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91-持不同性见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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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和丰富着的现实经验中，我们发现，性别差异的话语霸权，滋生出的生活事故而不是故事，层出不穷。女人的放纵，才让我们的社会神经如此的大惊小怪。　　　　
　　　　在过去的欲望话语中，是以男人为主导地位展开叙述的，而男性霸权的外延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主义欲望结构。对性道德的亲昵和欲望模式的单边主义，有利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欲望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性资源是以性别和财富即强权的标准来进行定额分配的。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加的力量，不仅伤害女人，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男人，因为有多少权利必然承担多少责任。这样的欲望叙事，固定在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中，将差异简单化，野蛮化。而男人内部和女人内部的差异被忽略，比如对性取向的漠视，或者性与情的不同比重被描述成性别差异。　　　　
　　　　让情欲人权回归到人本身，并且不仅仅是在婚姻框架内展开，性解放就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当经济角色发生改变之后，性别冲突必然在情欲层面突显出来，而这个时候的男/女对立，演化成主流性观念和“豪放女”（何春蕤语）之间的较量。性焦虑必然导致不稳定，但稳定并不代表情欲痴呆。“稳定”是一种高妙的境界，取决于两个人的天赋、智力和才华，可是当假稳定、假繁荣以道德的名义，获得威权话语的时候，此稳定已非彼稳定了，稳定成了权力秩序的代名词，它只对领导者有益。　　　　
　　　　而女人的身体书写正在撼动这虚假的稳定，尽管看上去像一个坏小孩在捣乱。我不愿意看到女权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种青春期叛逆的代用品，被时间或年龄段所决定的文化朋克，操持的一项行动。尽管有人说木子是女切·格瓦拉，切的头像被印在流行文化体恤衫上，成了一种青春期的象征符号，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荒谬。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记住了切的桀骜不驯与年轻人分泌过旺的荷尔蒙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遗忘了格瓦拉终其一生的战斗性。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临近身体临近存在（1）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作为灵魂建筑的工程师，身体作为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并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除掉它从荒原中挟裹而来的野蛮气息。所谓高级，是为了和动物做严格的区分，身体的首要禁忌就是裸露，而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也根植于身体的禁忌之中，就是杜拉斯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漫不经心体现在他们从不把自己放在文字之中，正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传教士，他们在转述别人的痛苦，而从不经历痛苦。这样做是安全的，他们盛装出场，景仰的光环笼罩在他们周围。　　　　
　　　　我们为什么漠视身体，漠视源自对恐惧的逃避。身体当然不会直接导致恐惧，我们的恐惧来自禁忌，比如小女孩从小就被教导成必须防范和抵制与男人的身体接触，接触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糟糕透顶的一件事。经过文化的涵养，禁忌成了文明的准则，谁要超越准则，就是反智的，是野蛮而低贱的。而知识分子的禁忌，针对的是面具，他们像小女孩爱护身体一样的爱护自己的面具，他们以为这和廉耻有关，他们恨不得消灭自己欲望丛生的身体，极端的表现就是禁欲。所谓“卧薪尝胆”，所谓“卧冰求鱼”，所谓“杀身成仁”，身体遭受了摧毁性的折磨，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这样才能道德完美，如此的完美，正是通过对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而实现的。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是生产资料，一会是社会主人，一会是“老黄牛”，一会是“铁姑娘”，一会是党的女儿，一会是人民之子，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人”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似于长镜头，因为特写会暴露我们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一个不服从缺陷的世界，必然充满了谎言，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消灭我们的身体，因此尼采高喊：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准则。精神，太精神的结果，就是“自我”的过度膨胀，我们的身体变得粗笨滞重，囤积着太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脂肪，这和被驯化的绵羊更接近了。这些肥腻的脂肪掩埋了身体的真相，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之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盛大仪式，一场和内心倾向，和身体的疼痛冷暖无关的大弥撒。