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个人文集-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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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理念，在今天的中国，通通说不通。
因为中国的新闻不是自由的，中国的媒体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党政的宣传工具，是公权力的附属物，中国的大多数记者——至少是官方色彩浓厚的媒体记者是“党的人”，是“国家干部”，而作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它的定位是“党的耳目喉舌”，喉舌之外，再加上“耳目”两字，所以独立的新闻运作，保护新闻源岂不是一句空话？
随着南方一些带有民间色彩的媒体崛起（包括安替供职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一批接近于真正记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开始出现，新闻也开始按照通行于全球的规律运作，我们似乎看到了真正的新闻理念在中国扎根。然而一件件事情出来后，我觉得以前太乐观了。《中国经营报》当初的承包人被赶走后，某官方人士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办的。
兼有“耳目”的新华社自不用说，就是最强势的中央电视台以及被一些老百姓视为“焦青天”的“焦点访谈”栏目，他们也不是真正按照新闻规律来原作，他们的力量也不是完全来源于“舆论”，而是来源于其“权威性”，央视的这种“权威性”背靠的就是“公权力”。“焦点访谈”往往扮演的不仅仅是所谓“民意”的代言人，而且还扮演了丑恶是非的裁判者，所以我们看到焦点访谈记者以及主持人那种“替天行道”的凛然正气，也常常看到他们先暗访，再向执法部门举报。地方官员之所以害怕“焦大人”，是因为“焦大人”能上达天听，“焦大人”说的话和他们的乌纱帽有关联，而不是真正的“舆论”使他们害怕。
由于媒体成为官方的附属物，那么媒体等级森严，记者分三六九等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一些中央媒体，按照机关那套方式运作也很正常。本人作为某中央媒体的从业人员，作记者前曾在某中央部委供职，几年的记者生涯，使我觉得在媒体和当初在衙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出去采访常常受到高规格礼遇，官员陪同甚至把警车都开出来。因为中央媒体往往在宣传重大政治任务时是“集体作业”，十几家中央媒体一起出去，简直就是扰民。但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你怎么办？
中国大多数记者都面临着我这样的困境，我们对起码的新闻规律不是不明白，但是在某种力量的左右下，你又得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运作。中国记者拿红包，中国记者借用“钟馗”打鬼，许多西方记者不理解，他们惊诧于中国记者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不知道，中国记者就是一帮没签卖身契但已经投靠“豪门”的衙役，“威风”是以牺牲自由换来的。
这样畸形的中国新闻界。不可能形成健康的职业文化和稳定的职业共同体。正如司法不独立，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培养、选拔随意性强，便形成不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如何面对困境，走出困境，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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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热点聚焦＇农民进城命若鸡？——我对收容的认识
（起9J点9J中9J文9J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9：00 本章字数：2807）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后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宪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法有冲突的行政法规。我找到一位在国务院法制办干这项工作的朋友，问他92年出台的收容暂行规定，是否在清理之列。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办转发两部委的文件，根本不是行政法规，暂时还不在清理之列。
当从法律上、制度上不能给公民提供保护时，看起来弱者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强势与弱势是相对的，谁都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谁都可能成为一项违背公正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过去的大臣，今天还位列三公，明天就可能被抄家、腰斩，他和草民的命运没有本质的不一样。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手握一本宪法，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去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诚哉斯言。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城里还是乡村的，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包括那些遣送过或者正在遣送进程农民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来关注这个问题，平等地、理性地对待农民兄弟。社会群体的对立、城乡的分割是很可怕的。
一位在一家饮料厂打工的民工（我用“民工”这个词，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对我说，软饮料你千万别喝。我们在纸包装饮料封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谁叫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反正我们也不会花钱买这些饮料。
北京平安大道红绿灯可以由过马路的行人用手控制。夏天，一些民工并不过马路，而是在马路边乘凉。他们没事就按绿按钮，让空空的人行道变成绿灯，让汽车等着变灯，自己在一旁呵呵直乐。我为此问过他们：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吗？一位进城青年振振有词说，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为什么要守他们的规矩？
你不尊重人家，而要人家老老实实守你们定下的规则，是不是太不现实了？去年青岛市人大会期间竟然有人提议案，要求为民工设立专门的“候车区”。我听了感觉悲哀。参政者如此素质，他难道不了解世界上人为隔绝族群带来的悲剧么？如果一个社会陷入这种相互憎恨、报复的循环中，谁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受伤害者呢？
我曾经对一些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现在很多村当家的不是复员军人，就是去城市打过工的青年农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一些饱受歧视、遭尽白眼的村长对城市人、对上面政府机关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视情绪。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再多一些这样的当家人，我们的国家会怎样？
