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4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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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施光南音乐天赋之高、创作灵感之强，叫人赞叹不已。
打起了“哑谜”
1956年盛夏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音乐会在人民剧场举行。谈笑风生的人们熙熙攘攘，鱼贯涌入明亮的大厅。此刻，一位少年缓缓地踱着步子，徘徊在路灯的阴影下。他真想喊一声：“谁有多余的票子？”但是不敢。他在急切中默默地等待着。有位好心的大叔看出了少年的心思，免费赠送给他一张晚会票。他如获至宝，欣喜地连连道谢。
“下一个节目：《懒惰的杜尼亚》……”优美动听、明丽欢快的旋律，博得了真诚的掌声。等票的少年笑了……
还是这一年的夏天。在青岛高干疗养区俱乐部，舞厅乐池中竖立着一排排的乐谱架。一位少年好奇地翻动着乐谱。突然，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晚上，少年悄悄地坐在舞厅的一隅，静静地期待着。终于，乐队开始演奏一首《圆舞曲》。少年又笑了……
1957年夏天，北京101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即将毕业。学生会主办的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给他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和愉快呀！对！精选成册，捐款誊印。当辑录了三十多首中外民歌的册于出版后，学生当中的一个那位等晚会票和被拒之舞厅门外的少年，再一次笑了……
他为什么笑？原来，那连行家也没提出过疑问的《懒惰的杜尼亚》和不胫而走，流传到青岛的佚名的《圆舞曲》及装订成册的三十多首中外民歌，根本不是有着“阿查都力亚”、“方耀”、“阿热布森”等古怪名字的作曲家的作品，而统统出自施光南之手。
施光南为什么要跟社会打哑谜？其一，当时他十分腼腆，怕羞，不喜张扬；其二，他觉得好玩，‘哑谜”使他感受到某种心灵上的快乐，其三，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不偏不倚的公允评价。基于此，他接办《圆明园歇声》以后，在刊载当时流行歌曲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私货”那些标着不同国家、民族、作者而实则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塞进了这个刊物。施光甫十二岁时创作的《懒惰的杜尼亚》和《圆舞曲》，就是通过这个刊物以讹传讹，流传到了社会。
落第，从头开始
初中毕业，施光南执意要考音乐学院附中，而父母希望他按部就班学完中学课程，就这样他被劝阻住了。父母的疏忽给儿子的心灵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报考音乐学院！”上音院附中的希望破灭后，施光南只有背水一战，直接报考音乐学院了。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招生简章上白纸黑字：考生要具有相当水平的乐理、和声知识和一定的钢琴水平。乐理知之甚少；和声，一窍不通；钢琴，没有摸过，连五线谱还不太熟悉呢，能行吗？“考！一定要考！”妈妈知道儿子未偿的宏愿后，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你是这样热爱音乐你现在需要什么？”“一切从头开始。学习钢琴。”这时，离考期仅剩半年时间了。
施光南临阵磨枪，买来一本《拜尔钢琴初级教程》。母亲四处托人，寻找钢琴教师。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一位家住东单的私人钢琴教师林太太。带上学费和礼品，施光南随着母亲匆匆赶到了林太太家。
林太太正在教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弹琴，看到“不速之客”上门，问：“找谁？”“我们是来学钢琴的。”“谁学？”“他！”母亲连忙把身材高大的施光南推上前去。17岁的施光南恰好跟学琴的小女孩站到了一起。“他？我从来不教这么大的人。喏，手指早僵了。”母亲一再解释，林太太无动于衷，母亲只得无可奈何地拉着施光南从原路返了回去。
一晃半年，施光南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考场。第一关是笔试。由于不懂音乐术语，答得风马牛不相及。第二关是面试。坐在当中的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说：“先弹一首奏鸣曲吧。”“我只能弹莫扎特的《G大调小奏鸣曲》。”考场一阵骚动。这样简单的曲子，只配去考音乐小学！纵是这样简单的小曲，施光南还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死抠出来的。施光南有些心虚，手指颤栗，不断出错，整个乱了套，只弹了四分之一就再也弹不下去了。
……
企望金榜题名，偏偏名落孙山，施光南看榜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了。正当他处于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接到了江定仙教授的一封书信：“施光南同学，你的基础知识较差，但考虑到你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和作曲才能，建议你去附中插班学习，打好基础。”
东去的列车，把施光南带到了海河之宾的天津。他将在当时还设在这里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新的生活。
攀登音乐殿堂的道路，还刚刚开始。
Number：2271
Title：打开节育诊所的大门
作者：玛格丽特·桑格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科普文摘
Date：1983。1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冯大雄