我们的嗓音被国家机器印刷成标语和口号，肉嗓的风寒疼痛交付给身体独自承担。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肉嗓还只是承担了身体的局部命运，而劳动改造，是针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祛魅法，高强度的劳动成了一代人的梦魇。这里的劳动和惩戒相关，因为他们的“心魔”难以扑捉，他们的身体理所当然地成了替罪羊。身体承受着来自内外双重力量的打击，就是说在身体本来就不受自身重视的前提下，驱逐流放或者消灭，再次从侧面提醒了身体存在这样一个坚硬的事实，这无不兼具悲剧性的反讽意味。而如今的大学军训，仿佛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人礼，那被暴晒皮肤，被弄得酸疼的腰、腿和脚，再次表述了身体不由自主的受支配的历史命运。给身体制造种种不适，是为了强化对身体的厌恶，从厌恶身体到厌恶自我——心魔，好让身体腾空，这样，身体就被打造成一只精神的容器，等待着填充。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最深的是皮肤，这句话被后继者发扬光大地表述为：最深刻的是我们的身体。于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福科，认为身体和力量相关。这种力量源自于一个巨大的秘密，就是身体总是成为被惩戒的对象，而酷刑就是惩戒的及至。　　　　
　　　　在我们的文化中，惩戒还波及到离身体最近的服装，因为服装会从一定程度传达身体的信息，那么对身体的压抑就从对着装的管制开始的。1964年11月18号的《羊城晚报》刊载了《服装的多样与怪样》，文中写到：什么样的服装是奇装异呢？举点例子：女人的敞坦胸部的坦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的衣服，我们认为都是奇装异服……这些怪样衣服的特点，一是买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同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弛。……西方社会的服装所以越来越怪，越来越趋向于“肉感”的暴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腐烂到极点的反映。身体的真实感受——感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话语中的核心所在，服装在此也被意识形态化，耳、眼、口、鼻，手、皮肤，所有的感官，在拒绝刺激，因为精神的腐烂要比感官的腐烂严重十倍。它们通通被收编进社会主义朴素风尚的符号编码中，通过消灭“奇装异服”来消灭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这是高压政治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和阴险的方式，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并且在风俗与健康学的托词之下，排除性别差异，从而把微观的性别政治纳入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成了权力渗透后的一种效果。　　　　
　　　　这里的身体，类似于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第三种界定，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指涉的是人体模型，代表着价值规律之下完全功能化了的身体。身体被物化，身体的使用价值在知识分子那里，被表述成写作机器，在集权者那里被表述成意识形态标本。我们发现，在身体逻辑上，知识分子和集权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于是，恢复身体的权利，成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当社会主义的女性曲线复活的时候，具有革命优先权的身体，又跌入了商业经济的陷阱。暴露（风情）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卖点。尽管“风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是被男性话语建构的结果，是被赞美、欣赏、歌颂、诅咒、观看、享用的客体，因为女人一直丧失了对自身的发言权，自在自为的女性身体是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命运不是被政治收编，就是被商业认领，我们的身体已经无路可逃。　　　　
　　　　但所幸的是，我宁可把商业性看成身体叙事的一种结果，这和政治化的身体不同，以前的政治话语，是对身体话语执行就地枪决，而商业时代的身体话语，有了缓刑的可能，身体话语的自在自为性，只能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经历了身体的政治囚笼之后，我们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体书写之上，鲍德里亚的身体理论就显得太“西方”了。这不是和社会主义相对应的西方，而是一个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努力进行“一的突破”的社会相对应的西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必须识别这种谈论的参照系，是现在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过去。　　　　
　　　　临近身体，首先必须临近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对身体的敌意，已经从过去的国家主义监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线的审美观），下滑到道德伦理层面，这时，政治伦理的尴尬身影，厕身躲在了道德伦理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更大的欺骗性。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对“女性曲线”的压抑，已经延伸到当今的男权话语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台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学”，这些词汇隐含着臭名昭著的仇恨逻辑，这是男权意识自动书写的表现，女人一旦写到自己的身体，男人就立即认为这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在卖弄。而具备了身体自觉意识的女人们，回答说：我的短裙，与你无关。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临近身体临近存在（2）

