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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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关天茶舍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应广大网友的强烈要求，关天的几位斑竹决定，将在“十六大”结束那天，组织广大网友在线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并开辟专栏，刊载广大网友的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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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何在？——由废弃的母校所想到的
（起8W点8W中8W文8W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9：00 本章字数：2705）
去年回乡，顺便去我开蒙的小学转了一圈，——确切的说，它曾经是所学校，现在废弃已经6年了。两幢红砖砌成的房子，一幢拆了，一幢卖给一个养猪专业户作了养猪场。
昔日育人，今日养猪。真是如此让人感叹，特别是它曾经是我们家兄弟三人开蒙的母校，当年这里留下我们三人快乐的童年，当年我们是在这个已成为养猪场的地方，接受了文明的第一缕阳光。没有这第一缕阳光，我们兄弟三人，不可能走出四围青山，去寻找另外的生活。而今，我只是来凭吊而已，操坪前那两棵大樟树已经砍伐了，唯闻众猪叫声以及臭秽之味。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黍离》之悲，不由得涌上心头。蒙昧的童年，被打开第一扇窗口的情景，还宛若昨日。
我六岁入学，正逢1978年，“上头又让考大学了。”这种消息给斯文不断、尊师重教的山村吹来了清新南风。我入学时，这所由大队草草盖起的学校，刚使用3年，只能容下三个班级，我当时上的是复式班，一年级和三年级共一个教室，老师教我们拼音时，三年级学生就做作业。后来漫漫扩充为5个班。学校鼎盛期也不过200名学生，5位教师，而且都是民办教师，在大队领工分。
我记得第一次报名时，当时我们都没有上过学前班，直接进一年级，交学杂费2元5角。无论物价以后多么飞涨，2元5角的学费依然让今天的家长艳羡不已，而且困难的家庭都可以免交。第一天，老师让我们数数，以测试一下学前的基础，我掰着手指头，数到“一、二、三”，就什么也不会了，而我们大队会计的儿子能数到100。连五个手指头都数不全的我，很嫉妒地看着大家为这位数完100的同学鼓掌。然后老师带我们去公共厕所面前，告诉我们认清“男女”两字，男同学只能上男厕所，女同学只能上女厕所。对于山野儿童来说，这种教育确实必要。
识男女之大防，便是此生老师教我的第一堂课。
可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却出过50余名大学生，其中有一位还是1986年全省高考理科状元，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了。
这样一所学校，为什么会废弃呢？我问了问村里的人。有人说，大队解散了，没有人出钱给民办教师，几位年青的老师出去打工了，转正的一位民办教师调到乡中心小学去了。学校办不下去了，只好让孩子全部转到4里外的乡中心小学了。但更重要的是，学杂费太高，有些根本交不起学费的孩子辍学在家，有些孩子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了。
一位爷爷辈的老人对我说，自从学校废弃后，我们村去乡向中心小学读书的孩子，没几个发愤读书的，好些人不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老人摇头叹息：“这个学校拆不得的，我当年就这样说，这个学校风水好。为什么进了乡中心小学的人，读书远远比不上你们那年头呢？”
老人将我们村教育的败落归咎于风水，真的是风水吗？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之前，一个山村小学反而办得红红火火，义务教育法实施之后，农村基础教育反而如此凋零呢？
事实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在1978年至1986年，是发展非常不错的几年。农村孩子读书，只象征性地收点费用，教师多是民办教师，由大队给工分或适当补助。虽然教学质量不尽人意，但基本保证了每个孩子上学的权利。
现在，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呢？
自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尽义务的主体一直是倒置的。义务教育是国家的教育，是政府的教育。如果说，高等教育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需要话，政府没有给予更多的资助，由学生交学费可以理解。那么义务教育应该完完全全由政府承担。我国1986年实施义务教育法，1992年加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政府对全国，也是对全世界的承诺。
在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义务教育最能凸现对人权的尊重，也是提高民族普遍素质最重要的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事务，决非一县一乡，更不是某个家庭的义务。在美国，承担义务教育费用的主要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占60％多，其余由县一级政府负担，而高等学校费用，来源面广，除公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外，众多的私立大学则筹资渠道很多。其他西方各国和日本基本如此。这样最低限度减少因家庭差别、地区差别而带来的教育权的不平等。反观我国，几乎和美、日相反。家庭承担最多，目前家庭承担孩子义务教育的费用在60％左右，然后就是乡政府负担，省、中央政府负担的很少，每年只有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包括教师的工资、校舍的修建，基本上取自于农民。“人民教育人民办”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的。如果基础教育费用取之于农民，还要政府干什么？政府收税做什么呢？教育、医疗在大多数国家是社会而此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社会公正的调节器。陕西省从1978年至2000年，全省农村用于修建校舍、改建危房的累计100个亿，竟有80％是农民集资的。
