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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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呢？现在手头上正改抄一个名叫《商州》的所谓长篇，满脑子里
尽装着商州的人和事，那就还是说说商州吧。这似乎又有“老王卖瓜”之嫌
了。是的，中国有句俗语：人人都说家乡好。我是少不了这种秉性的。商州，
或许外地人是不大理会的；即使在陕西，一提起这两个字，也有人嗤之以鼻：
它地盘很小，很闭塞，很贫困。打开陕西的地图，它位于东南角，呈三角形，
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但不属于关中，没有秦川牛繁殖。它南接湖北，东靠
河南，但不属于正儿八经的陕南，没有安康汉中的气候温湿。其间最大的水
流是丹江河，最长的官道是长坪公路。这七个县，是商县、丹凤、山阳、洛
南、商南、镇安、柞水，七山二水一分田。它五谷杂粮都长，五谷杂粮都不
多，主要食包谷，做一种“糊汤”，称之为“州饭”。民间有“洋芋糊汤疙
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之说，可知商州的生活是苦焦的，但生活的苦焦不
① 指“十月丛书”《腊月·正月》，该书收入《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三部中
篇小说。
一定精神上也苦焦，他们自有其乐。
就是这么个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19 年。19 年后，我离开故乡到了城
市，但每一年最少回去三次四次。而且进城后，我的家几乎成了商州驻西安
的办事处，家乡的人到我这儿很多。他们常带一点土产来，比如核桃、柿饼、
木耳、绿豆、红薯、苞谷糁。一来就在我这里住下来，或者是来观光，或者
是来做生意，或者是来看病，甚至还有来旅行结婚的，赴省告状的。这三四
年内，我光为家乡人写状子，也不下五六份。家乡人有家乡人的习俗，我虽
入城，他们并不以为我是城里人。我必须家里备一套大碗盛饭，而且要盛得
满满的，菜不需要七碟八碗地炒，但一定要盐重醋酸辣子重，烟蒂要允许随
地丢，吐痰万不能用拖把立即拖掉，说话绝对要土语。正由于这点，我倒被
家乡人视为“没变”的角色。他们自在，我也自在，客主无间，坐列无序，
有酒且饮，无酒且止，谈天说地，忘形适意。所以，我身虽未回去，但也可
谓是“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应该是商州的天下）事”了。
家乡人仅知道我是“作书”的，走时总要索一些杂志和书籍，说是回去
让他们或他们的子女“念念”。但我从不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因为我在前
边也说了，我是“多转移”的。在几年前，这种转移近乎于一种“游击战”，
所以所写的东西无脸见“江东父老”。这种游击战曾一度使我沦为流寇王者，
吃尽了苦头，后来慢慢才意识到要在创作上建立“根据地”。
到了去年，我下了决心回商州去。当时并没有急于想写点什么，只是带
了一份商州地图，各县行走。这么一走，才知道我以前对于商州知之太少了，
以前所谓写山地的文章太表面了。现实的生活，使我改变了世界观。没想这
种“无为”下去，倒使创作“有为”。所到之处，无一不备受教育和冲动，
每晚就胡乱记起感受来。这种感受是真切的，实在的，记法也随心所欲，不
刻意起承转合和语法规章。一圈跑回来，稍加整理，这便是我真真正正写的
第一个商州的东西，叫《商州初录》的。我将它在《钟山》上发表了。发表
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好多读者和作家纷纷来信表示祝贺，说是
“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路子”，鼓励我以此写下去。我实在有些惶恐，但
也同时有了自信，发现商州这块地方，足够我写一辈子了，似乎有好多东西
每日每时在我心中涌动。于是，我二返商州，三返商州，四返商州，仍然是
沿县奔走，大有温庭筠当年在这里的生活：“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次比一次有收获，这就是接连写成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
《腊月·正月》，以及正在完成的小长篇《商州》。
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推移，它也和全国别的
地方一样，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
而浓厚地带有它本身的特点和色彩。我便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
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
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当今的文学，可以说是中西杂交的文学。如何在这一前提下走一条适合
自己的路子呢？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
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改造和扬弃了保护落后的
经济、求其均衡的政策，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发展商业和金融。应该说，
党是英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中国，自有它的历史传统，自有它的道德
观念，势必这一振兴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具体的商州，偏僻，闭塞，
