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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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艺术》，因为曾经是禁书，故流传下来的古抄本很少。现在所存，仅牛津、巴黎、维也纳，各有一部。牛津本只有一卷，巴黎本三卷俱全，还附有《爱药》全篇。
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近代译本，都从巴黎本译出。有些译本将淫秽的诗篇保存拉丁原文，不予译出，这样，只有能读拉丁文的学者才能读懂，大大地限制了读者群。有些译本，完全删掉了猥亵部分。
这个中文译本是戴望舒从法文删净本译出的。一九三一年曾由上海水沫书店印行过，改名《爱经》，仅印一千册，流传不多。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予以新版重印，不仅因为它是罗马文学史上的名著，也为了它反映了罗马颓废时期的社会现实。至于诗篇本身，既删净了所谓不道德部分，便显出了其他的积极意义。
附录几段欧洲学者对本书的评论，以代本文结束语：“《爱的艺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最不道德的诗，但并不是最伤风败俗的诗。我们可以怀疑它对读者是否有严重的害处。”（英国马凯尔）“《爱的艺术》是一本幽默的教育诗，辞藻和内容是非常淫艳的，但它表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渊博的知识和精细的心理学。”（德国史学家杜菲尔和许华勃）“《爱的艺术》的第一特点是幽默，因为它寓严肃的教育意义于轻浮的内容中。……而且它把罗马人的社会生活忠实地记录下来。”（德国向茨）“奥维德非常讽刺地处理了他的题材。这部诗集完全是讽刺女人的。虽然不如茹汶那尔的《第六讽刺诗》的尖锐刻毒，效果却并不较校”（英国罗马文学史家渥文）“《变形记》和《爱的艺术》都是为高度想象力的天才作品，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
正如《唐璜》是拜伦的最伟大的作品一样，《爱的艺术》是奥维德最伟大的作品。
他运用韵律和辞藻的才能已达到了顶峰，他的观察力的生动、精细是无可比拟的。”
（英国文评家麦考莱）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写《唐诗百话》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中止了文学创作，一直生活在古典书城中。这是职业改变的结果，倒不是“江郎才颈，写不出东西来了。要说写作，我的主观愿望，宁可写小说，而不想写什么学究气的研究论文。我的古典文学知识，只够应付教学，谈不到研究，因而也从来不想写关于古典文学的文章。但是，经常会有一种苦闷。在大学里担任了十多年教学工作，每逢填写表格，在“有些什么著作”这一格中，我总感到无法填写。我的著作？只有五本小说集，两本散文集。这些都不是学术著作，填写上去未免给“教授”职称丢脸。一九五七年以后，幸而被剥夺了任何著作的出版权利，也不再要我填表格，这样混过了二十年，倒也心安理得。
三中全会以后，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获得第二次解放，表格也接着来了。还有人邀我去参加各种学会。这一下，我的苦闷也回潮了。怎么办？该写一本关于古典文学的小书出来充实充实表格了吧？于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同志来找我，希望我提供一二种出版物。
我才下决心写一本关于唐诗鉴赏的书。当时就拟定了书名《唐诗串讲》，约期一年交稿，让出版社列入一九七九年的出版书目。
一九七八年，我用全力来写这部书稿，到年底，写成了五十篇。关于唐诗，过去也曾写了一些文字，但都是课堂教学用的讲稿。我早知道，我只会写讲稿，因此，书名就标明“串讲”。五十篇写成，自己读一遍，果然，讲稿气味很浓。我感到有点扫兴。另一方面，五十篇只写到中唐诗人，似乎本书还没有全。于是，一边修改成稿，一边继续写下去，一九七九年，只写了十多篇。
两年的写作，我对唐诗的认识有了转变。我才知道唐诗也该用研究方法去鉴赏。过去，包括我自己，只是就诗讲诗，从诗的文学本身去理解和鉴赏，因而往往容易误解。
一个词语，每一位诗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个典故，每一位诗人有他自己的取义。每一首诗，宋元以来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如果不参考这些资料，单凭主观认识去讲诗，很可能自以为是，而实在是错的。
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杂务太多，又出门旅游，开会，只能抽暇修改了一些旧稿，新写的只有二三篇，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写下去了。一九八三年，生了一场破腹开腔的大病，在医院里住了十八个月，居然不死。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回家，身已残废，行走不便，只能终日坐着。这就给我以安心写文章过日子的条件。我立即继续写下去，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写满了一百篇，总算大功告成，放下了一个重负，履行了对出版社的诺言，虽然已愆期交货。
