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天下有情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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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的用力使劲捂住半边脸，回到了工棚，疼的我一夜也没有睡觉。
　　过了大约半个月，我被拔掉的牙的旁边，又长出来一颗新牙，怎么这么大了还长牙呀！我觉得非常奇怪，便去问大夫。
　　大夫说这叫智齿，是成人之后才长的牙，你那颗牙拔掉太可惜了，你牙疼是在出牙，这是每个人都经历的正常现象。
　　由于我的无知，也由于大夫的粗心，我忍痛拔掉了一颗本不应该拔掉的牙。
　　“赵王新渠”这条河很宽很深，我们挖到一米以下时出现了流砂和江石，流砂大家都知道，又稀又软，根本装不上车，可是江石是什么？许多人根本没见过，这江石也是一种很硬的石头，什么形状的都有，有大有小，坑坑洼洼的坚硬无比。无论是锹挖、镐刨，都非常不好挖，根本就装不上车。
　　大家任务在身，非常着急，不顾一切的使劲挖，几天下来，许多人出现了异常情况，长了茧毒。
　　大家长期使用铁锹，时间长了，手上都起了厚厚的老茧。由于用力过猛，受到挤压，老茧厚皮下面的软组织被挤变形，并且在里边化了脓。一开始时又红又肿，疼痛难忍，最后用刀划开老茧，厚皮下面会流出许多白色的脓汁来，叫人痛苦不堪，不能再握锹把，也不能再推小车，于是便丧失了劳动能力。
　　班长老孟看见我很能干，便主动要求和我结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今天我跟你一对，看看你是真正的童蛋子还是个稀泥软蛋。”
　　班长老孟看中了一块距离大堤最近的地段，刚一进入工地就跟我比上了。我看见已无退路，被迫应战，我推车走出去十几步远，他的那车土已经装满了，速度极快。
　　因为是两个人用一个车位装土，在谁头上窝工谁要负责，我一看大事不好，便迅速迈开大步，甩开他的追踪。
　　当我回到地段时，远远看见老孟已经推着空车跑回来了。我一咬牙，拼了！我换上一个大桶铣，用六下就装了一车土，推起就跑。
　　桶铣是一种特别的工具，形状远看似一个小桶，是直上直下的有些凹面的一块铁板，在土层中可以一直向下捅，只要你能端的起来，挖个七八十公分是没有问题的。
　　老孟摽着和我干了一天，平均几分钟就能推一车，一天跑下来，两眼直冒金星。但是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累死认了，但决不能服输，豁出命去也要争口气。
　　到了晚上吃饭时，我一气儿吃了八个半大窝头，为什么是八个半呢？因为那半个窝头还含在嘴里没有咽下去，我已经睡着了。
　　早晨起来吹哨时，我嘴里还含着半个窝头，右手还拿着筷子，累的那个惨样儿！
　　班长老孟第二天没有上班，不知为什么不见了踪影，晚上吃饭时才看见他，完全改变了模样，右手裹着白纱布，还吊着绷带。
　　他对我笑了笑，说是手得了茧毒不能再干活了。我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是头天累坏了找个借口，根本就没有得茧毒。
　　全班民工34个人，有12人得了茧毒，于是这些人的土方就全部分摊到别人身上，他们不能推土，只能拉车，一车流砂至少有800多斤重，大一些的车就有1000多斤，压得人有时连车把都抬不起来。
　　我的车盘子最高，车也又大又长，拉车的人说我的车最重，最让人发怵。
　　
　　血洒长堤
　　工程到了最后收尾阶段，大家开始抢运河坡上的那块腮土，时间没有固定，那点儿活儿干完了收工。每个人的身上汗水像涓涓小溪一样不停地往下滴，大家都盼着能尽快干完活儿好等待验收。
　　快到中午了，火辣辣的太阳晒的身上又黑又亮，我狠狠的拍了一车土，拍的高高的，大大的，我挂好车绊架起车来，发现两个车把在不停的颤，由于太重，车把已经不能承受，车轮上的车条也在吱吱作响，我看不见前面路上的道板，只能凭着感觉向前走，但是车子已经不听使唤，左摇右摆，感觉非常吃力。
　　要爬坡了，这段坡又长又陡，我咬紧牙关，拼命向上爬。因为临近中午，肚子已经咕咕作响，我又累又饿，只觉得心脏咚咚的跳个不停，爬呀爬，不能停，也不敢停，因为一停下来，坡太陡放不下车子，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坡去，就算停下来站住了脚，想再起动向上爬将会更费劲儿，真比登天还难。
