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_杨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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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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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
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
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
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
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
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
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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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水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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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
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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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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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去福建主持一个艺术节，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临开场前一个小时我突然上吐下泻，躺在宾馆里动弹不得。我忙给男主持人打电话，请他当晚“多担待点儿”，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心脏病发作，已送医院——当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
要说人还是有不少潜能可挖。如果没有退路，就只有往前冲了。一惊之下，我腾地坐了起来。只用半个小时化了妆，剩下的半个小时把男主持人的所有台词“拿”了下来。当帷幕拉开，摄像机顶上的红灯亮起，我已经手持话筒，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单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还格外用心，把现场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我尽量使自己自始至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在幕侧休息时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松，病痛又会占上风。两个多小时的晚会结束后，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导演、演员们纷纷跑过来表示慰问。“镜头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你在生病。”导演的一句话让我最后安了心。
奇怪，这一番苦撑之后，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胜利法，有时还真有些法力呢。事后我不无骄傲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不想妈妈的眼中流出泪来，说：“你还不是拚个年轻！”
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有时间生病？能拚还是要拚一拚的。小时候就不一样，那时我还没病装病呢。
上小学时很羡慕因生病而请假不来上课的同学。看他们既不用听课，又不必做作业，还有爸爸妈妈心疼地问寒问暖，多棒！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实在不愿意爬出温暖的被窝，便有了强烈的装病的念头，谎称胃疼。大概由于我面部痛苦的表情做得十分到位，妈妈居然信了，忙托了我的一位同学送假条给老师，而她自己也请假半天，在家陪我。
一开始，靠在床上，吃着妈妈额外做的鸡蛋羹，心里美滋滋的。但慢慢的，不对劲了：妈妈守在一边，不许我起床；明明没病，却要装得一脸苦相，时间一长，还真有点儿难；窗外已下起雪来，看样子一时也不会停。课间的时候，同学们该打雪仗了吧？
窗玻璃上的每一朵冰花都有了自己的故事，墙上的钟才走到上午十点。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情，何况今天拉下的功课明天还要补上，实在不合算。我一骨碌起了床，告诉妈妈胃己不疼了，还可以去学校上两节课。妈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
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病。
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病”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
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
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