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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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抱胯岩顶，看到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时修建的纪念碑。“鸡鸣三省”四个字是萧克将军题写的。抱胯岩下是交汇的赤水与渭河，四周峰峦环绕，岩顶向河间外倾，超过了90度，极险极峻。站在岩顶比在四川那边看的位置高，因而三省的切割状态更清楚。中央纵队到这边来，以及从这里去扎西比在石厢子更加难以思议。3月在遵义开会，见到遵义市委傅书记，谈起“鸡鸣三省”会议。他向我们讲起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
——我当时是毕节地委书记，林口的那个纪念碑就是我去立的。立碑揭幕仪式在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这边的鸡叫了，接着，四川、云南两边的鸡也叫起来。我们在现场真正体验了一次“鸡鸣三省”。这太难得了。当然，这不是说，“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我们立碑的迎丰村开的。我知道，“鸡鸣三省”会议是党史上正在研究而没作结论的一个难题，因此怎么写碑名是有考虑的。我们请萧克同志只写了“鸡鸣三省”四个字，并未写“‘鸡鸣三省’会议”六个字。尽管我们有倾向，但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要由你们专家去考证。
以上对“鸡鸣三省”的川黔两说作了现场考察。云南的花房子虽然没去成，但“花房子”说的材料看了一些。赞同“花房子”说的同志比较多。论证比较充分的，当数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这是由两位亲历者提供的材料，不能不有较大影响。再就是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和云南昭通党史征研室翟昭明在他们的考辨文章中提出的项英来电问题，成为一个新的佐证。程文（《扎西会议考辨》）和翟文（《“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说：项英连来两电，2月4日是以项英名义，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中央要回电，成为提出“博洛交接”问题的一个直接动因。又说，吕黎平当时是随周恩来和朱德“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就增加了其回忆材料的分量。赞同此说者，在目前不仅居多数，而且占主导地位。
争论与研究，纪念与开发
以上我尽量做到客观介绍“鸡鸣三省”会议的川、黔、滇三说。毫无疑问，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走访了不少老同志，研究了许多文献材料。有的根据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曾三和吕黎平两人的回忆材料。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三方面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目前的材料都有不足，有的不足更明显，有的则不那么明显。
其一，史据还不够很充分。“川、黔、滇三说”都拿不出原始的档案文献根据或与会者的明确说法。目前最权威的还是周恩来的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的不确定表述。凡所引述的领导人的直接回忆，包括陈云、杨尚昆等人的说法，没有一个指明就是某个村庄。这么多研究著述都是用的第二手间接资料，或根据相关档案、某些原始日记作的分析与推论。简言之，分析多于原始史据。不是说不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与推论，否则就没法写文章了，而是说仅凭这些材料就像有的著述明确讲的“鸡鸣三省”会址只在这里，不在别处，恐怕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目前的结论或多或少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尽管川、黔、滇三说的有的同志都向我作了论证，但我至今认为还缺乏这样服人的论据。
其二，论理还不那么全面。“川、黔、滇三说”的有的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扬长避短”，对论证有利的一面讲的相当充足，对其不那么有利的一面或回避不谈、或语焉不详。
先看四川的“石厢子说”。对此说有利的，一是有电报说明中央纵队在那里住过两三天，离开那里是在5日上午，开会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二是那里确实是个庄子，中央领导人及其服务机关能住得下。对此说不利的是，项英4日电是在这里收到的，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不明。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认为中央回电是提出“博洛交接”的一个动因，那么在石厢子这里开会讨论“博洛交接”，理由就不那么充足了。
关于贵州“林口迎丰说”。它能够成为一说，最重要的根据，是邓颖超1979年对毕节代表讲的那段话。但是不利方面较多。一是邓大姐的那个话是别人转述的，也无文字根据；二是没有任何一个当时的电报说中央纵队到过林口一带，红军的其他部队到此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三是不仅没见中央纵队来此的记载，也没见其他任何有影响的回忆。
相对而言，云南的“花房子说”，理由要充分一些。对其最有利的，是当年中央纵队的曾三、吕黎平两人的回忆，讲得很明确，尽管他们两人没有与会，但其特殊身份在那里。再就是项英5日电的具体时间，如果是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那么中央的5日回电就很有可能是高坎或花房子。对其不利的也不是没有。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央领导人到达花房子的时间不清楚，既有可能是在伍云甫日记中写的23∶30前到达，也不能排除在此后到达的可能性。如果是此后到达，就不是5日而是6日开会了。即使在此前到达，在花房子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说，时间确实仓促一些。二是何以断定项英5日电的时间只能是离开石厢子之后，而不会在5日凌晨或离开石厢子之前收到？目前的论证都是将此电设想在离开石厢子之后收到来理论的，这样在花房子或高坎开会讨论“交权”问题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对收到和讨论项英5日电的时间作提前设定来分析，那就是另外一个结论了。如何完全排除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论证。
通过实地考察，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与关心此问题的同志研讨。首先是通过查找原始的档案文献或其他第一手可靠资料，将这个问题努力搞清楚，为解决此党史疑团作出贡献。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了，特别是对坚持云南的花房子说的同志，可能过于苛求了。但持此说的专家们再作进一步研究，也许对我提出的那两点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这样，此说就能完全成立了。我祝愿能有这一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长期争执不休也不是最佳办法。当然，作为一个党史问题去争鸣，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新材料，就那么些东西变着法去说，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就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以为，可以仿“襄阳南阳故事”。
这还是1998年1月去南阳讲学，参观卧龙岗时看到前清湖北襄阳籍人顾嘉蘅在河南南阳任知府写的一副对联产生的想法。熟悉东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今在何处？目前河南人与湖北人仍争论不休。由于历史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的变化，一说当初的南阳是今湖北襄阳，一说当初的南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诸多地方都修了纪念建筑。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尤甚，因为都将他认作本地名人。此后，两地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笔墨争论。到了清代，我们湖北籍的襄阳人顾嘉蘅，走马河南上任南阳知府。这个争论等于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依附哪一说也不是，于是作对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从思想境界还是文字功夫来说，均堪一流。当然，这副好对联不能平息这一公案。
