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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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自己看书之外，那个客厅一度成为我最好的课堂。我提问，他们为我解疑。有时我还进一步提出质疑，与他们进行争论，许多必需的知识就来自这里。比如我的古典文学的知识就得益于田念萱。我很幸运在中学时代遇上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他“强迫”我们背了不少古典诗词和古文，但是他太偏爱李后主、花间派和陈情表、祭妹文一类文字，学生们也就都一路跟着做一些“不识愁滋味”而“强说愁”的诗人。田念萱则于兼容并蓄之间更属意于瘦骨嶙峋的李贺、慷慨高歌的苏轼、辛弃疾，同时也不排斥雍容清丽的黄仲则。我的一套保存至今的《两当轩集》就是她送我的。不知不觉之间，我拓宽了自己的鉴赏范围。再比如，我是受新文艺熏陶长大的，从小就对传统戏剧、地方戏曲有偏见，也是田念萱循循善诱地引导我迷上了昆曲，接受了川剧、汉剧等剧种，大大扩展了我的审美视野。这里还必须说到瞿白音，他在艺术趣味上更是不拘一格。他写于1962年的《创新独白》中所提出的“陈言务去”的呼吁，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他激赏有新意的作品，在创作中自己也喜欢“出奇制胜”。在那个板板六十四、要求言必有据、将一切框得死死的年代，哪能容得下这种异端邪说。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批成宣扬离经叛道——离马列主义经、叛社会主义之道的“大毒草”。为此，他吃了大苦头。然而这个主张却像种子一样埋入了我的心里，既言创作，必须出新意，不然何言之“创”？在文学艺术已经形成多元多彩局面的今天，回顾这段公案，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思，然而，在当年，敢于如此逆潮流而言者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22节　田念萱和她的客厅（2）

　　　　有才气，有见解，直言不讳，不懂得顾忌，不懂得自我保护，田、瞿二位都属这种恃才傲物的人。对于田念萱来讲，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文委文学处时，与一位老干部合不来。这位同志倒也不是一个刻板的人，而属于那种落拓不羁的浪荡才子型的人物。他出身于北方大地主家庭，口无遮拦，作风粗糙，田念萱觉得很难和他相处。正好1956年号召妇女回到家庭“干革命”，田念萱又发现自己患高血压，她就马上“响应号召”辞职回家。我们几个和她要好的朋友劝她慎重，三思之后再作决定，一直在社会上工作的人突然脱离社会岗位，不是容易适应的事。但她不为所动，执意离职而去。那真是一派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气概。她回家后虽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如《乔老爷上轿》、《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但她到底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1961年成立上海文学研究所，她又重新加入古典组。后来一直在郭绍虞领导下参加《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　　　　
　　　　她（他）们夫妇和经常到她（他）们家做客的大都是这样一类自有见解，除去对自己真心钦佩者外，对什么人也不买账的狂狷之士。恃才傲物往往又与仗义疏财相联系。他们这个客厅也不例外。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艺术家们。这不是公家推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而是各人自觉自愿竭尽所能掏腰包的“共产”。也许这与这些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在颠沛流离之中不断重新组合的集体生活有关。共同的命运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养成了不分彼此的习惯。但这也与他们的天性有关。有些在非常时期加入过这种集体的人，进入了正常生活状态之后，也就去营造平稳的生活了。我注意到有些在早年与他们也曾相濡以沫，但作风上唯恭唯谨或铢锱必计的人，后来和他们都拉开了距离。继续聚集在这个客厅里的都是些狂放豁达、不拘小节的人。望着他们，我曾想起夏公喜欢讲的田汉轶事。他说，在他们这个文艺圈子里有句有名的歇后语，就是：田老大请客——自己带钱。因为只要一有客人来，田汉都热情万状地接待，必定要拉客人到饭馆请吃饭，然而却往往饭后又掏不出钱来，只得客人们自己挖腰包来凑。他的热情是真心诚意的，只是顾不上考虑自己当时有钱没钱。田汉无论才气，还是作风，都堪称这个客厅的表率。像田汉一样，她家的大门也永远向朋友敞开。川流不断的客人中，有本市的，也有很多外地的。进到这里，不但坐下来有饭吃，如果需要，还可以留宿。来者不仅是体健的，病残的她（他）们更加悉心照料。比如电影、文学两界的热心人洪道，因脊椎严重强直，行动极为不便，来上海都住她家。到这里的，谈剧本的；找工作的，切磋技艺的，发牢骚、聊天的，形形色色样样都有，有的把该讲的讲光了拍拍屁股就走；有的讲够了还兴致勃勃地留下来吃饭。那些年幸亏有一位婆婆（她同学的亲戚）和一位孃孃（瞿白音的亲戚）帮助打理，不然怎么能随时都供应得出一桌饭菜。不但供应得出，而且田家的饭菜还以精美著称。孃孃烧得一手入味的江南风味的菜，田念萱的湖南菜堪称一绝，比我所吃过的湖南馆子烧得都好。菜好主人又殷勤，客人自然趋之若鹜。我所以说男女主人都是“人来疯”，因为只说他们待客殷勤还不够。他们见了人恨不得倾其所有，把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人越多越兴奋。他们不仅欢迎旧友，并且同气相求地吸引新朋。比如部队出身的吴强，由于在华东文化部与田念萱共过事，十分相投，不久就被吸引进了他们的客厅，成了那里的常客，直至她（他）们夫妇双双谢世。瞿白音和吴强还进行过一次合作，即将吴强的《红日》搬上银幕。