬计划”是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所迈出的第二步。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的实施则要等到1995年。
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江一直很重视自己的老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刻。他喜欢回上海欢度农历新年，常常宴请他的老同事，席间他们会谈天说地，回忆往事。叶公琦（一位上海市前副市长）描述了有一次他到江在中南海的家做客的情况。“我们吃得很简单，”叶回忆说，“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大概有五个菜，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他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吃饭。在餐桌上，我们谈论了许多题，有时非常坦率，有时也谈论些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一点，叶说，是江对他的厨师做的红烧肉（总书记爱吃的一种猪肉加酱油炖出来的家常菜）不够满意。“不如上海做得好。”江抱怨说。叶还透露说：“江还告诉我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吃鱼皮，做前厨师就很尽责地把皮去掉了。‘鱼没有皮不好吃。’他很无奈地说。”
他家里有很多书，此外没什么其他东西“孩子们告诉我，我家的家具太旧了，”叶公琦评述道，“但是江的家具比我的还旧。”虽说陈设十分简朴，接待却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是江的妻子王冶坪。王患有颈椎病，不得不把头歪向一侧。每当朋友来访时，王都亲自端茶，拿水果。当上海市的另一位市长去世后，她还邀请他的遗孀来家做客。王仍然宁愿做些家务，也不愿过中国第一夫人的迷人生活。
“这个家一直都是她在管，”她的小姑子江泽慧说，“多年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像我的母亲、她的母亲和三哥的亲生父母，她还得教育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她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因为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尽管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她却一直过着简朴的普通人生活。她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叫她三嫂。”
他们俩真可谓是互补的一对。在经过一天无休止的忙碌之后，江泽民期待着回家享受一下妻子烹调的美味的上海菜。然而，他最喜的还是扬州菜。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12月份，他到湖北省进行了一次计划外的视察，与当地的干部和农民讨论农业和农村改革。有些情况正在农村地区造成问题，江想接从当事人那里了解情况。
“种庄稼几乎不赚钱，”一位村党支部书告诉总书记，“生产成本提高了，但销售价格却下降了。而且，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沉重的税费。”
“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江泽民问道。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在另一个子，江问道：为什么粮食价格这样低。有人说：“生产率提高造成供给过剩。”另一个人说：“主要的问题是销售。”“储存，”还有人说，“过去我们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但是现在人们有了‘新理念’（即那是有损体面的），不愿意把粮食放家里了。”
“他们的‘新理念’可能是不对的，”江说道，“民以食为天。”
在一个村庄，江注意到有一排普通的农舍，就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江和主管农业的温家宝下了面包车，来到51岁的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房中。
江伸出手来。刘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干部”，但愿意说说自己的想法。“我感谢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他说，“过去就是不睡觉我们也不到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权，生活好多了。我希望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不要变。”
“老刘，”江说道，“农村稳定了，国才能稳定。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交的税那么多呢？”刘问道。
“有哪些税？”江问道。
“多得数不清”刘说，“我们村每年花在吃喝上的钱就超过1万元。”
“是红白喜事还是招待费？”江问道。
“我是个泥瓦匠，”刘解释说，“所以我在附近许多地方都干过活。我见得多了，我看见那些别高的干部一到我们村开会或视察就大吃大喝。”
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农民富裕了，”他告诉在场的湖北党政干部，“新世纪的文明和进步才能得到保证。”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税费要控制在各地区平均净收入的5％以内。不允许再出现白条，江斩钉截铁地说，未兑现的必须兑现。（地方政府有种做法，不是支付农民现金，而是给他们白条，因为当地领导想把资金用于投资项目，比如在遥远的沿海新兴城镇投资房地产。这不仅伤害了农民，还长了通货膨胀。）
1992年晚些时候，当江泽民在上海促进城市尤其是浦东地区发展时，他说，当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同样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从此时起就开始宣传自己有关树立价值观和颂扬文化的设想，这将逐渐成为其领导艺术的志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江泽民同样使用了新的口号。比尔。克林顿刚当选为美国总统，取代了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乔治。H。W。布什。克林顿竞选得部分归功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对他很是提防。12月，当江会见帕特里夏。施罗德率领的美国众议院的小型代表团时，他首次使用16字方针来描述中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到1992年12月，《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他的领导被称为反映了“老红军的传统”。江赢得了对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
一旦掌握了军权，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所有高级军官的提升都要经过江的批准。对拟提升为少将和少将以上的军官，江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这样，他不仅巩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1992年不仅仅是江泽民巩政治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江是邓小平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如今他毫无疑问地担当起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责任。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位党的总书记只是个过渡人物，但这种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江泽民可能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鲍大可说道，“中国的政权接替也不会像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的那样突然和剧烈。”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6月，江进一步加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他提拔了6名军队领导人至上将军衔，这是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这种荣誉。
2月，江泽慧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他直率地道。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江泽慧回忆说，“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安徽省省会）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十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三哥听很高兴——也放宽了心！”
“你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江对他的妹妹提出忠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而且你对法律和立法程序也不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在总共2909票中，只有60票反对或弃权。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他所获支持的消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消失不消失的问题，”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外交官的话说“在邓去世后的过渡期内，他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军权，他的最终让位是迟早的事。”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同许多其他同行一样，这家新闻机构低估了正在不动声色地巩固其权力的江泽民。他近管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7月，他安排朱镕基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这是个担风险的职位。朱决意整肃纪律，加强控制，他安排了3位新的副行长。
江的另一举措同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现在，在这个新职位上，曾庆红就能利用其丰富的党务工作知识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和推进他的计划。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尽管在这一时期压力很大，江还是设法享受了一下生活。在视察海南岛的途中，他访问了岛上的大学。在发表完正式讲话后，他走进了图书馆。当学生们认出总书记时，纷纷向他围了过来。“我看到你们学校有一座苏东坡的塑像，”江说道，他指是一位11世纪的诗人，“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很大。谁能背诵他的那首《水调歌头》？”有几名学生举起手。江带着自豪的微笑和几个学生一起背诵了其中的几句。
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但中国国家主席来到校园的消息还是迅速传开了。很快就有数百名学生赶来，围拢在这位著名的访客身边。“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英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一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