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李敖这个人-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报纸发行后，立刻又来风八面。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干了。　　　　　
　　　　


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3）

　　　　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下，《文风》杂志夭折。不过，李敖却阴差阳错变成了电话阶级。当时装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李敖家有了电话。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李敖经朋友康白（何伟康）介绍认识了著名导演李翰祥。早在１９６２年，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台湾，创下了１６２天放映９３０场、７２万观众的纪录，黄梅调歌曲回荡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李敖驰骋文坛早有所闻。如今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李翰祥开办了一个明星讲习班，请李敖去做过一次讲演，然后请他到家吃饭。两人甚能谈得来。李翰祥说：“你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他在李敖商海谋生中也帮过不少忙，比如与费太太的相识就是他介绍的。通过费太太，李敖大做了一段旧电器生意。　　　　　
　　　　只要赚钱，李敖什么都干。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８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李敖，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并说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李敖知不知道这剧本在哪部书里。李敖说这剧本收在董康楫的《盛明杂剧》里。李翰祥对李敖的渊博大吃一惊，问哪里能找到？李敖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他知道该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但他故意不说。第二天，他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其影印本，但需付１００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李敖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么不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他说的有理，就付了他１００美金。　　　　　
　　　　


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4）

　　　　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影业公司与国民党反目。他在被列出的罪名中，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并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①后来，干脆在李翰祥家偷偷安上了窃听器，并把李翰祥传去“约谈”。最后导致李翰祥出走香港、澳门、美国、大陆，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李翰祥后来在承德拍戏，国民党当局邀他回去，他断然拒绝。他在大陆导演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影片，大陆６０多个官方文艺单位全力支援，这一消息对国民党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于是台湾当局动员全部新闻媒体，骂李翰祥利欲熏心，晚节不保，上了贼船。他的回答是：“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据说，大陆官方在与李翰祥“合作”之后，“廖承志办公室”也有了扩大对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的意向。　　　　　
　　　　除与李翰祥交往外，李敖还与其它演艺界人士有交往。比如与刘家昌（台湾电影导演，后为台湾博新多媒体公司董事长）的合作。当时为生意方便，李敖买有一辆小车，也算是汽车阶级。１９６９年影视圈人士刘家昌与妻子江青（曾饰电影《七仙女》、《西施》女主角）自拍电影《生老病死》，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李敖因为有车，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李敖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李敖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李敖欣然同意。刘家昌等人好打麻将，李敖也经常参与其中。李敖打牌，十盘九赢，所以，打牌也是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刘家昌因与李敖过从甚密，曾被官方请到文化局约谈，所拍影片亦遭封杀，不准出口。刘家昌在文化局有一段妙语：“我跟李敖是朋友。我牌瘾发的时候，三缺一，要找牌搭子，管他是国民党共产党。”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1）

　　　　题记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　　　　　
　　　　——李敖《我将归来开放》　　　　　
　　　　一、从保安处到仁爱庄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李敖被国民党当局正式拘捕。　　　　　
　　　　在台北市区有一条博爱路，台湾警总保安处就在此地。李敖被关押在保安处讯问室第五房。　　　　　
　　　　在四壁密封的审讯室里，五支６０瓦灯泡放射着刺眼的光照。李敖经受了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和刑求。警方派吴彰炯少将主持审问，上校李彬如和参谋陈敬忠动手刑求。他们要求李敖交代的主要“罪行”是：自己是“台独联盟台湾本部”的重要成员。李敖据理力争，但遭到的则是加倍的折磨。　　　　　
　　　　有一次，李彬如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的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他的右手紧握四根手指。他对李敖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李敖笑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怪圆珠笔。”　　　　　
　　　　李敖的坦然使他们大为恼火，吴彰炯气得向李敖大吼大叫：“你小子识相点，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2）

　　　　李敖笑了，他说：“我本人就是透透的！我有什么秘密？我有什么阴谋？没有嘛！我宣传自由民主、合法斗争，我本来就没有秘密嘛！”　　　　　
　　　　但吴彰炯岂肯相信？继续刑讯。李敖想，这帮国民党总以为我是搞政治的，以为我在抢他们口中的骨头，殊不知他们全弄错了。唐朝诗人说：“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这帮恶狗若不相猜，又怎有饭吃？他从特务们穷凶极恶的表演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被栽诬既符合“台独分子”的利益又符合当局的利益，这正是他们进行刑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根本原因。此时，他不再争辩。他知道，“台独者”咬住他这惟一的外省人，是要把案子做大，扩大影响；而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案子做大，有李敖参加，顿时就变成大案、巨案，自可邀功请赏。于是，当特务发现这个“台独分子”居然不会说台湾话而感到惊奇的时候，李敖以嘲弄的口气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英国皇帝乔治第一，做了英国人的皇帝，还不会说英文呢！”　　　　　
　　　　保安处第五房的黑狱生活，在李敖的生命中留下的痛苦刻骨铭心。他后来在诗中回忆道：　　　　　
　　　　难友一一已沉泉，　　　　　
　　　　酷吏时时到眼前，　　　　　
　　　　疲劳审问不成眠，　　　　　
　　　　笔录模糊仍纠缠，　　　　　
　　　　此身不求脱拘挛，　　　　　
　　　　誓与警总长周旋。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3）