1916年10月16日清晨，秋高气爽，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我打开了美国第一所节育诊所的大门。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这是一件对美国妇女界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三年以前，我作为一名专业护士，在陪同一位医生去纽约东区出诊时，曾亲眼看到一位母亲因私自堕胎而惨死。在此之前，医生拒绝向她传授避孕知识。这个妇女只是千百名受这种苦难的美国妇女之一；仅在纽约一地，我听说每年就有十万次堕胎。
那天晚上，我认识到，我决不能再当一名无所作为的护士，眼看母亲们受苦和死亡了。
我曾在荷兰学医，那儿的节育诊所已有了三十八年历史。这段学习生涯，使我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节育指导。我的妹妹也是个护士，她可以当我的助手，但是纽约州的刑法规定，只有医生才可以传授节育知识，而且只有在防抬某种疾病时才可以这样做。这里所谓的疾病，就是指性病。我希望能把这条法律条文的解释放宽一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免于因生育过多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不是医生，对任何人传授节育知识就是非法的。但我觉得，如果让妇女掌握生儿育女的科学知识也算违法的话，那末这条法律本身便是应该违反的。
在布鲁克林，我选择了布朗斯维尔区。那儿又脏又穷，拥挤不堪，居民都是辛劳的男女工人，他们的贫穷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节育知识。有一位热心的年轻人与我志同道合，从芝加哥赶来帮助我。
我们总算在安波依街46号找到了一位好心的房东拉宾诺维兹先生，他底层的两间房愿以每月五十美元的代价租给我们。我们买了些廉价的家俱，拉宾诺维兹亲自动手，花了两个小时，把房间漆得雪白，一尘不染。他说，“有点像医院了。”我们散发了大约五千份传单，上面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系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写着：
母亲们！
您养得起一个大家庭吗？您还想再要孩子吗？如果不想要，何必再养呢？
别杀害小生命，别冒性命危险，但要事先预防
要了解安全可靠的知识，请上布鲁克林安波依衔46号，找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请转告您的朋友和邻居们。
欢迎诸位母亲光顾
人们会来吗？当然会来！什么也阻挡不住她们！
第一天开张，门前就站着一排妇女。当天，就接待了一百多人，以后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既有犹太人，也有基督徒。妇女们从老远地方赶来（报纸的报道，为我们作了宣传），为了要来听一听生育的“奥秘”，她们本来以为这种知识只有有钱人才可以掌握，而穷人是无缘与闻的。
我和妹妹每次向八名妇女讲授避孕技术。病史都记录在案，如果我们的工作将来有点成绩的话，这些记录将具有根高的科学价值。
这些妇女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有一个说她养了十五胎，只有六个活着。“我今年37岁，可您瞧瞧我的模样，就像有50岁了！”还有一个已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又怀孕了，她已经堕胎两次、流产多次。她家务劳累，还要到那种挣钱很少的小作坊里去制帽子谋生，她精疲力尽，神情沮丧，有点神经质。我对她们满怀同情。
不过碰到的也不尽是伤心事儿，也经常遇见兴高采烈的采访者。一位杂货商的老婆顺道走进来祝我们好运气，一位德国面包商给我们送来炸面饼圈，他老婆把我们的传单散发给每个经过他们铺子门口的过路人。当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出去吃饭时，拉宾诺维兹太大便会走过来，说：“如果我现在拿点热茶来，您能不能叫她们等一会？”
到第十天，一个衣着整齐、脸色铁青的女人穿过等候着的人群，走进我房间，盛气凌人地说：“玛格丽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缉捕队员（缉捕队的主要职责是取缔卖淫和赌博等非法活动）立即出现了。他们把来就诊的妇女们赶在一起，叫她们排好队，把她们当成妓女似的对待。妇女们哭了起来，她们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诊所里一片混乱，像个疯人院。“袭击者”还没收了我们四百多份病史和一些宣传材料。我据理力争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们放走了这些可怜的母亲们。这时，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大街。报馆记者和摄影师也挤在人群中。出于自尊心，我拒绝坐进囚车，坚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袭击者”前边，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者。
当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监狱过了一夜。牢房之污秽，令我终生难忘。被褥又脏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紧。蟑螂在四周乱爬，一只老鼠从地上穿过，吓得我大叫起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释手续才算办妥。我走出监门时，看到那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儿。
