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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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删本以证晋代手写本之‘伪’？第二篇指《 兰亭序 》系仿效石崇的《 金谷序 》，章法构局宛然一致，并非如删本之前言不搭后语……第三篇则从内容研论（ 此乃王右军与支道林等在会上辩论人生哲理的感喟与见解，也须参照六朝时代的思潮背景与有关遗文，方能明白此序的真正价值——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玩赝品’的市俗问题 ）。”（《 治学历程 》）
关于郭沫若提出《 兰亭序 》系伪作的事，周汝昌又加注解说：“后来方知他此文是秉承他人意见而作的，当时引起高二适、商承祚的争鸣驳难，商教授曾多次来函要我协助，提供论据。”周汝昌的《 兰亭综考 》后来调整为两篇，分别是《〈 兰亭序 〉的“文本”问题 》和《〈 兰亭序 〉的内容问题 》，发表于《 江淮论坛 》1981年第1期和第2期。原来的计划是写十篇，分别考论原本真迹的迷失，摹书（ 唐人双钩廓填 ）和石刻之复杂翻摹仿写的各种“支系”、“流派”并辨别其优劣，最后考定哪一种传本最得原迹的真笔法。“但因刊物约定后不能履行续登，我亦忙于他事，此一番极细的考研收获，遂难收拾，年久俱化为云烟荡尽。”（《 治学历程 》）
周汝昌考论《 兰亭序 》，其宗旨仍然是归源于中华文化。他在《 兰亭综考 》中说：“为什么自己非要写写不可呢？因为我觉得这绝不是为一个‘书法家’争论‘一本帖’的问题，那样看就太小了。问题之不小，至少应从两层来看：①《 兰亭 》一序，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带有根本性或关键性的；②对于本来没有问题的事物，不怕提出疑问，不怕摆出新见解，但要看所提所摆的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想措词尽量委婉些，可是总无法回避一个存于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这第二点的言外之意，当然是批评郭沫若的学风有时候不够端正严谨了。
《 永字八法 》分上编、中编和下编，上编就是“书法艺术答问”；中编是“分论”，提出了“中国书道”，从汉字的源流、笔墨的分类和品评、永字八法的条分缕析乃至《 兰亭序 》的“奇致”等多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下编则是六篇专门的书法论文，有旧文，也有新作。全书三编，建构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书学体系。这本书出版后，在书法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摘引两段顾工《 当代书法名家批评·周汝昌〈 永字八法 〉》中的话：
周汝昌以语言、诗词笺注和《 红楼梦 》研究驰名于世，他在本书自序中称“我对‘书学’下功夫比‘红学’多得多”，这恐怕是就所耗时间长短而言——但如果你读完全书，就会相信周先生确乎不是偶涉翰墨，其见解的精深程度比许多专治书法的学者尤有过之，且多创见发明。
从《 书法艺术答问 》到《 永字八法 》，周汝昌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即王羲之书法的真相。因为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真、行、草三体要讲早期范本，都与王羲之有关，特别是后世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书（宋以后所谓帖学），要讲源头和最高典范，更是离不开王羲之。而由于其真迹失传，在众多摹本、刻帖中，哪些比较接近真实，必须要搞清楚，否则你就不能知道晋人书法的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周汝昌由此要害之处下手，重新阐释“永字八法”，纠正世人对“锥画沙”、“藏锋”、“遒媚”的误解，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风貌，应当是骏爽、明媚，清新俊逸，光彩照人。王羲之书法的真面，也就不应当是《 定武兰亭 》或《 快雪时晴帖 》这类锋芒泯灭、平和中庸的东西。对最接近《 兰亭 》原貌的本子，周先生推荐了两种，一是《 三希堂法帖 》中的元人陆继善摹本，一是张珩捐献故宫的另一元人摹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留心。
周汝昌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考证“遒媚”的真实含义。遒，紧步而行的样子，又有紧密的意思。媚，是意居形外，有风韵。“遒媚”是从神气方面来形容王羲之书法，而不是指骨力和姿态。读着读着，我忽然觉得，周先生的文章，结构之绵密，语言之精炼，也颇具羲之“遒媚”之意。再结合周先生的书法风格来看，就更能感觉到周先生的文风、书风和书法观的奇妙统一。如此完美的为文为艺之合拍，于今世的学人中已不多见了。
这是书法界内同仁的赞赏评价，应该是说得很贴切中肯的。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方面颇有交流。周汝昌现存的一幅背临《 兰亭序 》，自己题了一首七律，徐邦达题了一首七古，启功则题了两阕《 南乡子 》词。在争论《 兰亭序 》真伪时，启功把自己所存元代人陆继善摹《 兰亭序 》原墨本（ 早已流落海外 ）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给周汝昌。启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周汝昌，周汝昌也有唱和之作。启功还把自己一部研究书法字体结构的书稿清缮本寄给周汝昌请提意见：“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 大意 ）：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 启元白 》）周汝昌在回忆启功的文章后附缀有诗曰：“一度蹉跎被屈时，当年谁肯论交期。品书辨字常临舍，也为红楼寄梦思。”