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两人讨论起来，那可真是坦诚相见。每遇意见相左，不仅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通宵达旦不能罢休。遇上这种情况，田念萱还得给他们做夜宵。而这种激烈的争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尽管他们彼此出身、学养、经历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同属胸无城府，童心未泯的人。是的，具有童心对他们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们喜欢年轻人，即使跨行跨业，只要性格相投，他们也一律欢迎。我在她家多次遇到与文艺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以我相熟者而言，我们共同的朋友黄屏的弟弟，我的两个弟弟，都是她（他）们的忘年交。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比与我更为悬殊。他们所从事的科技理工方面的专业，连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没弄懂，也没兴趣弄懂，但是，当他们每次相聚时，她（他）们两位，尤其是瞿白音对弟弟的专业却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兴趣，认真地向他们“讨教”，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讨论。我的两个弟弟一向不大喜欢文艺界人士，很少与我的文艺界朋友交往。他们觉得许多作家、艺术家华而不实，惯于哗众取宠，特别是有些人没弄懂就瞎卖弄一些科技名词。对这一点，他们特别反感，常常从报纸、杂志的文章中挑出一些例子来“口诛”一番。但他们对于田、瞿两位却既敬重又友善，认为她（他）们都是既热情又实在的人。　　　　
　　　　大门如此洞开的孟尝君式的做法，自然所费不赀，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瞿白音当年虽也算是位“三名三高”的人物，属于五六十年代的高薪阶层，也很难承受这样的开支。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她（他）们担心过什么。她（他）们没有什么积蓄，因为她（他）们一向过这种有饭大家吃的生活。此外，瞿白音还患有痼疾，犯起病来是性命交关的事。医疗费是她家一项沉重的负担，即使自1949年他享受了公费医疗，但也不是一切费用都能报销的。因此，医药费始终是她家一项重要的开支。瞿白音的病是爱迪森氏病——肾上腺结核，不知现在医疗上是否有了什么好办法，当年是靠在皮下植入一块可以补充肾上腺的什么人体组织。可等到所补入的东西作用达不到要求的时候，就会发生生命危险。这种病还会导致全身色素沉淀，皮肤变黑。一次，他和夏公一起招待捷克电影代表团，客人将他误认为印度人。于是，夏公给他起了一个“印度王子”的绰号（夏公是很喜欢给人起绰号的），这个绰号后来就叫开了。这个绰号之所以贴切，除去肤色之外，还有双关含义，对于常人来说，很难不担心的家庭收支失衡的问题，她（他）们夫妇似乎不大在意。五十年代中期，瞿白音一次发病，十分危急，田念萱手中拮据，曾向顾而已（？）借过五百元。在当时五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背上了债，她（他）们仍旧照常款待宾客。到六十年代初，她（他）（们）拿到了两笔剧本稿费，当还钱给债主时，债主坚决不收，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还钱就绝交。在这个客厅中成员之间不分彼此至此，也真让人感动。　　　　
　　　　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气氛下，聚集了这样一些具有真性情而又不知掩饰自己的艺术家的“客厅”，不会不引起某些人的侧目。吴家客厅早在反右时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田家客厅虽勉强幸存下来，但到“文化大革命”刚一揭开序幕，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演剧队是国民党的别动派”的大块文章之后便遭受到猛烈的冲击了。瞿白音被关押，田念萱被解除公职驱赶回家。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这个客厅的凝聚力仍未被完全冲散，它的结束反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运动开始，每个人都被冲击得昏头昏脑，自顾不暇。但在那种非常的状态下一旦安顿下来之后，人们又想起了那间客厅，想方设法地恢复了来往。田家房屋在被查封之后，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只留给她（他）们楼下的这间“客厅”。幸亏新来的邻居们都很理解、同情她（他）们。特别是楼上一家医生夫妇，很快也成了这个败落的“客厅”的座上客，还担任了他们的义务医疗顾问。大家都免除了被检举揭发的顾虑。那是在下干校之后，听说瞿白音被释放回家了，人们就利用干校休假时间，在夜色的掩护下前去探望。我在《雨夜听琴声》中讲到为避人耳目，在一个漆黑的冬天的雨夜里去看望刚从狱中出来的朋友，所写的就是去她家的一段经历。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干校结束、“学员”们返城之后，那来往就更方便些，只要想方设法不被造反派发现就是了。当然，饭是没有得吃了，不但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拮据，而且，停留的时间也不能过长。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就是在她家听到的。那天下午，她儿子瞿向明气急败坏地从外面跑回来报告，毛主席去世了。哪里听到的？她妈妈急急地问。广播，外边在广播，路上的人都站下来听，儿子回答。我十分紧张，立即站起来说，我得马上回家，免得等会儿工军宣队到家里来查我的动向发现我在外边走动。田念萱也催我快走，因为说不定电影局的监督人员也会来检查，发现了我们就麻烦了。　　　　