今天，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再让农民负担如此重的义务教育费用，已经不可能了。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的财政体制并没有很快跟上来。虽然中央、省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大多数义务教育费用由原来乡级政权改为县级政权负担。
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大多数县级财政已是千疮百孔，负债累累。甘肃一个22万人的县，9000人吃财政饭，而这9000人中间，有6000多人是教师。县级财政最主要的负担就是义务教育费用。如果继续让县级财政承担义务教育费用，只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农民负担继续增加，二是农村和城市、东部和西部义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2001年“两会”期间，几十位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要求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全部承担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费用，哪怕首先是小学阶段的费用，包括教师工资、校舍修建、学生的各类杂费，做到真正的免费教育。中央、省级两级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呢？一位政协委员给我算了比账，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1。9亿，农村的顶多1。4亿，其中在小学阶段的顶多1亿，以每人每年2000元计，也就2000亿人民币。两级政府难道拿不出来？这位政协委员动情地说：“全国一年请客吃饭吃掉多少？一个走私案涉案金额就几百亿。这点钱我不想信拿不出来。朝鲜、尼泊尔不比我们穷吗？他们都是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必须大力改变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只有义务教育成为真正的免费教育，我国广大农村的义务教育才会有根本的改观。
但愿，不要有更多的农村小学被废弃，不要有更多的农村孩子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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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怀念萧红：六十年了她依然年轻
（起6G点6G中6G文6G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01：00 本章字数：1216）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犹护花。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是1938年，萧红流落到西安，和好友聂绀弩说得一席话。
这个倔强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东北才女，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前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香港，一位北国女儿，在端木，她最后一个爱人的陪同下，离开这个世界，年仅31岁。而关山重重，遥远的故乡仍然还在日本的统治下。生长在最北端的黑龙江，而客死在最难端的香港，这也许就是宿命。萧红的生与死，最准确地说明了她的一生：漂泊、漂泊、还是漂泊，人在漂泊，感情也在漂泊。
萧红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今天我们透过她《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一系列作品，回顾她的漂泊路，我们觉得，她依然是个年轻的关外女子，飒爽泼辣，多情而豪放。
萧红之所以难以让人忘记，除了她力透纸背、蘸满东北大平原人们血泪的作品外，更多的是因为她的悲剧人生很典型地折射了那个时代。
比起庐隐、谢冰莹、谢冰心、林徽因、丁玲等人，萧红无疑是小字辈，成名晚，生长在北国边陲。但她的才气，她对命运抗争的传奇色彩，根本不亚于前面那些女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性作家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她们承受的压力远远大于男性作家，她们的抗争，也格外剧烈，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对感情、对家庭、对社会、对文学，她们发出的振耳发聩的声音，是那样凄厉而不为世所容。她们的感情生活因此也充满变数与坎坷，萧红、谢冰莹等人都有过逃婚的经历。而萧红更惨，先被一个浪荡子所骗，怀孕后被留在旅馆作抵押，几乎被店家卖到烟花巷还债。1932年被侠义的萧军从虎口中救下后，两个东北流亡青年一起流落到上海。
然而二萧的性格，决定两人能像李靖和红拂那样夜奔，但不可能像梁鸿、孟光那样相敬如宾。她曾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萧军晚年说过，“如果从妻子的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萧红是个没有妻性的人。”
