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丛维熙-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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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 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 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 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 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 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 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 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 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 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 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 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 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 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 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 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 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 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 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 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 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 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 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 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 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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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挖湖造山的记忆
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 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 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 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 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 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 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 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 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 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 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 块肉疙瘩。山崎丰于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 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 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 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 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 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 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 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 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 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 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 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 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说：“劳动已成为我的本能，我没有浮肿病，有力气干活。”
“董指导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中队是有意识地让你脱产。你明白吗？”
“我……挝挝挝挝不能不干活。今后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听清楚，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他说，“万一扭伤了腰腿，你老母亲就你这么 一个儿子，她会在夜里做恶梦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牢记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访团河农场时，特意 提出要见见高元松。场长把他找了来，我们坐在一起叙旧。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没有老 的，是团河农场上空的那一轮骄阳。我们去了当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没有了，水也寻觅 不到（原来是准备引进凤河水来造湖的），眼前只有一个大大的圆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 的乱土。
可是这儿曾留下我的多少记忆？我和我的同类们又在这儿流下过多少汗水？我印象中最 为深刻的，连浮肿号都主动要求上阵参与挖湖造山——我的学长赵岳，永远吃不饱的徐继 和，还有相当数量的饥饿后遗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来修建梦中的“伊甸园”，希望通 过艰苦的劳动，有一个好的表现——因为此时正是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多梦季节。
记得，徐继和在那段日子里，还演出过震动了所有同类的一幕戏剧。有一天，他实在感 到肚饥难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馒头还嫌不够，他居然敢到干部办公室，去吃董指导员 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后，还在董的桌子上，留下这样一张纸条：我又犯了错误，把 您的葡萄给吃了。我自知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无法管住我这张嘴。您批我斗我我都心甘 情愿地接受。这是知识分子留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印迹。这个十分奇特的事例，虽然在同类中 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是董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过于认真。在例行的小队长会议上，他说： “徐继和是二小队的，王贵峰你应对他进行批评。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没了自尊自爱——他 一来到这儿，我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了，在垃圾堆上捡烟屁股抽，这不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人。”过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徐继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 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 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 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 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 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 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 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 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学长赵岳坐在了一块儿。我要他为我解疑，他说他饿 怕了，便有了这种精神上的遗留。在茶淀农场时，他见过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有一个浮 肿号去见上帝了，当时他们分场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够运死人用的，便临时打了一口薄木棺 材。正当同号们为他钉棺木的钉子时，分场吵长走了过来，他打开棺木的上盖，有意无意地 摸了摸死者的脑袋，发现他还有体温。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听了听，发现死者恢 复了呼吸。吵长马上命令把人抬出来，结果这个已然进了阎王殿的囚号，又活了过来。赵岳 与他在大炕上为邻，每天看他摆弄他那被钉棺木的钉子钉破的衣裳，并说要一辈子保存下 来，当作死亡纪念品。赵岳被他的死而后生吓怕了。本来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纪念品每天 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便有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
听赵岳一说，我似乎对徐继和与他的行为有了一点儿理性的认知——他们像是得了某一 种疾病似的，看见食物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但是他们也来工地挖湖造山了，其体 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别是徐继和，说他身体缺少热能吧，可是他在严冬 时节，专爱赤臂裸胸地大干——这至少说明他尽管染上饥饿的神经质，心里也还有一个美好 的梦想，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个良好的表现，以达到早日离开这里的目的。
从严冬到开春，我们的汗水洒在了人工湖，其中还包括一批浮肿号的忘我劳动。当我 38年后去寻找它的身影时，它己化为乌有。只有那荒芜的废墟中，还残留着我们当年的劳 动印迹。我不无感伤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阳的土坡中间，我看见 有草芽从废墟的缝隙中钻出来——它挺像当时的我们。
在这段日子里，好像只留下巴鸿（北影导演）一个人在三畲庄，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 这不是他不愿意去人工湖轰轰烈烈一番——他从东北劳改农场来到这几时，一只手的五个指 骨，已然抽缩成了伸不直的鸡爪一般。当然还有伙房的一些同类，因为人总要吃饭，少不了 炊事人员。究竟准干上了这份美差，我已记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 在华侨出版社出版时，该社总编李是同志打来电话，和我来了一个黑色幽默：“过去我给你 掌勺烧菜，今天我给你出版作品——老伙计，我当年是给你做饭吃的伙夫！”经他提示，我 才记起这个瘦高瘦高的同类——他当年充当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后勤。
这个时期，董指导员向我询问过谭天荣和周大觉的表现。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因年代 久远而忘却。我谈及谭时，说到他体质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劳动中，总是找重活干，表现 是很出色的；至于周大觉，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他总是像牛一样埋头劳动。为了言出有 据，我还提出高元松队长每天去工地，可以证明我的汇报绝非虚言。我想：如果高层的头头 们，以他俩为尺子丈量全体老右表现的话，我无愧于同类，更无愧于良心。这是回眸挖湖造 山之尾，不能遗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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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 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前一节，从董和 高与我的谈话中，读者已能管窥到一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说得比较含蓄，而董的谈话 则更为赤裸。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迸铁丝网编织成的大门，门口值班室 的值班员李喜兰，就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