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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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芤氤蓅trong wind和heavy rain，而不能用big或great的。这就形成了周汝昌的“翻译观”：说到根儿上，真够得上称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精通所译的双方语文，“知己知彼”才行，如果靠查词典找“对应字”，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不三不四的“文句”，乱翻译一气，那不但糟蹋了被翻译的著作，对汉语也将造成污染和混乱。
周汝昌进一步追问道：鸠摩罗什虽然说了名言，但如果再追根究底，那还得问一问：鸠摩罗什自己赞美梵文，以为翻译成汉语后尽失原味，他的梵文造诣可能的确很深，但他的汉语水平能达到什么境界呢？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他当然了不起，但他能和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吗？所以他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实在也说不上什么文采，不过粗达大意而已。
所以，周汝昌在教授翻译的课堂上，反复向学生强调：要学好翻译，必须先精通双方语文，不能急功近利，用“换字技术”来对待这门严肃的文化工作。他对同学们说：前人已经提出翻译要追求信、达、雅，我看这三个原则也就是和真、善、美相对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信，就是信实，不走样，不扭曲，不变味，这不就是真吗？达，通过翻译传达出了原文原义，不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似是而非，不就是“善”于译事的功力成就吗？雅，就是文辞功夫，有修养造诣，不粗陋，不庸俗，不鄙野，不市井味，不流氓味，能给人以真正的审美享受，而不仅仅是“可读”就满足了。他又引经据典：信，大家看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大家不要误会啊，老子这里所说的“美”其实是指粉饰造作的假象。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
周汝昌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中英文翻译课本身，也是在追求和实践信、达、雅和真、善、美，在身体力行“精通双方语文”——进一步就是“精通双方文化”。他后来以一首七言绝句总结说：“嚼饭奇言最可惊，达真昭信会文情。登堂授业当年事，死法先生享万龄。”
除了上课教翻译外，他自己也在继续作研究和翻译的实践。1952年上半年，完成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论文《 宋词语言的研究 》。1952年8月13日，写定了《 楚辞中的“予” 》，后来收入文怀沙的《 屈原九歌今译 》（ 文怀沙就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 〉新证 》的责任编辑王耳 ）。文怀沙对屈原和《 楚辞 》的翻译和解读是建国初期影响颇大的文本。
1953年4月，周汝昌又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翻译成汉语。还需要提到的是，1953年1月1日，次子建临出生。想象一下当年周汝昌与参加成都市妇联工作的毛淑仁夫妇，负担着两子三女的家庭，实在也是不容易的。周月苓说：“没有我妈妈做我爸爸的后盾，不知道爸爸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可她帮了我爸爸的很多忙。我们从小任何事情都是在我妈妈（ 几乎是她一个人 ）呵护下长大的，我爸爸一直在外面，直到我们去四川他才和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我妈妈，可能我们的上学都得成问题。记得我还非常小的时候，在天津老家，我妈妈就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问题。是她带我拿着小板凳去上学。到了四川，我妈妈不知道转学的手续，没有转学证就不让插班，我只好从头（ 重考一年级 ）念起，和妹妹在一个班里，所以我毕业比较晚。”
在家庭负担非常沉重的情况下，周汝昌除教学外，还能做出许多研究成果，与妻子毛淑仁的能干大有关系。难怪俗语说每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了。周汝昌曾经说：“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夫人毛淑仁功不可没。她对我治学的协助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而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的辛苦是不易殚述的。她的记忆力极好，无论何时，需用何种文献、物品，她好像连想都不用想，马上手到擒来。红学以外，可举《 范成大诗选 》改新版这一事例，她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面逐字核校了一遍，费时月余。记得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专心致志地为这部书的质量做出重要的贡献。”
2000年6月，周汝昌教过的原华西大学学生刘浔生，看到1999年第4期《 人物 》杂志刊登的周伦苓写的《 我的父亲周汝昌 》一文，勾起了许多回忆，写下了《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篇文字，下面择要摘录，可作为周汝昌在四川时期的某种史料印证：