我马上重开了诊所。可是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宾诺维兹写了收回租赁的文件，理由是我“蛊惑人心”。我再次被捕。这次坐进了囚车，当车开走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位妇女一面推着童车，一面哭喊着：“回来呀！回来救救我哪！”正当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渊时，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帮助，医生们也群起支持我们。同情者们甚至还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一次声援大会。
对我的审讯于1917年1月29日在布鲁克林举行。约有五十名母亲来法院旁听。她们对着我微笑、点头，设法鼓舞我。
起诉书言词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惊奇。因为在我看来，法院是荒唐透顶、毫无理由的。我决不会否认我曾传授节育知识，我的确是故意违反这条法律的。
来自布朗斯维尔的母亲们一个接一个被传作证。地方检察官问道：“你以前见过桑格夫人么？”
“见过，在诊所里。”
“你为什么到那儿去？”
“求她帮我别生娃娃。”
“你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了么？”
“得到了，谢谢。那挺管用的。”
法庭辩论进行了好几天。
最后在一个冬日，法官约翰·富雷希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现在，既然这条法律条文依然存在，”他转向我的律师，“这位夫人愿不愿意在此作出承诺，保证遵守这条法律？”
他转而问我道：“你怎样答复，桑格夫人？愿，还是不愿？”
顿时，整个法庭变得鸦雀无声。
我尽量一字一顿地说：“我不能保证遵守我所不尊重的法律条文。”
紧张肃穆的气氛一下子冲破了。妇女们鼓掌欢呼。法官要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宣布：“本庭裁决：监禁你三十天。”
从法庭的一角，传来了一声尖叫：“可耻！”
第二天，我被移送到州监狱。狱中的囚犯妓女、扒手和窃贼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听说过我的名字和关于节育的事。有一个女人要我向她们讲讲“性生活的卫生常识”。于是我坚持进行宣传，还教几个年轻姑娘读书写字，还坚持写作，为推进节育运动预作筹划。
3月6日我获释。我一生中没经历过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了。当我走过宽阔的装着铁栅栏的门厅时，门外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在面面前，站着我的朋友们与同事们，他们齐声高唱着气势磅礴的《马赛曲》。在我身后，那监狱的铁窗后面，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们，她们也在为我放声歇唱。
布朗斯维尔案件，经过多次上诉，终于在1918年1月8日作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纽约州上诉法院虽然仍确认先前对我的判决合法，但是法官弗雷德列克·克雷因对这条法律作了较自由的解释，实际上允许医生“为健康原因，对已婚妇女传授避孕知识。”这样，医生们再也不用担心会因传授节育知识而被吊销执照了。这一决定，导致美国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都对妇女进行节育指导。
Number：2272
Title：“伊伏娜大婶”戴高乐夫人小传
作者：让…玛丽·雅伏龙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法国
Translator：郑振华
1900年5月22日，伊伏娜出生在法国加莱附近库罗涅一个殷富的船主家庭。父亲雅克·菲利浦和母亲玛格丽特·旺杜从小就对伊伏娜进行严格的礼仪教育。
伊伏娜一到学龄，便由一位老小姐充当家庭教师，对她严加管束。伊伏娜的作业卷面整洁，围裙一尘不染。上课时，她的坐姿端正。
后来，伊伏娜在教会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在那里，她第一次显露出坚强的性格。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着睡衣洗澡。因为按照教会的观点，人的身体是丑恶的。大部分学生部不遵从这项荒唐可笑的规定。她们洗完澡，把睡衣泡在水里浸湿，这样就不会受到训斥。只有伊伏娜的睡衣是干的。学监叫道：“怎么，你没洗澡？”“不，我洗澡的时候没穿睡衣。”伊伏娜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胆地回答。
1920年10月，经由朋友的介绍，伊伏娜结识了一位年轻英俊的上尉，他就是刚从波兰回国的夏尔·戴高乐。一周以后，俩人好像非常偶然地在巴黎的秋季美术沙龙里碰面了。又过了几天，戴高乐邀请伊伏娜参加在凡尔赛一家饭店里举行的圣西尔军校
舞会。他同时邀请了伊伏娜的哥哥来陪伴她。
戴高乐和伊伏娜都非常认真，一对恋人面临着最为严肃的抉择：他俩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吗？
过了两天，伊伏娜的父母惊异地听到女儿宣布：“我要么嫁给他，要么一辈子不结婚。”
1921年4月7日，两个青年人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伊伏娜来说，她得从头学起，一切都很艰苦。戴高乐上尉除去军饷，没有其他收入。三个孩子（菲利浦、伊丽莎白和安娜）出世后，生活拮据起来。更为不幸的是，安娜是个先天性白痴。夫妇俩对病儿体贴倍至，毫不吝惜地花钱为她治疗。他们在科隆贝双教堂地区买下一幢别墅，让安娜能够呼吸到郊外的清新空气。这是伊伏娜头一次感到有了自己的家。
1940年6月6日午夜时分，一辆黑色大型轿车开到前线寻找戴高乐准将。在全线溃败的法军中，只有他的坦克部队取得了胜利。参议院仪长雷诺刚刚任命戴高乐为陆军部副部长。次日凌晨，年轻的将军在他办公室的地图上发现，标有纳粹标志的小旗子正在无情地向巴黎挺进。6月17日，戴高乐抵达英国。18日，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出历史性的抗战号召。此时，伊伏娜和孩子们正在布列塔尼，混杂在长长的逃难人流当中，向法国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