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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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人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本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高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导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此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回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的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威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生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心有余悸，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这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6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座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泽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眠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到学生领袖那里，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发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提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