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画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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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4）
到了10月底，赖雅的病已康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12月19日，病又一次复发，赖雅因脸部麻痹送回医院，几乎失音。爱玲的心又悬了起来。几天后，便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那天早晨下了大雪。爱玲一早便出去采购了一些物品回来。赖雅也挣扎着起来要帮爱玲做点事情。丰盛的晚筵摆上来了，有爱玲最拿手的几道中国菜。灯下相对而坐，爱玲许下了自己新年最大的愿望：期望来年甫德身体康健。说完了，她又禁不住转过身去拭眼泪。在爱玲的精心照顾下，赖雅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到了1957年1月20日，赖雅已经能够出远门到波士顿去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哈勃许塔脱，还可以到波士顿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Filene′s）去购物。1月23日，他和爱玲一起乘长途巴士返回文艺营。接下来，爱玲继续把她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3月13日，她把完成的打字稿寄往纽约。在当时爱玲的心中，赖雅的病情一直是令她最担心的。她总是担心着在某一天，赖雅又会突然病倒。除此之外，便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文艺营虽提供免费的食宿，但却是没有报酬的。赖雅虽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但因为身体原因，除传记外，都没有完成。而爱玲的几部小说，除《秧歌》外，投寄出去都犹如石沉大海。她跟赖雅曾找戴尔（Dell）出版公司面谈过。戴尔公司认为，出版爱玲的作品对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风险，因此赖雅夫妇不能很快决定，并希望能够等一段时间。当赖雅夫妇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秧歌》改写成剧本，并可获酬1440美元时，他们真是非常开心。然而，杯水车薪，他们还是被沉重的经济重担压着。可以说，爱玲的后半辈子，都是处于一种不宽裕的情况之下的。
他们此次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4月份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们曾想方设法申请延期或到别的文艺营去。不幸的是，都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暂时找一处歇身之所。不久，赖雅在彼得堡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住在第三层。不过，这幢楼座落在一条狭窄的坡形的街上，只需向左转两个弯，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镇上购买东西，交通倒是十分方便。但是，61美元的月租金对他们来说，还是略显昂贵了一些。事实上，除了家具之外，他们还需要添置许多东西，诸如床单、窗帘，及其它家庭必备用品。赖雅有时到附近的庭院摊（Yand Sales）上去寻觅一些必需品，他常常兴奋地带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有时跟他一起去“捞宝”。有一次，她仅用3元7毛5分就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而且，回家试穿，都非常合适。他们都觉得很高兴。所谓“贫贱夫妻百日恩”，也许，生活的乐趣就在于此。
爱玲来美国三年，结婚半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心里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虽然地方不大，家徒四壁，但爱玲还是深深地喜欢着这个“家”。为了节省开支，她还亲自担当了油漆工，她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喜欢这种大海和蓝天的颜色。她觉得，生活在这样浪漫主义的“蓝色小屋”里，她更能感受到风雨同舟的快感。每当赖雅从外面购物回来，看到爱玲一手拎着大漆桶，一手拿着刷子，汗流浃背的样子，不免感到心痛。可爱玲总说，干这样的活，她觉得很开心。也许，这其中有着一种“春燕筑巢”般的融融暖意。
由于他们租的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这令爱玲大为懊恼。她常常拿着杀蚁剂喷洒。因此，赖雅还专门开玩笑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 “杀蚁刺客”。小镇的生活是宁静而温馨的。赖雅跟爱玲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爱玲喜欢晚上工作。而赖雅则习惯于早起。为了让爱玲专心工作，赖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还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有时候，他们也常合作着做一些简单的菜。餐桌上常见的菜有汉堡牛排、鸡肉馅饼、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蔬菜。当然，赖雅不会忘记鱼，那可是爱玲爱吃的菜。吃饭前，他们还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么大的狂风暴雨。小屋里却永远是温暖的春天。赖雅第一次发现，原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的幸福。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觉得。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阅读。他们常常是好书共赏，佳作相与析，其乐融融。中国古人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不知道，赖雅先生是否感受到这种福气呢？好书、佳人、红烛，构成令人神往的意境。
由于他们两人都曾写过剧本，因此看电影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爱好。镇上有家小小的电影院，他们便是常客。在那儿，他们看了许多或精典或新潮的电影，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那时候，爱玲的《秧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可惜，电视剧制作得非常糟糕，这令爱玲非常失望。