现在看来，这部书比较的像是一种新型的诗话，因此，改名为《唐诗百话》。我曾有一百首欣赏碑版文物的绝句，名为《金石百咏》，一九七九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又选定了一百块书法佳妙的唐碑，加以叙说，名为《唐碑百逊，从一九八一年起在香港的《书谱》双月刊发表。现在加上这本《唐诗百话》，可以说是我在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自己的“三百方针”。遗憾的是，我已退休，没有表格需要填写了。
《解放日报·读书》专刊的记者来访，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唐诗百话》。我就把我的情况汇报如上，响应巴金同志号召，句句是“真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读杨绛《洗澡》
在两个35℃大热天，看完了杨绛的《洗澡》。有些随看随生的意见，想写下来，做个《读书笔记》，或曰《备忘录》，也不知该如何写法。生来不会写书评，我这些意见也不是评论这本书，只好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算是我看过这本书的记录。
我已有好几年没有看完一整本创作小说了。常常是，抓起一本小说，看不到二三十页，就碰到了“不辞而别”、“羞羞答答”、“尽力而为”这一类似通非通的成语或滥调，我就把书丢下了。这本《洗澡》，自始至终，没有迫使我丢下，作者毕竟是钱钟书夫人，自是语文高手。说来也可笑，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他的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精神表现在全书的对话中。一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不是为故事展开服务，就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一部《红楼梦》中的许多对话，绝大部分都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没有这许多对话，就没有一部《红楼梦》了。《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一段也不能删掉。我看当今青年作家的小说，一大段一大段的对话，既不补助故事的发展，又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大多是喋喋不休的日常生活的流水帐。整段删去，也不会使故事有所缺损。由于欣赏《洗澡》中的对话，不禁想起我看过的青年作家作品中的那些不起作用的对话，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作家要更多的注意作品中对话的作用和意义。
《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
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都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这个三角关系，写得非常高雅，对现代青年会有良好的教育作用。不过我又怀疑这是不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是不是可以说，还有“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儒家伦理观念？
《洗澡》全书分三部分，第三部分是主体，第一、三部分是为第三部分作铺垫的。
可是，我觉得第三部分写得太简了，特别是第一章，像一块压缩饼干，水份都挤干了。
连许彦成的检讨也只有三行文字表过，这使我大出意外。
此外，还有几个疑点：
一、我记得“思想改造”是在一九五二年，“三反”是在一九五三年，本书作者说“思想改造”是“三反”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
二、作者说：许彦成和杜丽琳同在上海一个教会大学读外文系。据我所知，上海的教会大学没有外文系。
三、第六十八页出现了一个“现当代组”。“现当代”这个名词，一九七八年以后才产生。
四、第一三七页说：装书的纸箱，可以“叠扁了放在角落里”。这种纸箱，一九五二年还没有。
五、第一九七页，许彦成的母亲得了“胃癌”。在一九五二年，还没有“胃癌”这个词，只有“胃溃疡”、“胃出血”。
六、第二七三页，出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一九五八年反右时才流行，一九五二年还没有。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
关于“竹枝词”
在八月五日《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读到陈诏同志为《上海竹枝词》呼吁出版的文章，感到有些郁闷。现在做文史研究工作的人不算少，有些人做专题研究，有些人做文献编纂，同样都是有效益的文化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绝大部分都无法出版问世。这一现象，在最近四五年来，日益明显突出。难道真是经济改革愈成功，文化水平愈低落吗？
川沙的顾炳权同志，我认识他已十多年了。最初，他在业余时间，对词学有兴趣。
他埋头苦干了几年，编了一部《词律补遗》。这是补万红友《词律》中所收词调名之遗。
