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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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还文卷的那一天，汪先生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
“张爱玲！”汪先生格外留意。
教室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
汪先生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并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
汪先生对爱玲《看云》一文的那番指示性的话，收到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交上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
在此之前，爱玲已在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写的两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和《心愿》。这些可算是张爱玲写作生涯中最早期的一部分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凤藻》总第12期，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幸的她》写年轻、孤傲而爱自由的“她”为追寻独立自主的生活四处飘泊；而“她”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纯真友情的依恋，更是写得如泣如诉，忧郁缠绵的笔调中透露出少女张爱玲的早慧和敏感。此处研究成果参阅陈子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家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作别张爱玲》，P。2，文汇出版社。
散文《迟暮》发表在1933年刊上。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张爱玲《迟暮》，《张爱玲文集》第4卷，P。2。
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12岁的女孩子之手，情感的苍桑，文笔的涩重，多少显得有些让人吃惊。在我看来，这个“迟暮美人”当是指爱玲的母亲。母亲在爱玲小小的心中，一直带着一种美丽眩目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女儿，聪慧的爱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母亲“海外壮游”、“长啸高谈”的豪情背后，那丝丝缕缕的无奈与孤独，以及年华老去，美人迟暮的万般无奈。清夜闻钟，红楼一梦，岁月匆匆，回首已然是一生。她在《凤藻》1936年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叫《秋雨》。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惟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张爱玲：《秋雨》，《张爱玲文集》，第4卷，P。3…P。4。
在张爱玲的眼底，世界是肮脏的，沉闷的，充溢着一种腐朽的气息。也许，这就像是她那个梦魇般的“家”。
在1937年的《凤藻》上，她发表的是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
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张爱玲：《论卡通画之前途》，《张爱玲文集》第4卷，P。9…P。10。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2）
爱玲的预言真是准确。难道她想象得到世纪末影坛上卡通片《花木兰》、《大闹天宫》所引起的轰动，以及孩子们乃至大人们对“卡通”的痴迷吗？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中文写作的热情，提高写作水平，汪宏声先生利用一个课外活动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曰《国光》。理想中的编者当然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对这些活动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只答应给刊物投稿。张爱玲在《国光》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牛》是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她写的是一对普通贫穷的禄兴夫妇是怎样逐渐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先是他们家的“一头壮牛”活活给牵走了，再是禄兴娘子的“亮晶晶的银簪子”被卖掉了，接着禄兴为了借牛又卖掉了娘子“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两只小鸡，最后禄兴自己也被牛抵死了。小说最后，失去了一切珍贵东西的禄兴娘子“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牛》，《张爱玲》第1卷，P。4…P。5。
张爱玲其实并没有农村底层生活的经验，但这篇文章却写得悲哀动人，让我们为文中主人公的命运而深深叹息。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爱玲是在以其城市“底层人”的遭遇去揣测农村人的遭遇，不由得入木三分。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大概是汪先生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其行文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汪先生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好好珍惜，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霸王别姬》有一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味道。其中的虞姬是一个有现代觉醒女性意识的人。虽然虞姬对项羽而言，“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终于死寂了。”然而，虞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不管项王是否成功，她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属品”。
她想象着：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8…P。9。
但是，虞姬最终却做了一件自己决定做的事，虽然她为此负出了生命的代价。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12。
是的，这一句话是项王所不懂的。也许，在传统的中国京剧舞台上，我们会更多的把虞姬的死看作是有些“殉情”的悲壮色彩。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虞姬的死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理性色彩。这是一个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性格也正是爱玲一生所追求的。