说到周汝昌的法书墨宝，散落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也有在海外的，可谓不计其数。即以笔者任教的辽宁师范大学而言，笔者就看到了两位先生家中都挂着周汝昌写的条幅，内容又都是他处未见的周汝昌的诗作。这些零珠碎玉的墨迹和诗词题咏，只怕是漶漫无可收拾了。就已经结集出版的书法文本而言，笔者所见到的，一是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共四十首七言绝句，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另一种是山西的书海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 诗红墨翠——周汝昌咏红手迹 》，共一百一十三篇题咏之作。
《 诗红墨翠 》的自序中这样说：
中华古历岁次壬午，我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老伴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
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 红楼 》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说：“好，你念一个《 红楼 》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昔时的‘倚马立成’否？”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作业”计划。
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我喜欢一百零八符合雪芹原书“九品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精神。
……
这一百零八幅（原注：一百零八是一个基数，也是象征数；今本书在一百零八外又多收了几幅，可视为附录，不必过拘）书法诗作的一段经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为至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这一项印出来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围。因取名曰“诗红翠墨”——是诗、书、画、音律诸多方面痕迹，综合展现一个概貌，也为了纪念结发之妻淑仁八十冥寿。
此外似尚有二三种为《 红楼 》画册题诗的墨迹行世。周汝昌是一位才人，诗词、书法、外语、音乐吹弹、戏曲表演……他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满溢着才气灵气，与教条八股无缘。这也是一般的学界中人常不能真正领略周汝昌学术成就的一个原因所在，缺少才情的共鸣，也就对融才、学、识为一体的学术之独到深微之处没有感觉，而以“常情常理”、“形式逻辑”一类忖度衡量，进而觉得周汝昌治学过于天马行空，“不太规范”。周汝昌因此有强烈的“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情结。这种情结有时也就表现为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头。如《 诗红墨翠 》第三十四幅“咏素云碧月”诗后又加题语“壬午之春信笔如口占片时数首”，自赏之情跃然纸上。在与笔者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话语，如：“即为刘画（ 指刘旦宅《 红楼 》画——引者 ）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写于1996年8月“丙子立秋次日” ）
周汝昌的“咏红诗”数量极大，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题咏《 红楼梦 》本身，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如为刘旦宅《〈 石头记 〉人物画 》题咏和《 诗红墨翠 》；另一类则或赠人，或自咏，均涉及红学的演变发展，如本书中所引及的各篇。这些诗词，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论、红学谈，也是周氏红学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咏红诗有各种体裁，绝句、律诗、词、曲、赋……包罗万有，其中以七言的绝句和律诗最多。像周汝昌这样把一生的歌咏基本上集中在一个主题上，这在古往今来的诗家词人中，也是极有特色而罕见的。
题写在《 文采风流曹雪芹 》扉页的《 雪芹赋赞 》，是一篇对曹雪芹的礼赞：“情之圣者，奎耀神州。鸿才河泻，逸藻云稠。著书红叶，记梦红楼。悲女儿之命薄，痛花落而水流。共千红而闻泣，缘万艳以传愁。题沁芳之意苦，绘藕榭之境幽。身为皇家之下役，而宗潢尊之曰曹侯。……赞曰：大星不落，巨匠常新。通灵异士，慧业哲人。大智大勇，奇气奇芬。岂关稗史，实寄斯文。中华仰止，高山雪芹。”曹雪芹不仅是一位“稗圣”—— 伟大的小说家、文学家，而且是“通灵异士，慧业哲人”，是关系到中华“斯文”即整个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他的坎坷，他的血泪，他的奋斗，他的创造，他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光辉，会让人永远惊奇，慨叹，形于歌哭，发于笔端。周汝昌的咏红诗作，其核心即在于此。有一首诗是周汝昌自己颇为得意的，它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终身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深沉感怀：
