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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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发现了这些，在惊讶之余便是深深的失望。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教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所有这一切，爱玲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可是，在待人接物的这些常识方面，她显露出了惊人的愚笨。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那些沉痛的警告没有给她任何的影响。有一次，母亲逼急了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爱玲的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母亲甚至怀疑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女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母亲虽然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爱玲自己总觉得心理上十分的难受。而母亲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她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她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这时候，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英格兰”这三个音节让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是浴室里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游历过欧洲的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爱玲还是更愿意想像着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走过的英国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就潜下心来好好复习了。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那些心怀梦想，期待未来的日子是美妙的。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读。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面前。
回忆这一段中学时期，爱玲后来对爱人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就像继母曾给她用雪青丝绒做了长袄裙，她便说：“喜欢你。”每每回想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1）
（1939—1941）
1939年的夏天，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读书。她第一次看到香港海的时候，那蓝得令人吃惊的浓而阴郁的海，令她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爱玲的心情也未必是十分畅快的。毕竟，入港大本非她的第一志愿。美丽的英格兰之梦破灭了。然而，必竟离开了伤心地的上海，希望就在前方。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作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但是，他们那时并不认识。
那段时间，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教西方文学的是位绅士气很浓的先生。他最爱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他就会顺手掏出雪茄烟来燃上，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陶然欲醉。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冉的老先生，总爱穿一袭长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爱玲总爱听他念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而听他念“唐诗宋词”时，从他的眼里读得出长安风情，汴梁遗韵……爱玲还喜欢一位叫佛郎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虽险，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爱玲常常流连在图书馆里。她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扑向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乌木长台，那沉沉的书架子，淡淡的书香味，那些精装书的厚厚书脊，摸在手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许久许久没有人来了。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不亚于当年哥仑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爱旧书库里那略微有些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因长年不见天日，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它们，犹如握到了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她觉得这脉血缘将永远流在她的血管里，一生一世。当时，爱玲的同学们是来自各地的。爱玲自己虽不善言辞，但她喜欢听她们讲述各自有趣的故事，学她们说家乡话，跳家乡舞蹈。小小斗室，总是盈满了欢声笑语。
在香港大学，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爱玲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on armfwl。”）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姐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爱玲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着炎樱。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那篇妙趣横生的《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也许，炎樱与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
在港大，为了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爱玲苦练英文，停止了中文写作，给家人写信也用英文。她还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的原著，像萧伯纳、劳伦斯、毛姆、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便是收到姑姑的回信，姑姑多年游学海外，英文写得地道而流畅。那娟秀流畅的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还伴着一缕淡淡幽香。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渐渐地，爱玲的英文水平大增，逐渐娴熟如母语。即便是随手拿来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能毫无障碍地读下来。
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作，便是创作她的散文名篇《天才梦》。《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举行征文比赛。要的题目是“我的……。”首奖奖金达500元。爱玲心中一动，她希望能获得一笔奖金来弥补学校的日常开支。而且，《西风》杂志在30年代走红一时，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办刊宗旨，是爱玲颇喜欢的。
爱玲的应征稿是一篇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天才梦》。虽已有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但这篇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那是以一个富有灵气的“天才少女”的自叙展开的。她描述了自己种种超乎寻常年龄的孩子的“天才”：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身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爱玲的笔锋一转，写到自己“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并且，列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这些在常人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事，在张爱玲那儿却成了难事。也许，大智若愚。这只能算是“天才的乖僻缺点。”文章在最后得出结论：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2）
在这篇散文里，我们聆听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心灵独白。我们读得出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自信，甚至有那么一点儿的自负。爱玲是一个有才华，而又勇于向众人展现自己才华的女孩子。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把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征文启示中规定字数。爱玲只好把这篇长文一缩再缩，颇有些“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此次征文共有685名应征者参加，其中有13人得奖，照启示原来规定，获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的佳作仅名列荣誉奖的最末位。获得第一名的是一篇悼亡之作《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文笔内容俱一般，且字数是超过规定的。而且，在而后出版的获奖作品集所用的书名也叫《天才梦》。爱玲显然是对这次评奖结果愤然的。这次获奖给她带来的名誉，与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次征文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早年张爱玲的一些秩事。《天才梦》成为了爱玲早年时代的“压卷之作”。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读到她的中文作品时，爱玲已是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才女，已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