　　一步，一步，又一步，我竭尽全力的向上爬，每迈出一步，都会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汗水流进了我的眼里，流进了我的嘴里，眼睛已经睁不开，嘴里却又咸又苦。
　　我憋住一口气，紧蹬最后几步，终于爬上了大堤。啊，我终于上来了！
　　怎么回事，我觉得心口一热，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涌上来，我紧闭着嘴，不让那口血吐出来，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把那车土倒在了大堤上。
　　土倒完了，却觉得两眼冒金星，一刹间周围变得一片黑暗，两只耳朵里，原来大喇叭那嘈杂的声音突然都没有了，变得异常安静。我两腿一软，坐在地上。
　　大堤上空无一人，人们都已经吃饭去了。我不知坐了多久，可能很久，也可能一瞬间，等我清醒的时候，发觉自己靠在土堆旁，两腿微微蜷着坐在地上，车把重重的压在腿上，肩膀上有一块红红的血迹，是刚才昏迷时从嘴里流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努着了，但是我知道人过力时才会努着，只要一努着了，这辈子身体就全完了，就不能干累活儿了。
　　我用手抹去嘴角的血迹，想努力支撑着站起来，但是只觉得一片天旋地转，又一次栽倒在大堤上。
　　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这么松包呀！
　　我恨自己的腿不争气，一咬牙，用一手撑着地，另一只手扳着小车，拼命用力站起来，推起小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回去。
　　但是还没有走到工棚，却碰到吃过饭的民工们己经陆续回来干活了，我的那份饭早己被别人抢光了，我只得又返回工地，拼着命完成了分给自己的那份活儿。
　　历时三个月，工程终于完工了，全部验收合格，但是还不许回家，指导员有令，每人必须运一次道板。
　　道板就是推车时铺在路上的木板，由于我们所施工的地方不是河道就是海边，土地都非常泥泞，有时软的陷脚，湿的必须穿雨鞋，在这种地面上根本无法推车子，连两边车腿都要垫上木板才不下陷，更何况装有重载的车轮了呢！所以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铺上道板。
　　道板有宽有窄，宽的七八寸，窄的四五寸，独轮车在上面行走是非常需要技术的。
　　铺道板的时候先把土坡铲平，把道板依次按顺序头尾相接排好，在道板边缘用铁锹划上印儿，再把道板搬开，用铁锹把道板下面相当道板那么厚的土挖走，在把道板放进去，于是道板就像镶嵌的一样，非常平稳的放在槽内。这样，推起车来就不会陷下去了，而且非常轻快省力。
　　我铺道板的技术是一流的，推小车的技术也是一流的，我可以推一大车土非常迅速的在道板上行走，非常准确的拐弯，敢跟任何人竞赛，并且毫不逊色。
　　秋天的工程是在张清口，距离赵王新渠约有三十里，为了省钱，公社作为一个连队要精打细算，要求每个人推一车道板然后才可以回家。将道板运到秋天的工地上去。
　　道板每人四块，指导员亲自督战，等到排到我时，老李说，这个大个儿有劲儿，给他多来点儿。挑大块的道板给我装上了六块，我抬起车把来一试，有几百斤重，心中暗暗叫苦，就因为个子大，干活儿时要受到特别优待。
　　前面有人带队，大家排成一字长龙，一辆小车跟着一辆，大家互相监督，恐怕有人把道板推回家去，因为木板很贵，这几块能值几十元呢！
　　常言说，远道无轻载。
　　大家走了十几里路，只觉得小车越来越沉，因为都是土路，所以很不好走。
　　有的人开始抱怨，有的人甚至一边走一边骂娘，甚至有的人竟然把一车道板往路旁一扔就跑了，直接推着车跑回家去了。
　　我推着这车道板来到目的地，登记完数量，又返回工地装了行李、铁锹，每人又发了七个窝头，没有发钱和粮食，我们推起车没有休息，一直跑回了家。
　　
　　乔迁新居
　　回到家中，正巧赶上忠曾大叔与几个人在帮我们盖房子，说是盖好听些，实际上是用土和成泥，掺些麦秸，一层一层往上堆，一块砖也没有，直至堆过一人高。大约四五天光景，东、西、北面的墙全堆完了。忠曾大叔说，这房不能急着盖房顶，必须晾干些，否则就不爱干了。
　　大约晾了二十多天，那些胳膊粗细的木料便被请上了房，妈妈用麻绳将那些荻子打成草帘，铺在房顶上，再上一层泥，抹点白灰，就这样，新房盖成了。