对于“鸡鸣三省”会址的“川、黔、滇三说”之争，能辨清楚最好。辨不清楚，能否如顾嘉蘅的对联那样去对待。“襄阳南阳故事”的名人效应，合则双赢。“鸡鸣三省”会址之争，也可以如此。目前的三地，都属“鸡鸣三省”的广义范围，三地乐于纪念，总比只一家纪念的社会效益好。无论是搞教育基地，还是绿色旅游，都可以合作研讨、共同开发。比如，那座“鸡鸣三省”大桥，三省不合作，怎么建得了？如果说，“鸡鸣三省”会址只在我省，与你们不相干，人家有积极性吗！？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对这样有争议的问题，都可以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共同开发再说。如果你还要“各自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也有一个前提，要承认人家也在“鸡鸣三省”大范围之内。否则，这一争论也将是无休止的。
红军四渡赤水河之一渡渡口——土城
在四川叙永石厢子村访问当年给红军做挑夫的93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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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的岔河地区
｛1｝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罗开富是倾向于“石厢子说”的。他考察后写道：我从一些史料上看到，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项英致电中央，批评中央：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2月5日，项英又来电要求“立复”。为此，张闻天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这说明“5日当天张闻天就代表中央复电给项英了，他应该已是党的总负责人了。而2月4日，中央领导和军委纵队驻在四川石厢子，5日由这里出发经石里等地，傍晚才进入云南扎西水田寨。如此看来，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6页。
｛1｝罗开富在1984年徒步走长征路也到此作过考察。他说：红军长征时，岔河口住有三户人家，分属三个省，隔河相望，相距都在70米左右。这三户是云南的罗家、贵州的张家和四川的赵家。云南和贵州的两家早都搬走了，现在赵家仍在原址。赵家的户主名叫赵再恒，今年66岁，红军过岔河口时16岁。1934年2月3日下午，来了100多红军，都没有马匹，也没有背短枪的，都背着长枪，由他父亲帮助摆渡到贵州张家那个村庄去的。以后好多天再没有见到红军，红军也没有在赵家停留。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1—222页。这也说明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扎西会议及其学术讨论会
中央红军在1935年2月5日上午离开石厢子后就向云南扎西方向前进。当年红军到达扎西时，先要通过绝壁险道两合岩。这个地方，我在2000年底去过，确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描述的：“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红军历尽无数困难，于旧历正月初三到达云南威信县。次日夜间下起了数十年未见的大雪，后来传为红军带来瑞雪、扎西必有喜事的佳话。
红军在向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央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除前面提到的对会址仍有争议的“鸡鸣三省”会议外，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还连续召开会议。这几次会议，除少数学者认为应称之为威信系列会议外，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俗称的“扎西会议”。
由于扎西会议是在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参加人数较多、讨论议题比较重要、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影响比较深远的一次会议，因此，也是党史界学术研讨相对多些的一次会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扎西召开了有来自北京、昆明和昭通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集中检阅了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将对扎西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没有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但在2003年4月到云南考察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走过的一些长征路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翻阅了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其他部门编著的一些书籍，弥补了2000年前考察扎西会议的若干不足。
1996年10月的扎西会议学术讨论会，详细研讨了1935年2月上旬在向扎西进军途中召开的一系列中央会议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即：
——实现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事交接。与会同志普遍赞同“鸡鸣三省”会议的花房子说。按照这一观点，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在扎西会议决定的。尽管“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还需继续考证，但持此说的同志要作这样的表述，在我看来，也不必反对。
——重新开始实施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领导。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项英急电讲的中央苏区问题，向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示项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局加强领导。随后，又向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等地的领导发出指示电，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从而，扭转了一个时期中央领导的被动局面。
——总结了土城作战失利原因。毛泽东讲了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川军主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攻打赤水县城。今后力戒之。
——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一渡赤水后，一面作渡金沙江的侦察，一面准备在川滇边机动。2月7日至11日，中央和军委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渡河计划难于实现；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第一、三、五、九军团指挥。同时扩红3000多，充实了红军作战力量。
——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是在遵义会议上指定张闻天起草的，于2月8日在威信大河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下发部队传达宣传，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2月10日，政治局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随后，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
——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红军川南游击队。根据缩编命令，中央选派两个多连的干部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