他把两厚册油印原稿送来给我看，希望我帮助他介绍出版。我佩服他收罗之广，考核之精，但是，我对他说：“这部书没有出版的希望，因为它没有实用价值。即使对研究词学的极少数人，它也只是偶尔提供检索的一部备而不用的书。目前的出版家，决不愿意承担出版。”
顾炳权同志把原稿藏起，转移兴趣，忽然对竹枝词热心起来了。他在编《川沙县志》，利用搜集本县文献的机会，很容易收集到川沙竹枝词。他来问我：“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
我立刻告诉他：“我也经常注意各地的竹枝词，说得低一点，这是一种很有趣味的风土诗，说得高一点，这是民俗学（或称谣俗学）的好资料。”我还告诉他，三十年代上海通志馆曾有意收集过上海竹枝词，这些竹枝词大多数记录了上海开埠时的社会琐事，对今天研究上海社会史的学人来说，极有参考价值。顾炳权同志得到我的鼓励，又扩大范围，进行收集大上海的竹枝词。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其中就有上海竹枝词三种。这是又一次鼓励顾炳权同志。
北京有一位目录版本学家雷梦水，曾从历代诗集中抄出各种竹枝词，得数千首，我曾见到一份目录。另外有一位丘良任同志，曾任安徽大学教授，退休后住在北京。他经常在北京图书馆看书，抄录得竹枝词一千多种，二万多首。顾炳权同志到北京去开会，结识了这两位同道，于是他们互通声气，互相获得鼓励。今年春间，由于顾炳权同志的介绍，丘良任同志寄我一份《竹枝三百咏》，这是他选出三百种较重要的竹枝词，每种各系一诗，后有注解，差不多是三百种竹枝词的提要。我看过之后，不禁感慨。我国有不少学者，各自在默默无闻地做各种自己喜爱的文化工作。辛劳十多年，力不竭，志不衰，而他们的成果却很难公开发表。这些稿本，将来恐怕都不免于毁亡，岂不是一种文化损失？
顾炳权同志所收集的仅限于上海竹枝词。雷梦水同志收集的仅限于诗集中的零碎竹枝词。丘良任同志收集的面最广，重要的是一百首、二百首的组诗，多半是单行本，其次是诗集、笔记、方志中的零星篇什。我以为，丘良任同志的收集成果，更应当呼吁抢救。
竹枝词起源于中唐诗人刘禹锡。他那十多首竹枝词，还只是民歌风格的诗，还没有浓厚的民俗学意义。宋元以后，出现了各种地方性竹枝词，往往是数十首到一、二百首的大规模组诗。每首诗后附有注释，记录了各地山川、名胜、风俗人情，以至方言、俚语。这一类的竹枝词，已不是以诗为主，而是以注为主了。这些注文，就是民俗学的好资料。
我想建议诸位竹枝词的收集家，把众多的竹枝词筛选一下。首先淘汰一批只有诗，没有注文的。再在有注文的作品中选取其有民俗学资料价值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数量，撷取精华。然后分省编录，由各省志书编辑室分别承担印行，这就省力省事，可以收到保存文献的效果。
一九九○年九月九日
批《兰亭序》
王羲之的《兰亭序》，尽管它来历不明，聚讼纷纭，至少在唐朝以后，总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了吧？不过，这一名篇，还是靠唐太宗李世民的吹捧，在书法界中站住了脚，在文章家的观感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都不选此文，可知这两位六朝文专家，都不考虑这篇文章。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可知这篇文章在近代的盛行，作为古文读物，还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提拔起来的。
我在中学时，国文教师已经给我讲过这篇文章，可惜我早已记不起老师如何讲法。
自己当国文教师时，也给学生讲过几十遍，也记不起当时我如何讲法。大约都是跟着各种注释本，一句一句地讲下去。讲完之后，赞不绝口地，对学生说：“好！好文章！”
解放以后，我没有讲过这篇名文，不过，我学会了用思想分析的方法来讲古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嘉定劳动，住在卫生学校。一天，有一位卫校语文教师拿这篇名文来问我，她说：“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难懂。特别是其中一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她一问，我把全文又读了一遍。禁不住发愣了。怪哉！怪哉！从前讲得出的文章，现在讲不出了。
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题思想所在，可是经不起分析。
我和那位女教师逐句讲，逐句分析，结论是对这段名文下了十二字评语：“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请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说人生短促，一瞬之间，一切都过去了，使人不能不感伤。
底下接着却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荆”这是说：何况寿命长短，都随大化（自然）决定，归根结底，都是同归于荆这一节的思想是和上一节对立的，既然知道人寿长短，同归于尽，为什么还会感伤于人生之短促？这个“况”字怎么加得上去？
再接下去，却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个古人是谁？是孔仲尼。不是真的孔仲尼，真的孔仲尼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