　　我们再也不用在老叔家的东厢房借住了。三年来大家挤得紧紧的，睡觉连翻身都困难，我们这次盖的虽然是三间小土房，但毕竟是自己的家呀！
　　我和二弟找来一些已经干了的向日葵杆，把上面的黑皮刮掉，锯成长短不一的形状，再糊上白纸。我和爸爸找来一些方坯，沿着东山墙垒了一个土坑，搭起一个锅台，安上口大锅。小屋总算有点儿模样了。
　　大家兴高采烈的把几床被子抱过来，正式乔迁新居了！
　　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刚搭好的土炕非常潮湿，被子放在上面很凉，爸爸的关节炎又犯了，走路非常吃力，但仍然坚持上工。
　　窗户用向日葵杆插好了，但门框和门却不能凑合，怎办呢！大家无计可施。
　　正在大家犯愁的时候，最小的弟弟小民对妈妈说：“您们上班吧，我来看家，一定好好看家。”爸爸妈妈觉得实在没办法了，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每天大家都上工去，弟弟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一动不动，用两只小手托着下巴，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
　　伯父是个木匠，手艺很好，他看到我们没有钱买门，就用一些旧木料接起来，给我们做了一扇门，爸爸用铁丝斜着把门拉起来，免得变形。
　　连找木料带打门，大约有半个来月，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民弟弟就一直坐在门口看着这个家。
　　有了小土房，就有了家。我和几个弟弟一有空就推土，堆在房子前面，沿着房子的山墙向前堆起了一堵院墙。按照规定，房前的宅基地归我们所有，于是又在院子西南角挖了一个猪圈，准备养些家畜。
　　爸爸沿着院墙种了一些向日葵，又在院子里栽了一些烟，看着院子里一片绿色，爸妈脸上的皱纹似乎也少了许多。
　　每天下班后，我和弟弟都去挑水浇烟，浇向日葵，在我们的照料下，向日葵已长了半人高，烟的叶子也一片绿油油的。
　　爸爸闲时坐在窗前，望着眼前的一小片烟盘算着，一棵烟能晒一两烟叶，这几十棵烟就能收获好几斤呢！
　　这天，刚刚吃过早饭，爸爸在院子里给烟打尖。
　　突然，治保主任牛二皮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气势汹汹的，一进院子，不问青红皂白，手一挥，墙边的向日葵就只剩下一棵棵光杆司令了，再一阵左砍右杀，爸爸辛辛苦苦种的几十棵烟全部从根部上边削断，露出一二指长的白茬，一根也没有剩。连树下种的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也站在那里发愣，气得浑身哆嗦，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上前去问牛二皮，为什么把这些向日葵和烟全砍光。牛二皮两眼一瞪，大声说：“这就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还想复辟资本主义吗？”
　　又问养了几只鸡，几头猪，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没有钱买呢！他说如果养鸡就只许养一只，多余的必须杀死！
　　我真不明白，养鸡与复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向日葵和烟全部除掉了，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能了？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问了一下别人，其他人的家里他们连碰都没碰，只有这几家专政对象被铲除了毒草，割去了资本主义尾巴。
　　爸爸气的浑身哆嗦，看着院内一片狼籍，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便有了记忆力。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我最不喜欢系在我肚脐上的那条白纱布，一有机会就想把它扯下来。