话从一九五一年说起，当时原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系上的教师所剩无几。课要上下去。外文系的学生的外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谁来继续执教呢？在西南地区，只有从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们身上打主意。但是这些人的英语说得能和外籍教授一样流利者，就很难找了。贸然来华西大学外文系上课，可能有点麻烦。华大的领导和师生正在着急之际，哲史系有名的缪钺教授向学校推荐了一位教师，他便是周汝昌老师……
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吸引了我们，打动了我们。周老师中等身材，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套蓝色的中山服，朴朴素素的，脸色略显苍白，温文尔雅，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长年累月在书库中或图书馆里发愤苦读的学者。微笑淌漾在他的脸上，也从眼神里流露出来，好像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周汝昌”三个字，接着在名字下面写了“卅三岁”。师生间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周老师的字写得好漂亮啊！”后来周老师送我一本他写的《 书法艺术答问 》，我才知道周老师的书法是学有渊源的。他积累并且发扬了我国历代书法家的优点和精华。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大文豪，在友人家中看到周老师写的一幅“赋马”的单条后，竟不断用手杖击地赞叹：“好字！好字！”
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一节课飞也似的过去了。大家围住周老师，不让他走。我说：“周老师，您的英语怎么说得这样好？”周老师说，他在燕京大学一年级时，有一个华侨同学的英语讲得真棒，全班数他第一。周老师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赶上他。皇天不负苦心人。周老师学到四年级时，全班公认周老师的英语讲得最好。
我们华西大学外语系二年级的同学不到十人。读起英国文学著作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有点废寝忘食。学校开大会时，有些同学悄悄在下面读，有的外籍教师上课时，有些同学溜到小天竺街的居士林茶馆读。唯独上周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缺席，没有一个人走神。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他顺便以《 水浒 》中的武松打虎为例。同学们谁没有读过《 水浒 》呢？有的人可能不只读过一遍。可是再听周老师讲武松打虎，我们好像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沉浸在故事的境界中。周老师边讲边用手势比划。我们只担心少听到一个字，只担心听漏一句话。周老师讲得这样生动有趣，原来和他幼年酷爱京剧和曲艺息息相关。
周老师教我们的翻译课，让我们翻译的材料十分广泛。有时我们会感到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比如有一次周老师让我们翻译《 Pocket Oxford Dictionnary 》（《 袖珍牛津字典 》）的序言。这本字典曾被林语堂先生称为学习英语最好的工具。他去任何地方，随带的箱子里总要留出放两双袜子的地方来放这本字典。当然，现在只用两千常用词编的字典就比这本POD好用得多，方便得多。周老师要求我们在一节课里就把序言译成中文。下课时，谁也没有完成作业。当天晚上，我去周老师家请教翻译中所遇到一些难点。周老师继而谈到翻译的技巧和艺术等。他顺便把他译成中文的一首英诗给我看。我记得是英国伟大诗人之一雪莱的《 Prometheus Unbound 》（《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周老师说他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译文。我把两个译文进行比较，我觉得郭老的译文是天马行空，词藻华丽，而周老师的译文更表达出雪莱写此诗的意境，让我更喜欢一些。
一天晚上，我又去周老师家，看见桌上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翻开一看，是林语堂编的《 汉英大辞典 》。再仔细看下去，有近一半的词下面都有批注。周老师说：“我把辞典中的词、短语和句子错译的地方，或有不同译法都写在旁边。”我心里想，这个工作需要好多时间和好多精力啊！没有丰富的汉语知识和英语知识，怎么能轻易下笔啊！
又一天晚上，我去周老师的家，正好他参加政治学习回来。我随便问他政治学习学什么内容？周老师说：“就学这本书。”我一看是胡乔木写的《 中国共产党卅年 》。书的每一页的顶部或旁边都有周老师写的字。我说：“周老师，你学习的心得和体会不少呀！”周老师说：“不是的，我是把书中不合乎汉语语法、不合乎逻辑思维的地方改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们那时也在学这本书，我们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学，根本没有想它的用词遣句。看看周老师对此书的改正，的确改得对，改得有道理。心里还是为周老师担心，怕他惹麻烦。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份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公之于众！”周老师一笑置之。