　　　　这个在“文革”后期还“苟延残喘”的客厅，在“文革”结束之后倒逐渐解体了。在落实政策之后，她们的房子恢复了原状，扣发的工资也一次偿还，但它再也不能恢复过去那种“辉煌”了。在运动中都不怕担当串联罪名的老朋友们自然不会忘情这里，还经常来走动。但是，经过这十年来两次翻天覆地大转折，历史毕竟翻过了一页，而非单纯地回复到过去。有些人疏离了，而一直保持来往的朋友们，在重新恢复工作之后，几乎个个都想补回损失的十年。特别是在开放改革政策实行之后，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学术著作涌入，人们在工作之外，还悟到需要“恶补”的功课是那么多，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有些吝惜，串门做客、海聊神侃的心情就被挤到日程的边缘角落里去了。朋友们、特别是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常常只能在上班前、下班后去坐坐，只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感到热闹惯了的田念萱有一种失落感。特别是瞿白音在得到平反之后不久，于1979年因主动脉瘤破裂突然逝世之后，她更显得落漠。也许她以为是瞿白音的去世造成这个客厅的逐渐冷落。她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我不敢对她进行解释。“文革”结束之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虽在文坛活跃异常，但他们家的客厅如何？我虽去过两次，也同样匆匆，而且那里也不再像它鼎盛时期那样，时时高朋满座。我想理由是同样的。当年客厅中的中年人业已进入中年的尾声，当时名满艺坛的中坚力量，则多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一迟来的工作机会，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于是，那种悠闲的，带有士大夫遗风的聚会逐渐淡去。也许可以说，那种客厅体现了某些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彼此进行艺术交流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生存方式。在那种信息不畅通，对外封闭、对内施行禁锢政策的时候，这种客厅就为一些不安于现状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同“好”相求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种“自由”在不同时期有大有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它毕竟为那些不甘心囿于成规的艺术家们提供了相互切磋、共同探讨的场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之后，除去生活节奏变快的原因之外，艺术家们进行交流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间。应邀去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渠道逐步打开，在国内则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人聚会——研讨会、笔会，甚至饭局茶话会。然而，这些聚会大多是例行公事式的，热闹倒也热闹，但坦诚活泼的气氛却往往不足。当然，逝去的东西终于要随着历史的进展而逝去，但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丝毫不需戒备的、充满温馨之情的聚会，不仍有值得缅怀纪念之处？　　　　
　　　　1997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3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1）

　　　　近来有人写到王元化先生时，曾提到我形容他早年的某些性格表现的话。比如，陈丹燕和钱谷融先生，他们都觉得不但从中依稀可见元化先生的某些形影，而且这些表现与他今天为人治学的态度也有某种关联。许多朋友动员我也写一篇。其实我也常有写他的冲动，但往往一下笔就犹疑了。因为他现在已是一位大学问家，而我于他所研究的学术思想问题却全然是门外汉，掌握不住他的学术思想——这可是他的精神精髓，谈学者而不懂他的学术精义，那岂不是个大笑话！　　　　
　　　　但朋友们还是鼓励我试一试，鼓励我从多年的接触和了解的角度，提供一个我所认识的、日常生活中的王元化。这也许对于研究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帮助。　　　　
　　　　这些鼓励让我跃跃欲试。我也许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在我这一辈人中，可能我与他认识得最早，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断断续续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在1954年底之前，先是他在华东局宣传部，我在市委宣传部，等我到了华东局宣传部，他已去了新文艺出版社。但他经常来参加夏衍同志主持的会议，我常见到他。1954年之后，成立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他是文学处处长，直至他因胡风一案隔离审查。当他戴上“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分配到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我当时也已调到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组。于是，接触就多了。到“文化大革命”，他属“死老虎”，我是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牛棚中共处了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那就不必说了。我不仅和他形成半师长、半上级的关系，而且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