　　　　在我们的性别政治中，身体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的性别也是“男”。女人或者女人的欲望，总是在将男人导向毁灭。要么是祸水，要么是鬼魅，如果他想志得意满，听从仕途功名的召唤，那么女人就意味着祸水，如果他正失魂落魄，受到权威社会的冷落，那么女人就意味着安慰，安慰也是阴冷的安慰，来自鬼魅世界的安慰——《聊斋志异》。还有一种就是把女人绝对物化成古玩，而古玩最文学化和抒情性的表达，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这里牵涉到许多问题的转换，男人…女人，人…身体，爱情…色情，这三组关系长久以来形成的伟大对立，是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生产与耗散，事业与休闲，赞美与诅咒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对立，是因为我们思考盲区对后者的遮蔽，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色情史》，试图颠覆这些伟大的对立。他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内心生活……我们的内心生活是无法被限制的，即使勉为其难，因为我们为更好地把握生活，选择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无疑是思想的普遍对象”。思考对象的转移，是从微观视觉上调整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是痛苦和愉悦的转换过程，在转换中发现生命的无限秘密，在经验上丰富我们的内在感受。　　　　
　　　　“窗外在下雨，今晚很冷，我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拥抱就是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广州女诗人的诗句，拥抱离身体更近，离激情更近，离温暖更近。拥抱的暧昧，携带着身体的暧昧，因为这一刻，时间陷入昏迷之中，它的瞬间性就是让上帝显形，倒向上帝的怀中，这里的拥抱是如此的色情，这色情是女人把自己的身体引入与上帝（哲学）的直接对话之中。色情作为一种内心倾向，它几乎是无所欲求，不欲求长久，不欲求爱情，不欲求过于庄严和高尚的人。它朝着没有光亮的地方奔去，正如杜拉斯的情欲书写，那情欲和在胃里燃烧的酒精调和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没有利益得失的权衡，在我们精神错乱的时候，“即使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作为是理性王国的潜逃者，在抢救身体的权利。“而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这是一个女酒鬼的伟大发现，正如她发现了情欲的力量，发现了身体的力量，发现了高尚的另一种可能。于是，杜拉斯那里，人们甚至不用整个的身体，而用肉嗓做爱，她在表达声音和色情的内在关联，这是行走在深水区的《夜航船》。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惊艳也是别样的惊艳。身体，以及经由身体的色情想象和色情体验，在不同的思想纬度上，它就是天堂，它就是地狱，它就是极地，是保罗·策兰诗歌里的《极地》，“在我们的身内，不可逾越……我在你中失去你，那是我雪白的安慰”。　　　　
　　　　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落在生命中那些受诅咒的部分，更多时候，我们是以实用的标准在衡量一切。无功利性的欲望行为，在耗散能量，这让我们如此的不安，“雪白的安慰”指向不断形成中的生命，哪怕色情的感知方式变了，而身体依然是我们的第一存在。先锋小说家蒋志在他的小说《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中描写了一千后人们的性爱，“他摸了艾达的乳房，这是一千年前男人的习惯，可他感觉到就像摸着一团海绵或者一团无聊的空气，这种感觉已经让他无法顾及，他的情欲已经被她完美的吸管所吸引”。吸引这个男人的是情人的吸管状性器，他用吸管人的概念表达生命总是在吸引和被吸引之间游走，因为“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和阅读一样，尽量去延长审美的向度，产生存在的快感呀”。阅读快感的发生，是因为文字组合类似于身体的真相，有光泽、温度和质感，能奔跑，能喊叫，进入词语的剧场，就等于进入身体的现场，为此，罗兰·巴特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回避这个事实，我们自然就会堕入谎言的世界。　　　　
　　　　一种和色情秘密相关的美学风度，正在我们零零碎碎且不断增长和蔓延的生活经验里潜行，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身体的盲动。当我们对“人”的思考显得过剩，因过剩而造成疲倦的时候，身体的孤独与颤栗，身体的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需要另一种理解力，是我们跌倒时，伸过来的手，手的抚慰，要多色情就有多色情。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女阉人或者女人不存在（1）

　　　　在狂飙突进的女权运动30年之后，当时的偶像吉梅茵·格丽尔（GERMAINE·GREER）在多伦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柔软（SOFT）”一词来形容她现在的状态。因《女阉人》而闻名于世的她，最近被恋童官司困扰，她在新书中使用了大量半裸和全裸的男童照片，格丽尔解释说，男童仅仅是一个表征，她说自己是在鼓励女人去爱比自己更年轻的男人——“30岁以下”的，非议由此而生，看来“阉割”女人的刀片依然寒光闪闪，这个顽固坚硬（HARD）的世界，并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