作为一个女人，萧红很少得到男人的宠爱与呵护。我想，萧红应该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渴望被爱着，渴望做母亲。然而。造化弄人，上天剥夺了她作为女人最基本也是最温情的权利，感情屡受磨难，两个孩子都没有存活。这是萧红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不幸成就了文学上的萧红。
比起谢冰心、谢冰莹、苏雪林、张爱玲这些女寿星，短命的萧红令人叹息。但她在一个女人最美丽的年华离开世界，我宁运相信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幸运，就象在最高潮谢幕一样，她把青春和美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否则作为鲁迅的弟子，她会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像胡风、萧军、丁玲那样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沉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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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谁在阉割汉语？
（起4G点4G中4G文4G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02：00 本章字数：2274）
看了云飞兄的《汉语的灾难》，我也忍不住想说几句。
钱穆先生曾经专门撰文论述汉语之精妙，我国先民在刚刚走出蒙昧时代，就在殷墟龟甲上为我们留下：“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冯沅君先生认为这几句卜辞和汉乐府《江南》：“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有异曲同工之妙。
传说“仓颉造字，夜闻鬼哭。”我们的祖先相信文字是有魔力的，和汉字一起诞生的许多民族的古文字，现今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文字化石”，只有汉字，经过多少代政权鼎革、白云苍狗，依然被13亿人使用着。尽管有过白话运动，但汉字并没有经过这场运动而失去其魅力。
然而，在我开始启蒙读书，到今天，二十多年的识字生涯中。我发现我周围，许多人特别讨厌汉语文。上小学、中学时，许多同学最讨厌的就是语文课，到了大学，许多人是不得已被调剂到中文系里，根本不喜欢中文。老师让看四大名著，干脆看据《红楼》、《水浒》等改编的电视剧代替。工作后，看到身边的新生代，许多人英语比汉语还娴熟，和你说话时，汉语里时常混用英语单词。香港周星驰式的说话方式，被他们奉为圭臬。
汉语确实遇到了困境，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似乎被阉割了。是什么阉割了汉语？
云飞兄的分析很有道理。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强化，公共语境空前地染上意识形态色彩。但这样说还是有些简单，任何一个时代，公共语境都会受流行政治语言的影响。但是在古代，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政权的运行，基本上只到县一级。公文案牍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小，虽说是以礼治国，隐含着对全体臣民有一种道德要求。但在政治运转的语言之外，精英和民间的语文发展基本上不受上层权力的影响，有着自己的规律。
社会的精英层，他们通过科举才可出仕，但八股文仅仅是他们一种手段，一旦登科出仕，他们往往醉心于文学之事，在许许多多酒宴游冶、赠别酬答之中，一点点推动了汉语以及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的发展。诗、词、曲、小说，这些在文化精英手中大放光芒的文学形式，最初肇始于民间。几千年来，虽然有过文字狱，我们的语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由于几千年都是文化精英治国，即使是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也不乏美文。今天我们读唐人的上表，明清的奏章，常为作者能把一篇公文做得那样好看而感叹。
自我党建政以来，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汉语的粗鄙化、口号化似乎成为趋势。意识形态无所不在，行文说话，想挣都挣不脱，在巨大的网中，往往无意识迎合流行语境，文章和说话便成了千篇一律。这种泛政治化，又决定了语文教育强化其政治功能，语文课本完全变成政治的风向标，让汉语可爱起来，让刚接受教育的孩子喜欢祖先给创造的语文，何其难也！
云飞兄肯定学过黄帅反潮流日记之类的东西，余生也晚，但上小学一年级是1978年，偏僻山乡，带有文革色彩的语文课本还来不及换。我至今记得第一期有一篇课文叫《文化大革命好》，开头就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刘少奇林彪被打倒。”几千年前的村姑都会唱道：“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杞。”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却用这些民间泼妇咒语般的文字教育下一代，能让下一代感受汉语之美吗？我们仔细回忆一下，即使“文革”结束后，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的什么东西？课本里到处是“抓纲治国”、“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类的语言。
强化语言的政治功能，本来就令人担忧，更何况我们夺取政权，主要依靠基层工人农民，没有用雅语言的传统。起于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