它同别的地方一样，矛盾的出现再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比如对于
土地的观念，对于道德的观念，老一辈农民和新一辈农民的差异，新一辈农
民中又出现的新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贯穿、渗透在商州的每一个县，每
一个村寨，甚至每一个人，构成了新的明显的时代特色。而商州又同时不同
于外地，有许多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即：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
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
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
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
兴趣。所以，从《商州初录》到《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
月》、《商州》，我都想这么一步步思考，力图表现着和寻找着答案。
可惜我的才力不逮，一切的表现和寻找，都充满了肤浅和幼稚，甚至片
面和错误。
我明明知道我的这些不足，却又苦于一时各方面的修养赶不上。在陕西，
我和我的一些文友作过长夜谈，分析我及我的文友的创作的得失，认为我们
的创作之所以老是突不破，同外地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比恐怕有三个差别：
第一是地域差别。陕西为中国周朝到明朝13 个朝代建都之地，北有黄
河，中有渭河，南有汉江，山川河流，结聚精灵钟秀，产生过历史上辉煌的
汉唐文化。但过犹不及，盛唐之后，一种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的习气便
蔓延开来，浸染于民风世俗，故以后各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皆趋于萎
靡，自然文化艺术不可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
度的，而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都城东迁和北移之
后，这里渐渐归于偏僻，而关中平原上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却依旧伴随这
里虚妄的世俗遗留下来。细察如今世风民俗，便可见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
盛之气，尤其在关中，人们津津乐道秦川牛，使人不禁想到碑林博物馆的那
些六骏石雕，得出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的印
象，而喟然长叹。而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秦
地为北金锁关，西大散关，东潼关，南武关，四大关隘所限，一味炫耀先祖，
而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
第二是生活差别。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
号，每一个作家没有不遵循的。至于我，以及在陕西的好多文友，都是写农
村题材的，我们的出身、经历、本身就是农民或由农民过渡的干部，对于农
村生活，不能说不比外地作家熟悉，却在创作上落后于人，这就应该说是如
何生活的问题了。正因为有地域的差别，使我们感到了惶恐和紧迫，因而放
弃了生活的根据地，沦于文学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我们纷纷退
回到原地的圈子里，写农村而注目于一村一镇，写农民而混同于农民，便又
导致了就事论事的桎梏里。出身农民可以是农民的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
农民，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
第三是修养差别。正由于我们出身于农民，或从农民而演变为干部，这
有先天性的长处，亦有了先天性的不足。我们常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
养的”，这话有其道理，但以此轻视文化艺术素养的系统训练，则使今天我
们在创作上吃了大亏。国人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城乡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不再仅局限于普及性的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却
绝不等于艺术，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因而我们初上手，势头还可以，后劲
则因艺术功力差而大大的不足，使我们在突破的问题上陷于困境。
这三点，对于我来说，是急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
我有这么个看法，文学活动犹如体育运动一样，作家也要有运动员那样
的进取意识，对于现实生活，这种意识愈是强烈，愈能把握作品的总体结构
和局部的枝末细节。这种意识的产生，得源于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认
识，这也就具备了作品的底蕴。作品的深刻与否，并不建立在胆子的大小，
作家的文彩才华，同样也不等于嚣喧汹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陶渊明、
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
