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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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阅读“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诗经》的句子时,眼前突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
第二辑·反叛之后新《子不语》
一
五月初,在三角地海报栏看到一则时事社的启事,内容是说原来拟办的“时事论坛”,根据学校党委、团委、学工部(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我记不清了)的指示,因为论题和时间的原因,只能予以取消,希望同学们原谅云云。那是一张蓝色的不起眼的广告纸,在周围大红大绿的广告中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但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个书写启事的同学颤抖的手臂如在目前。
前一张启事公布了一批论题,我那时匆匆扫过一遍,无非是国营企业改革、民工潮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没有涉及什么“禁区”,甚至没有到达“禁区”的边缘,全是“但说无妨”的话题,反正当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但第二张启事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捷克作家史明克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恢复自由》的著名社论。他在回顾五六十年代捷克人生存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年仅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等我自己醒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便已经没有自由了。人家在一点儿一点儿把你自由翅膀上的毛拔掉,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你想飞已飞不起来了。过去我倒是常提醒自己。失去自由是很容易的,但是再得到就很难了。”同我一起看海报的,是兴高采烈的同学们。我想起史明克的这段话,觉得我的同学们的笑容太夸张了。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言论自由甚至不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理念的范畴内,因为言论自由是无须用法律去保护的、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人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不必进行任何论证。我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反叛之后
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惟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艾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