胡鞍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善待进城农民，就像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成为市民。胡鞍钢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打破户籍壁垒，城市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现在多达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挣钱，但由于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敢在城市消费，一分钱都要攒下来，寄回农村建房子。流动的货币变成了农村固态的房屋，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他们能自然地被城市接纳，那么他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就会逐渐融入城市。中国的出路必须是城市化，减少农民的数量。6、70年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劳动者。
想想，当今天欧盟国家之间，国民可以自由地流动，不用签证。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办暂住证。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象现在的新新人类问什么是布票一样，惊讶的问我们，什么是暂住证呀？
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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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首善之区的恶霸村支书如何炼成的
（起8G点8G中8G文8G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59：00 本章字数：1343）
据今天的《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警方刚刚破获一起杀人抛尸案。北京顺义区李遂镇牌楼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郝化春，六年前因村民杨某“不听话”，伙同当时的村主任（郝当时尚未兼任村主任）、自己的侄子将杨某骗去“商量事情”，然后把杨某杀害，抛尸到一口废井。
报道称，“因为一句闲言”，这起凶杀案才露出端倪，我大智大勇的公安战士“顺藤摸瓜，”破获了这起重案，更据报道称，郝某在村里做了近十年的“当家人”，欺男霸女，横行一方。老支书不退位，他放火烧老支书的院子；有村民服刑后，他上人家里调戏别人的妻子；将村里1000亩土地存包给自己的“团伙成员”，每亩每年租金仅仅3元。
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党支部和村委会被黑恶势力把持，将“党权”和“村民自治权”作为鱼肉乡民、攫取利益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此恶霸村支书，能占据一村的最高权力近十年，能杀人抛尸后六年内稳如泰山，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注意到，郝某是先当支书，再兼任村主任的。也就是说他是由攫取“党权”再推及到“政权”。党支部书记必须由镇党委同意方能任命。在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又是在信息发达、村民见多识广的京郊，郝某长期的所作所为，他对“老支书”的“逼宫”行为，该镇党委这么多年来，怎么会毫无所闻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受到欺压的村民如何向上级反映，又如何失望。而像由杨某这样“不听话、不服管”村民突然从人间蒸发，六年内竟然没有人问个究竟？合伙杀死杨某的有好几个人，而且是以“开会商量事情”的名义骗去的，怎么一样蛛丝马迹都没有？当地的公安机关这几年干什么去了？郝某为恶的背后靠山是谁？我想应该不辨自明。
郝某这一事例在全国很具典型性。在中国的基层，黑白合流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由于是党政体制，村民在“海选”村主任，行使选举权时也屡屡受到了“党权”的干扰。在许多地方，村主任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村支书是上级任命的，最终当家的还是上级党委指派的村支书。也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昌平区，去年有媒体报道，某村村主任由村民选出几年后，该村的党支书就是不交村财务的账本。由于支书有镇党委的支持，老百姓对于这种公开违反《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行径无可奈何。
基层党政部门愿意把村一级权力“委托”给“能人”、“强人”，里面的原因很多，一是图省事，这样的人治百姓能“镇得住”，另一方就是这些“能人”和“强人”和上一级权力部门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能人”、“强人”们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基层权力，反过来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更加无法无天。在这种黑白合流中，老百姓自然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
在明清被我们斥之为“黑暗”的时代，最基层政权在县，所以当时皇帝明白县官是“亲民之官”，对县一级官吏格外重视。今天的“亲民之官”在乡镇政权，用一句时髦的政治属于来说，最能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就是这些基层政权和乡村党政干部。
让郝某以及郝某的顶头上司们来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结果会怎样呢？《京华时报》的报道已经给了最好的说明。“首善之区”都如此，遑论全国！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 黑暗总是“极少数的”，主流总是“光辉灿烂”的。 （200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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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热点聚焦＇从“报道女生卖淫”风波反思这些 年我国高教“大跃进”
（起4Q点4Q中4Q文4Q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0：00 本章字数：2651）
闹得沸沸扬扬的“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风波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中国青年报第二天在网络上道歉，接着又在《青年参考》、《中国青年报》头版道歉，仍有一些人对采写这篇报道的陈杰人，对刊登报道的《青年参考》提出进一步追究的要求。如何进一步追究，法律能够介入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已经不重要，陈杰人受到何种处分也已经不重要。你说他冤枉也好，你说他咎由自取也好，在“稳定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