可是张爱玲不因了汪先生的鼓励而有所奋勉。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了”！有一次张爱玲欠交了一期作文，汪先生催她，她说“我——”，汪先生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爱玲笑了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原来就是这《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她还要把一篇充作两期作文。在汪先生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圣校就产生了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被学生们轻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汪先生还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的公演。《国光》杂志还是继续出版，爱玲的投稿很少，虽然汪先生常加鼓励，爱玲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可是，有一件事却显示了爱玲的幽默才能。有一回，汪先生收到两首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先生知道投稿者是张爱玲，诗讽刺的是两位男老师。足可见爱玲性格中的那种反叛精神。汪先生认为圣校校规严肃，空气沉闷，用少许风趣来调剂一下，至少是无害的，于是毅然地准许刊登出来。第一首诗嘲讽的对象是姜适君先生。姜先生一向为人随和，认为小诗谑而不虐，无伤大雅，因此一笑置之。第二首诗也许写得稍许刻薄了一些，这位先生不大以为然，他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校长便请汪先生和编者谢振同学前去问话，并且定夺了三个办法：其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向该先生书面道歉；其二，《国光》停办；其三，张爱玲不准毕业。汪先生为息事宁人起见，采取了第一个办法。该先生也自知太认真，有伤和气，遂以“算啦，算啦”了事。在当时的圣玛丽亚女校，钢琴与唱歌，是作为重要的功课来学的。
然而，爱玲进了圣玛丽亚女校后，却慢慢对钢琴和音乐失去了兴趣。圣校的教琴先生经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上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她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越打就越是偷懒，爱玲逐渐对钢琴失去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也就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教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而且，她搽的粉不是涂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松松的包着一层白粉，有时候她还主动跟爱玲打招呼：“你早！”但是，爱玲还是觉得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房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钢琴课对她来说，不再如童年时那样充满温馨浪漫的色彩，而是成了一种“酷刑”，一种“炼狱”。
爱玲却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兴趣。这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刚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一张漫画被《大美晚报》发表了，得到5元钱的稿费，这也是她得到的第一笔稿酬。她马上用它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怪她没有把这张钞票留着作个纪念。她写的《论卡通画之前途》一文，颇有见地，也许那时候，爱玲还在梦想着当一位卡通设计师呢！在那些个上课的日子里，爱玲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位置里。她总是心不在焉地随手画着画。有时候，是上课老师的素描，有时候是她见到过的另一些人和事。她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打发上课的时光。那时候，教室里挂着一张《蒙娜·丽莎》的画，爱玲上课有时走神，就瞅着这幅画发呆。先生曾经告诉她们：“注意那女人脸上的奇异的微笑。”那的确是使人疑惑不解的美丽恍惚的笑，你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即使在人们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爱玲并不相信先生对“蒙娜·丽莎”微笑的解释。而且自己想象着：“也许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说的那句聪明的话——真是什么都懂得呢——到八月里才满四岁——就这样笑了起来，但又矜持着，因为画师在替她画像，贵妇人的笑是不作兴露牙齿的。”在张爱玲的想象里，这位佛罗伦萨贵妇人是一位温柔可亲的母亲。她的想象倒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
爱玲上中学后，就很少回家。只是偶尔，她会去姑姑那里，有一个凉爽的夏夜，在小阳台上，姑姑把爱玲父亲又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她。爱玲的心猛得抽紧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看过了那么多关于“后母”的小说，爱玲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命运竟会应在自己身上。爱玲无力而茫然地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下面是繁华大上海的夜，霓虹灯璀璨如白昼。爱玲心里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她恨不得那个女人就在眼前，她一定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不管她是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后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没有一点儿的闺秀气，倒有着人们想象中一般后母所共有的阴险狠毒。据说，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里“官声”不好。他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都染上了“阿芙蓉癖”。她继母还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继母的床头就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
父亲再婚之后，爱玲一家就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本来就是张家的产业。爱玲很少回家，见到后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也会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是痛恨这种冷漠的母女关系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是很难填平的。是的，她不喜欢呆在那个家里。在那一砖一瓦之间，有着这个曾经荣光、显赫的家族太多的回忆，就像那重重叠叠复印的老照片。整个的空气也是模模糊糊的，让人无端地产生一种虚无感。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着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再隔一年，圣校假座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3）
二
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母亲回国来了。中年的母亲风韵犹存，美人迟暮，又经了多年欧风美雨的熏陶，更显出一种动人的风致。那一次，母亲还带了美国男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俊潇洒。母亲回国是为了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曾托人约爱玲的父亲谈判该事，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