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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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复观的这一系列判断，又并非在书斋的学术象牙塔里冥思苦想达成。他早年参与国民党高层枢机的实际经历，使他对于通过最高统治者所体现的现代中国政治的专制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实际的感受，这就增加了他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本土性和客观价值，令学界政界另眼相看，难于忽视。
二、
1956年，已经离开政权系统在东海大学任教的徐先生，发表了一篇轰动台湾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载《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本来，徐复观与蒋介石有很好的私人友谊，在该文中，虽然对蒋的措辞客气恭敬，但实质上对于蒋氏的政治性格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徐先生首先认为，蒋氏存在着主观意志与客观情况相违背而以主观的直感欲望强制客观事物就范的问题。其次，徐先生认为蒋氏存在着不遵守作为自己的主观意志之客观化的典章法制的问题。其三，徐先生认为蒋氏在受言纳谏的艺术方面修养拙劣，致使“一般聪明才智之士，则只能竭尽其聪明才智，作‘台词’的准备，以便必要时在蒋公面前背诵舞台上的台词。而台词的最大要点，便在防止不致因刺激感情而碰上钉子。所以这种台词，只对蒋公的感情负责，而不敢对客观问题负责，并常常增加与客观问题的距离”。其四，在用人问题上，徐先生指出，蒋氏“对于情意上的要求，在不知不觉之间，常重于在事实上的考察。一个干部，若作了一件合乎蒋公情意的事，则不论因此而受到多大损失，蒋公内心还是喜欢。……于是常常因为一人的‘喑噁叱咤’，而使政府内的‘千人皆废’”。徐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蒋氏这种政治性格，导致“国家是整个底失败了”。这是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下，对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所公开进行的最严峻的批判。
他的上述批判来自他对二千年来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和传统社会、传统士人的痼疾和流弊的深入研究，来自他对现实政治专横黑暗的切身感受，来自他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凛凛风骨，来自他决不曲行媚世的狂狷性格，来自他饱读诗书所熏染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也来自他对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的诚挚认同和身体力行。虽然，他对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协调贯通仍有一些主观牵强的痕迹，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仍有热烈情感重于冷峻理智之偏颇，但是，作为一个洗尽了乡愿庸人习气、襟怀坦白的性情中人，徐复观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确实是罕见的异数。
徐复观所处时代，是所谓五四后的时代，中国知识界已经身处西方文化影响的大潮流下，已经无法回避其挑战了。徐先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西方文明对儒家文化的严峻挑战，走的是某种特殊的“中庸之道”。在徐复观看来，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道统”，徒有个人道德，缺乏制度化的组织。在政治之外，没有社会的立足之点。因而，他肯定了西方民主政治所依据的自由主义的制度性功能，提出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知识和人格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立足点。这一观点，赋有传统主义因素而又超越了传统主义，并吸收了自由主义的重要养分。儒学和自由主义这两重精神资源，在徐复观那里，并非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诚然，二者是有其内在的紧张，但也并非处处对抗。徐复观更倾向于也致力于寻找二者间的并行不悖之处，甚至可以协调之共识。尤有甚者，他甚至相信在中国古典思想中蕴蓄着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资源，值得开掘发煌。当然，他也敏锐地看出指出基于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由于个人与社群之间的紧张而导致的一系列困境（应当指出，以海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并不认同原子式个人主义，指出那是一种假的个人主义）。他认为儒家兼顾个体与全体的中庸之道对此将有所贡献。徐复观这一打通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的意志和超绝的努力，不由不使中国知识界满怀钦敬。徐复观的上述理念，被人称之为“儒家自由主义”或“自由儒家”。鉴于徐先生的基本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儒家，笔者以为“自由儒家”这一称谓更为贴切。他与殷海光先生的令人注目的关系：在思想倾向上——亦敌亦友，先敌后友——戏剧性地象征了他们一生的精神趋向。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雷震与《自由中国》
（一）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于浙江长兴，学生时期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6年返国。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教育部总务司长，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6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同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联络沟通。雷还是党中央监察委员，并获选为制宪国大代表，亲身经历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宪的全过程。
1949年底﹐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时在赴美国途中的胡适应邀为刊物拟定了四条办刊宗旨，并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子水任编辑部总编辑。编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张佛泉、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和罗鸿诏等人，为自由派学人的一时之选。刊物由雷震负责实际运作，主旨在传播民主自由，未几，即成为销量最广的政论杂志。
开初一年余，被称为‘各党各派之友’的雷震由于在政府内外的广泛人脉，故当局与《自由中国》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一文﹐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员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击，杂志开始遭到党政军三方面的压力。该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杂志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点。但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雷震本来就愤懑在心，胡适的来信正好成反击的利剑，他将信的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上。这再度引起了情治单位的不满。自此事件开始，《自由中国》于当局的关系开始连锁演变，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来的，是执政党对教育界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当年在台湾，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党部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灌输的“党化教育”激起反弹，学生、家长无不怨声载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评：
“……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举终于令当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骨鲠之臣”终于与当局分道扬镳了。
此后，《自由中国》的言论节节升高，不仅于1956年10月，倾力推出了由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对蒋介石的“祝寿专号”，忠言直谏，反对蒋氏三连任总统的违宪意图，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如此祝寿，撼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造成政界学界轰动。自然，紧随而来的，就是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了。
（二）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惊闻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号当天，向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专电曰：「台北外交部请转陈兼院长辞修兄：九00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贻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专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
在台湾，由于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再办下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前后共出刊260期。而出刊这10年，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适曾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唐德刚说，雷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
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钱永祥语）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墓园被命名为“自由墓园”。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岁。而早在1977年，时年81岁的雷震，
就已自题碑文为：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顿在“自由墓园”。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亲笔题写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的英魂，栖息在“自由墓园”中，应是得其所哉了。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
（一）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近代中国最富自由独立色彩的报纸《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和主笔，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在他主持笔政期间，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这是当时国际新闻界极富声誉的奖项。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并创办《夏声》杂志，1911年归国，任《民立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因其文名，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先生秘书。曾为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张季鸾先生处世颇有棱角，仗义执言，以致曾两度入狱。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对于宋教仁被刺杀案，秉笔直言，遭到无理逮捕，囚禁三个月之久。袁世凯死后，他出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经各方营救获释。一介书生，两度落难，两次获救，大落大起，预示了其一生的坎坷与辉煌。
张季鸾染有中国文人的文风余韵，又有现代学人的广博知识，象梁任公一样，笔起波澜，引领风潮，掀一时之气象，成舆论之重镇。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吴出资5万元使报纸经济独立）合作接手大公报，这是其一生的转折点。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论及“不党”，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