千年一见魏王才，落拓人间未可哀。
天厚虞卿兼痛幸，地钟灵石半庄诙。
朱灯梦笔沉残稿，翠崦寻痕涨锦苔。
曾是青蝇涂白璧，为君湔浣任渠猜。
“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尝开”、“伟大也要有人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人们常常以这样一些话语慨叹曹雪芹于困厄穷愁中辛苦著书而《 红楼梦 》未完，其实，周汝昌其人其学，又何尝没有类似的境况情怀呢？
6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 唐诗鉴赏辞典 》中有周汝昌鉴赏李商隐《 乐游原 》诗的一篇文章。《 乐游原 》虽然只是一首短短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却是传颂千古的绝唱。特别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句，更被作为晚景虽佳，但已来日无多寓意的象征。周汝昌则在文章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玉谿（李商隐号玉谿生——引者）此诗却久被前人误解，他们把“只是”解成了“只不过”、“但是”之义：以为玉谿是感伤哀叹，好景无多，是一种“没落消极的心境的反映”，云云。殊不知，古代“只是”，原无此义，它本来写作“祗是”，意即“止是”、“仅是”，因而乃有“就是”、“正是”之意了。别家之例，且置不举，单是玉谿自己，就有好例，他在《 锦瑟 》篇中写道：“此情可待（义即何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意正谓：就是（正是）在那当时之下，已然是惘然难名了。有将这个“只是当时”解为“即使是在当时”的，此乃成为假设语词了，而“只是”是从无此义的，恐难相混。
细味“万树鸣蝉隔断虹”（此为李商隐另一首诗中句，其后三句为：“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引者），既有断虹见于碧树鸣蝉之外，则当是雨霁新晴的景色。玉谿固曾有言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大约此二语乃玉谿一生心境之写照，故屡于登高怀远之际，情见乎词。那另一次在乐游原上感而赋诗，指羲和日御而表达了感逝波，惜景光，绿鬓不居，朱颜难再之情——这正是诗人的一腔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若将这种情怀意绪，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一味嗟老伤穷、残光末路的作品，未知其果能获玉谿之诗心句意乎。毫厘易失，而赏析难公，事所常有，焉敢固必。愿共探讨，以期近是。
周汝昌的这种阐释是否即“获玉谿之诗心句意”，自然仍可讨论，但所谓“热爱生活、执着人间、坚持理想而心光不灭的一种深情苦志”，却十分恰当地写照了周汝昌自己的一生精神心态。他“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请一老篆刻家为自己刻石质镇纸上语，题于《 献芹集 》扉页 ），对《 红楼梦 》和其他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老而弥笃，到了八十多岁，耳聋目盲，还顽强奋斗，笔耕不辍，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发表，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创造了一个文化史上的奇观。其中作家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的《 红楼夺目红 》，更是一印再印，形成走红全国的轰动效应。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90年代后，进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模营建。首先应该提到《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 红楼艺术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三本书的出版。这三本书与工人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其实构成了一个“系列”，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已经包含的红学各个分支雏形的外衍延伸，也可以说是周氏红学体系的展开和深化。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 恭王府考 》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延用了《 恭王府考 》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 恭王府考 》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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