5月中旬，爱玲获悉，司克利卡纳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粉泪》。这件事对爱玲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粉泪》的原型《金锁记》是她当年在上海的成名作之一。她对这部小说是寄予厚望的。爱玲对自己的作品向来是自信的，这一次的打击，无疑是对她的自信造成严重影响。她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这期间，多亏了赖雅的悉心宽慰，她才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开始动手新作品《上海游闲人》（The Shanghai Loafer）的写作。为了维持生计，她还不断地给老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写剧本。先后写出的有《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六月新娘》、《桃花运》、《小儿女》、《南北和》等。其中一些剧本属搞笑之作，它们的写作也非出自爱玲的本心。由于宋淇的热心推荐，她的稿酬高达每篇800至1000美元，成为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
7月间，他们夫妻曾有一次波士顿之行。从偏远小镇来到大都市。爱玲爱上了都市的繁华。她希望有一天能搬到大都市去。
8月中旬，一封加急电报从伦敦发到爱玲手中，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爱玲的手在微微颤动。母亲的影像又依稀浮现在她的脑海中，那么美丽，那么高贵。母亲长年旅居国外。1936年在马来西亚买了一铁箱绿色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珍珠港事件后逃难到过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48年在马来亚侨校还教过半年书。母亲最后定居在伦敦。1951年在英国，她还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然而，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她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变卖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几只衣箱中的古董。爱玲相信坚强的母亲能够挺过这一关，因此，她写了一封信并附上100美元的支票寄往英国。可惜，手术后不久，母亲便永远离世了。母亲留给了爱玲一只装满古董的箱子。睹物思人，爱玲抚摸着这些古董，犹如看到母亲正朝她走来，年轻美丽一如昔日。可是，这箱古董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他们夫妻来说，无异是发了一笔“横财”。这些古董后来被逐个变卖以补贴他们收入的不足。可是，每卖掉一件，爱玲心里都会有一阵剧痛。毕竟，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惟一的东西。
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间，1958年的春天来了。春来万物欣欣向荣。爱玲也开始为他们未来的生活设计着新的蓝图。爱玲正当盛年，厌倦了小镇枯燥单调的生活，希望能到较大的城市去生活。赖雅已是风烛残年，早年放荡不羁的传奇经历已使他厌倦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是，爱玲总觉得是由于她所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僻，影响了她作品的发表与出版。
有一天，一早醒来，爱玲了哭了起来。她泪流满面地告诉赖雅，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虽然这个人她并不认识，但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爱玲的心情，赖雅是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爱玲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然而，来美国三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影剧本谋生，其心理的落差会有多大啊！这一刻，赖雅痛下决心，他要带爱玲搬到大城市去。于是，他们一起向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提出申请。
不久，都获得了批准。此后不久，赖雅做了一次体格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脏功能良好，其他器官也正常。烈日炎炎的日子里，他们的情绪也是高涨的。一种新的生活又将在他们眼前展开。
而这时，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在赖雅的面前，爱玲更多地显示出了作为东方女性的温柔娴雅。每到赖雅的病痛发作时，爱玲就替他按摩以减肌肉
的紧张程度。她还常常给赖雅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她感激着赖雅对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赖雅也越来越离不开爱玲了。有一天，他对爱玲说：“娶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福份。”这时候，不顾爱玲的反对，赖雅执意要立下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爱玲。他称这都是一些无用之物。可事实上，在这些“无用之物”中，收集着他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贝托尔脱·布莱希特的大量通信。这是有关这次两位文学大师信件最大的收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赖雅总是弄不清爱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因为爱玲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生日习惯以中国农历为准。这样，以西方阳历计算的话，每年的生日就都不相同。这一年，赖雅早早弄清了爱玲1958年的生日应该是10月1日。因此，他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这个日子来提醒自己。他希望能给爱玲一个快乐的生日。