　　有一次我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事，妈妈表示很惊讶，说那时我才生下不久，由于肚脐恢复的不好，像个大无花果，所以很长时间腰间都要系着一条纱布。而且三天两头儿生病，整天往医院跑，唬得大人提心吊胆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那时还小，奶奶用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胳膊挎着一个篮子，去‘公和裕’粮店买面。
　　奶奶刚刚把我放在面柜上，我一挺肚子，便把一泡尿撒在了面柜里。
　　奶奶气得照着我的屁股给了两巴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那个卖面的人说：“嘿，这小子怎么上这儿尿来了？”又说，“童子便还能治病呢，没事！”说完拿了一根棍子，搅拌了两下继续卖。
　　我刚会走的时候经常穿着一身白色的小海军服，拉着一辆既会摇头又会‘嘎嘎’叫的小鸭子车到处跑
　　我小的时候姐姐很喜欢我，常常一有空儿就哄着我玩儿。我最喜欢姐姐那长长的大辫子，只要一趴到姐姐的背上就用手揪，疼得姐姐用力拧我屁股，但我忍住痛不哭，但仍然不松手。姐姐的力气好大，她可以一只手把我举的高高的，那时我好怕呀！
　　这么多年了，直至今日，我仍然很喜欢长头发女孩子。
　　姐姐比我大11岁，高高的个子，双眼皮大眼睛，梳着两条大辫子，是个身材苗条很漂亮的北京姑娘。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航校，毕业后到成都的一家飞机公司工作，成为制造飞机的工程师。
　　１９５８年姐姐叁加工作时孤身一人，远离北京，非常想念爸爸妈妈。
　　我记得那时每星期姐姐都会寄来一封信，每封信上泪迹斑斑，字迹都有些模糊。每次寄来的相片背面都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在想念家乡。
　　爸爸和妈妈每当看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妈妈有时甚至哭出声来，埋怨爸爸不该让姐姐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今天写到这里，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浸湿了我的稿纸。
　　姐姐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她平时节衣缩食，把所有省下来的钱都寄给家中，逢年过节父母过生日更是从不拉空。
　　我小时候就暗暗下定决心，等长大了挣钱了，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努力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多寄上点钱给家。
　　姐姐结婚时，爸爸在四川饭店定了一桌酒席，我记得很丰盛，一共才花了十六元，但是由于我急着上学，却没有时间吃。
　　姐姐家共有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孩儿，最小的是男孩儿，叫小江，我记得是68年10月15日出生的，已经有半岁了。
　　69年夏天，我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天天挨饿，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当姐姐知道我们竟然用粉碎了的玉米轴来充饥的时候，来信让妈妈去四川，既能帮助家中节省一点儿粮食，也可以帮助照料一下最小的孩子，姐姐好脱身去上班。
　　为了少一张嘴吃饭，妈妈决定带最小的弟弟晓民一起去四川。
　　乘坐7次列车经过了几天的颠簸，穿山越岭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一家人。
　　久别重逢不禁悲喜交加，但是妈妈与弟弟只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姐姐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国防工业的大厂，在“清理阶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