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贤良的妻子。周老师那点菲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真是有点捉襟见肘啊！周师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却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了周师母，周老师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教书，专心做学问。周师母是功不可没的。我们这些年青而又不懂事的学生，胃口很好，食欲特佳，往往一进周老师的家就大声问周师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不管是在下午或是在晚上，周师母总会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一些让我们嘴馋的东西来。至今我还念念不忘周师母做的肉饼。最近在电话里，我还夸奖周师母的厨艺。她谦逊地说：“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二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1三十而立
来到成都以后，除了上述教学、毕业论文和翻译等工作外，周汝昌并没有停止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继续深入探索。前几年于北京研究写作的成果，经最后的修订，原拟的《 红楼家世 》后改名《 证〈 石头记 〉》，最终定名为《〈 红楼梦 〉新证 》，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共三十九万字。此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经历了漫长的不断加工过程，周伦苓说：“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证 》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在《 我与胡适先生 》第十四节《 红夏喜双收 》和第十五节《 口耳校红文 》中，周汝昌生动地记述了天津老家的院落住房情况，以及自己与四哥祜昌分工合作，一方面是甲戌本录副本，另一方面是将纸条上的材料整理成《〈 红楼梦 〉新证 》，以及向友人求助购买朱色墨等，读者可以参看。
黄裳（ 容鼎昌 ）先生于2004年10月13日给笔者的信函中这样说：“我和汝昌兄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且同斋住宿，时间一年不到。我只知道他当时已婚，为人缄默，与同学来往甚少；不喜运动，喜京戏，他曾赠我一张剧照，他扮《 春秋配 》中的李春发，丰神倜傥。我们曾结拜为把兄弟，曾拍过一张照片（ 见我的文集 ）。每日晚饭后多散步于墙子河畔，多谈及《 红楼 》，其详情，无可回忆，只见我与汝昌的几篇文章中。抗战及战后，消息不通，我入《 文汇报 》，编副刊，见汝昌发表于《 燕京（ 大学 ）学报 》之《 红楼 》论文，极赞赏之，为转载于报上，引起不少反响，从此恢复通讯。他的《 新证 》书成，我曾努力为之规划出版，曾介绍给开明书店（ 叶圣陶 ）、平明出版社（ 边余 ），皆不成。后终由棠棣出版。”
黄裳先生叙述得比较简略。其实还有更具体曲折的出版过程。透露《〈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写成，首先是《 燕京学报 》第37期刊登出周汝昌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在文章末尾提到这部书稿，当时名为《 证〈 石头记 〉》。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友人和出版界人士的注意。张慧剑在上海的《 新民报 》发表一篇文章予以赞扬，朱南铣向周汝昌商洽借阅周氏兄弟录副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黄裳则主动写信将书稿推荐给开明书店，信封上写叶圣陶收。但过了一段时间，开明书店把书稿退回给周汝昌。周汝昌对退稿时“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颇有情绪，揆其原委，叶圣陶是俞平伯的密友，而《 证〈 石头记 〉》在一些方面与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观点枘凿，至少在篇幅上远远压倒了《〈 红楼梦 〉辨 》，叶圣陶不愿承揽出版此书，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化部任职同时还在上海棠棣出版社兼任编辑的文怀沙① ，这时也注意到《 证〈 石头记 〉》，他不认识周汝昌，就转托曾代胡适向周汝昌传书递简的北大教授孙楷第②，请他作中介约见周汝昌。孙楷第设晚餐，让夫人去周汝昌的宿舍邀请。但那时刚放了寒假，周汝昌已经订好火车票，当晚就要回天津老家，正忙乱地收拾衣物行装，孙太太却没有说明是出版书的事，只是说“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你去吃饭……”周汝昌要回家，就辞谢不去，孙太太连来了两次，也没有解决。
等到开学返校，清华大学的一个友人周祖譔③ 见到了周汝昌，说曾遇见文怀沙，抱怨周汝昌“架子大”，拒绝约见，周祖譔奇怪说我认识他，不是这样呀，那一定有别的缘故。经周祖譔的沟通，周汝昌才又和文怀沙联系上，约好把《 证〈 石头记 〉》书稿誊清交给文怀沙。周汝昌那时已经准备去四川，杂事多，时间紧，四哥周祜昌热情相助，把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誊清，工作量的巨大和抄写的劳累可想而知。
1952年冬季，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周汝昌收到书稿的分批校样，开始校对。书稿是在上海排印，首先寄给在北京的文怀沙，文怀沙寄到成都，周汝昌校完后寄返北京，文怀沙再寄回上海棠棣出版社。这样往返多次，才将书稿校对完毕，棠棣出版社付印后由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的长风书店发行。《 证〈 石头记 〉》改名为《〈 红楼梦 〉新证 》，是文怀沙的主意。他认为这样一改，可以直接针对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发行上，都更为有利。文怀沙对出版这本书很热心，他特意邀请著名作家沈尹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