这一天早晨，初秋的绵绵阴雨下个不停。上午，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他是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债务问题。那人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赖雅一边应付着他，一边在心里巴望着他快些走。快到中午时分，那人终于起身告辞。赖雅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吃中饭后，赖雅拿出前一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送给她。
“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了一下，随即便反应过来了。爱玲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生日更是无人问津，连她自己都淡忘了。这几年来，生活动荡，颠沛操劳，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可是，赖雅却算得那么准确，记得那么清楚。这能不让爱玲感动吗？下午，天空放晴朗了。赖雅与爱玲一起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他写给远方好友的信。雨后的秋空，天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棕色、红色、赤褐色的落叶，纷纷从树上飘落。他们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静静地谛听着大自然季候变迁的神秘旋律，感受着这一份静谧与安详的时光。回到了家，小睡片刻后，他们用了点肉饼、青豆和饭。这都是赖雅亲手做的。爱玲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挽着赖雅的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傍晚一场《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的电影，由艾迪·格里菲丝（Andy Griffith）主演。他们看得很开心，爱玲都笑出了眼泪。夜雨秋灯，迎着冷瑟瑟的秋风步行回家，夜风吹起了赖雅长长的黑色的风衣。由于受了寒，爱玲微微颤抖了一下。赖雅忙脱下外衣，替她轻轻披上。此情此境，仅用“感激”两字是无法说清的。回到家里，他们感到肚子有点饿，就开怀把饭菜畅快地吃了个精光。临睡前，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日！10月中旬，他们来到了位于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在基金会提供的宽敞漂亮的花园般的大房子里，他们呆了半年多时间。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5）
好莱坞影视城就座落在洛杉矶的比佛利山上。好莱坞是一个留下赖雅年轻时风流的地方。遥想昔日，赖雅以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的身份，成为诸多名导演的座上宾。好莱坞也曾留下他千金散尽，疏财仗义的好名声。可是，好莱坞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缺乏感情，容易遗忘，让人伤怀的地方。如今，故地重游，许多赖雅曾一手提携过的人，都对他以冷漠相待。
他们到一些时髦的公司里去，由于囊中羞涩，不能随意花钱，因此也遭来一些售货员的轻视。赖雅颇有一些“悔不当初”之感。同时，他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亨亭顿·哈佛特文艺营的气氛比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要更加轻松活跃一些。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热情好客。吃饭后，他喜欢在大厅中和营友们聊聊天，玩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游戏，以消磨掉一段轻松的时光，爱玲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喜欢交际。她常躲在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看看电视。有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书房，故意神秘地说：“爱玲，外面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爱玲坚决推辞。争执良久，赖雅才对她说：“你知道吗？那位朋友是头‘山羊’。”爱玲快乐地跑到客厅里，轻轻抚摸着小山羊的头，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赖雅总觉得她这种对外人的防御心理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但又拿她有什么办法呢？
1959年2月，在文艺营期满后，他们把家安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渔人码头热闹非凡，唐人街的夜晚则是灯火通宵辉煌。以致于一些外国人曾这样评价：“美国所有地方都千篇一律，只有旧金山例外。”比较再三后，他们把公寓选在了布什（Bush）街645号，月租金70美元。赖雅在几条街区外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时候，赖雅正在为他的计划《克利丝汀》（Kristen）和一部戏剧剧本工作。同时，还帮助马克·休勒（Mark Schorer）写关于辛克莱·刘易士的传记。而爱玲则在把《荻中笨伯》改写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同时，由于宋淇夫妻的热情推荐，她还在美国新闻处找了一些翻译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赖雅通常在早晨8点起来，早餐后，步行到工作室去伏案写作。爱玲一般晚上要工作到二三点，因此赖雅总是中午回来后才把她叫醒。然后，两人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分头去工作或外出购物。晚上，他们通常呆在家里，赖雅喜欢以阅读或看电视来打发晚上时光。爱玲则喜欢夜间写东西，常常工作直至深夜。他们也越来越爱上了四季如春、整洁干净的旧金山。
渐渐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都有了各自的好朋友。赖雅常与一位叫约·培根（Yoe Bacon）的画家在一起，游遍了旧金山城的街头巷尾。有几条街建在陡峭的小山上，赖雅偶尔在斜坡上滑倒，幸而并不妨事。培根每星期开汽车来一次，把赖雅带去购买一周所需的日常用品。爱玲则与一位研究艺术的极友善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琵瑟尔成了好友。从少女时代开始，爱玲就非常喜欢美术，对各种颜色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因此，爱玲常常饶有兴趣地欣赏爱丽斯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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