　　　　在这一年里，他不仅遭受了刑求逼供的肉体上的折磨，更使他心伤的是他的情人小蕾离他而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房中，我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虽然我在多少个子夜、多少个晦冥、多少个“昏黑日午”，我噙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当十个月后，当小蕾终于写信来，说她不再等我了，我捧信凄然，毕竟为之泪下。①　　　　　
　　　　看着自己孤零零的影子，他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整个世界都已不属于自己，他的情绪一度处于低落状态。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李敖被移送到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继续看押，等候审判。数月后，转至１１房，后又调第八房。在这里，他度过了四年八个月的牢狱时光。在狭小的牢房里，他用一块破门板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书桌，这个书桌加上床铺的面积，占了全房的１／２，另外的１／２用来散步、活动，吃喝拉撒睡。在房的四角不乏潮湿中生存的其它生命，白蚁、蟑螂、壁虎、蜘蛛、蜈蚣……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他在房内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３５×１５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０日，李敖以“与彭来往带信罪”、“家藏文件入伙罪”、“监狱名单外泄罪”等三项罪名被判刑十年。收到判决书后，李敖拒绝上诉。但是军事检察官韩延年认为量刑太轻，要求复判，于是又等待复判，这样一拖，三年半过去了。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２日开庭重审，适逢蒋介石去世不久实行大赦减刑，故李敖的刑期亦相应减短。判决书的“主文”是：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4）

　　　　尽管李敖以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属欲加之罪，但判决书依然判他有罪，他看透了当局心态，对军法官不屑置一辞，也不请律师代置一辞，他留下一张书面意见：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１９４６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５４４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点，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１９１８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5）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　９月１５日　　　　　
　　　　面对坐牢，李敖显示出一片平静与苍茫。　　　　　
　　　　在监狱阴暗的灯光里，咿哑的地板上，他像一只狗熊般地来回踱着步，边走边思考，边走边背书，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他在狱中翻译的莎士比亚的一首诗颇能道出此时此刻的心情：　　　　　
　　　　此处音宛转　　　　　
　　　　人声和鸟声　　　　　
　　　　仇敌都不见　　　　　
　　　　除却一寒冬　　　　　
　　　　煦煦春阳下　　　　　
　　　　名得一场空　　　　　
　　　　觅食欣所遇　　　　　
　　　　知足任西东　　　　　
　　　　仇敌都不见　　　　　
　　　　除却一寒冬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6）

　　　　此时，李敖所余的刑期只有一年多了。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李敖被移送“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接受“思想教育”。在这里，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他被关到一座花园洋房里，开了专班。专班四人，除他之外，还有同案犯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李敖看不起那些来“上课”的“学者名流”，对他们冷眼相向，一言不发。管理人员要求“讨论讨论”，他一概不理。就是在这样的“洗脑”中，他步入了牢狱生活的尾声。　　　　　
　　　　照当局法律规定，犯人刑满后须有人作保才能出狱，当狱方向李敖提出这一点时，他马上拒绝说：“自己的朋友全跑光了，没有保人。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你们的教导长汪梦湘了。”　　　　　
　　　　汪梦湘在中西文化论战期间为《文星》写过稿，笔名东方望。他见李敖点到自己，很尴尬地对李敖说：“小弟有职在身，实在不便。”　　　　　
　　　　李敖调侃道：“你老婆没有职务啊，就由你老婆保吧！”　　　　　
　　　　汪梦湘只是苦笑。　　　　　
　　　　狱方偷偷同李敖的母亲取得联系，提议由她来作保，结果被李敖得知，他大怒说：“保人就可能是每周一次向警察告密被保人一周行踪的人，如果母亲保我，就有每周做线民一次之嫌，这成什么世界！”　　　　　
　　　　狱方负责人说：“这是法律规定，没有保人，就不能释放，我们也没有办法。”　　　　　
　　　　李敖表示：“如果真是这样，我甘愿因此而继续坐牢！”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日，李敖破例无保释放。　　　　　
　　　　


第五部分匪谍•；小偷•；流氓（1）

　　　　二、匪谍•；小偷•；流氓　　　　　
　　　　李敖在坐牢期间，饱经了黑狱中的身心折磨，也饱阅了狱中万千怪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囚犯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司法的黑暗，也看到了政治与人生的荒谬。　　　　　
　　　　１９７２年７月，李敖被关入军法处第二房时，他遇到了国民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范子文。这个特务头子在内斗中被诬为共产党，成了李敖的难友。他整天气鼓鼓的，动不动就大发牢骚，有一天，他对李敖说：“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其实真的共产党，国民党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出自国民党特务头子之口，李敖更加感到了那个政党的可憎和可悲。他点点头，笑着说：“你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