有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境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
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项大财富。中国的文学如何振兴？现在好多作家都在
思考着、探索着。正如前边说过，文学要发展，必须中西杂交，有的从内到
外借鉴了外来文学，但融化、化合的工作却未作好，忽略和忘掉了中国民族
的美学心理结构，这多少有些欲速不达。有的则完全拒绝外来的东西，这又
存在一个高下、快慢之分。这些年里，我在努力搞一种中西比较，从哲学上、
美学上着眼，从绘画上、戏剧上入手，企图找出两者相通相似和不通不似的
地方，期望能够弄清我们的创作应该走一条什么路子。力气花了不少，收效
却是甚微。在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来真实地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生
活、情绪的过程中，我总感觉到在作品里可以不可以有一种“旨远”的味道？
这种“旨远”的味道，建立在“自近”的基础上，而使作品读来空灵却不空
浮，产生出一种底蕴呢？
同时，我又常想到另一个问题，即大度，也可以叫做力的问题，纵观国
内一些名作家，大都可称之为思想家，或者说有深刻的思想，当然，思想不
是一个狭隘的概念，否则易导致所谓“思想大于形象”之弊，而应是一种大
度的力的作用。古人也讲过，碓中有韵，秀中有骨，这一点上，也不仅仅是
文章表面的事情，也应是内含的。正基于这一点上，我才在前边说过推崇大
汉之风。在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我觉得汉代艺术最了不起，竟能在原石之上，
略凿细腻之线条，一个形象便凸现而出，这才是艺术的极致。所以，在整个
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
意儿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读拉丁美洲的文学，就特别合心境，而又悟
出许多东西。
我又越扯越远了，已完全不像一种后记的文字，只好打住。
我再一次说：谢谢《十月》的同志，编辑了这本小书，又允许我随心所
欲地写了这个后记。
1984 年6 月9 日
吃的艺术——《陕西小吃小识录》跋
古人讲：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在《陕西小吃小识录》的写作中，我几
次为我的举动可笑了。却又一想，未必，吃是人人少不了的，且一天最少三
顿，若谋道不予食吃，孔圣人也是会行窃的，这似乎就如封建年代里苏东坡
所说的，为官并不就是耻事，不为官并不就是高洁一样。更有一层，依我小
子之见，吃也是一种艺术。中国的饭菜注重色、形、味，这不是同中国画有
一样的功能吗？当物质的一番滋味泛在口中，而精神的一番滋味泛在心头，
这又是多么于人生有实益的事情啊！
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物产不同，气候不同，
构成了它丰富奇特的习尚风俗，而各地的小吃正是这种习尚风俗的一种体
现。由此，当我在作陕西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考察时，小吃就不能不引
起我的兴趣了。十分庆幸的是，兴趣的逗引，拿笔作录，不期而然地使我更
了解了我们陕西，了解了我们陕西的人的秉性，也于我的创作实在是有了非
浅的受用呢。
需要声明的是，《陕西小吃小识录》陆续在《西安晚报》刊出后，外地
很有些读者食欲受刺激，来信要来陕西，一定要逐个去吃吃品品，而一些烹
饪学会一类的专门组织又邀我去做顾问，真以为我是能做善吃的角色。这便
大错了。老实说，我是什么饭菜也不会做的，于吃又极不讲究，只是我请教
了许多小吃师傅，用文字记录下来罢了。而这种记录，又只能是陕西小吃的
十分之一还要少，又都是我个人自觉得好吃好喝的。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所以，当我这个专栏结束之后，真希望每一个小吃师傅动手做了别忘了
来写，每一个食客动口吃了亦别忘了来录。这么扩而大之，广而久之，使天
下人都能吃在陕西，写在陕西，艺术享受在陕西，爱在陕西。
《空白》后记
我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散文，最倾心的却是诗；并不故作多情，我读诗的
时候，确实身心极易处于激动。但是，诗如火一样耀眼而令我难以接近，时
时虽在写，却不敢公开于世，全是为某位朋友所写，为某宗事所写，为某处
山水所写，情得导泄了也便心灵平衡安妥罢了。我只是傻想：中国人感知和
把握世界是整体论的意识，诗则贯通其中，是有意而无形的；今生即就是做
不了诗人，心中却不能不充盈诗意，活着需要空气，就更需要诗啊！
偶尔受人怂恿，拿出一首两首发表了，我可敬可亲的诗人们多给以鼓励，
甚至又逼我整理诗稿编一个集子。天呀，这多么让我兴奋和惶恐！但一边整
理，一边老产生疑惑：这是诗吗？这像诗吗？朋友说：“你觉得像诗的时候，
那才真不是诗了；诗是心之曲，能看见你的心就是了。”真是这样吗？可以
吗？
那么，说明一下，这个集子的诗最早写于1976 年，截止于1986 年春，
总共9 年。所选的诗，其中有抒情的，有叙事的，除个别篇章外，全属为具
体人、事所写。在此番收集整理中，恕我更换了一些题目，而出现有人名时
又以××代替了，我想读者是不会骂我这样做不高雅的，当事的人也不会怨
我太唐突吧！
编这本诗集，我最要感激的是老诗人邹获帆同志，是他给了我这种勇气；
我只是说，我现在还不是诗人，但我从今往后，力争去成为一个诗人。
一个哲人说过：收获麦子的时候同时收获到了麦草，收获到麦草并不否
定去种麦子。我是拿了板斧到鲁班门前来舞的十足的无知无畏的小子。但既
然诗人们在山林中挖出了我这个小坑，祈愿这个小坑沁出一泓泉水来，也能
在风清夜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