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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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1节 记长者夏衍
当我第一次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之约编一本夏衍的专题选集的时候，几位至亲好友就提醒我：你在宝山之旁而不知探宝，你应该认真收集、研究夏公的生平和创作。是的，我早就该沉下心来从事夏衍研究了。从1949年我走进革命的队伍，夏衍同志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革命老前辈之一，就从事文学活动方面来说，他又是我的引路人。虽然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后来的近三十年中，除去那失去人身自由的十年，他一直不断地指点我（让我多看杂书）、批评我（批评我文章干瘪拘束）。作为一个长期受教的晚辈，朋友们的这个建议，对我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但是，这件事做起来却又非常不容易。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化巨人们的活动与成就，大多不局限于文艺范围之内。他们不仅仅是新文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而且还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贡献，有时直接投身政治活动。鲁迅自不必说，郭沫若、茅盾无不如此。夏衍也不例外，除文学、戏剧、电影之外，他还是新闻、外交、党的工作等等方面的活动家。要研究他，必须研究与他活动相联系的现代史、党史、文学史、新闻史……那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我不禁望而却步。
近几年来，我每次出差到北京，总要千方百计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去看望他老人家几次。坐在他那间只有八九平方米，被极其简单的旧家具塞得拥挤不堪的斗室之内，或者聆听他对于当前的文学、当前的电影发表意见，或者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俯身于小桌儿上走笔疾书，每当这种时候，特别是当他写了一阵之后抬起头来，将左手插在右腋下，燃起一支烟，皱起眉头“苦思”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在上海河南中路上的文管会用木板隔成的简陋的办公室中，以及后来在常德路、淮海中路上的宣传部的堂皇的办公室中挨烟熏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那时，做小秘书的我，每天就是在烟气迷蒙之中强睁着被刺激得睁也睁不开的眼睛，诚惶诚恐地拆复信件、记录电话、收发整理文件。这些回忆，倒使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在对他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面前我胆怯，那么不如就将自己对于这位前辈的点滴印象，从他为文为人方面所得到的感受，以及自己从他那里受到的教诲如实地记述下来。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接触到夏衍同志的作品是在1948年底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那时一个中学同学正就读于上海剧专，他们排演了夏衍同志的《芳草天涯》，邀我去看。
夏衍1924年在日本
当然，夏衍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从高中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开始，大家就逐渐熟悉起一些革命文化人的姓名，不过，当时我们最熟悉的主要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文艺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因此，尽管我读过开明书店那种用脆薄的土黄纸张印的《母》，但是我没有弄清译者孙光瑞就是沈端先，亦即夏衍的另一化名。
1948年底，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青年学生们正沉浸于革命狂热压倒一切的情绪之中，我当时方迈出中学大门不久，格外幼稚、偏激，刚刚在心里推倒了过去的偶像——屠格涅夫笔下的丽莎、爱伦娜，将保尔·柯察金树为自己的楷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去看《芳草天涯》，其感受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走出剧场时对半世纪以来与之斗争的敌人时时保持着警惕，他对周围的朋友和晚辈富有同情心；他特别喜欢具有未泯的童心的天真性格，讨厌虚伪、做作与世故，尤其嫌恶谄媚、逢迎、投井下石和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行为。
不喜欢他的人攻击他为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以我浅薄之见，他其实是一位富有真正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家。
在当年，作为一个刚踏进革命队伍的小兵，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下属的关心——那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为每一个下属的发展前途着想的关心。在那个年代，那座由荷枪战士日夜警卫的办公大楼——建设大厦让人感到敬畏，在大楼中办公的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人更让我们这些小兵感到敬畏。开始在夏衍办公室工作时，我感到手足不知所措——怎么会不感到局促呢，就连警卫员、连大楼里的公务员都比我们革命资历老得多。夏衍同志的两位警卫员谈起他们的战斗经历时，我只有仰着头听的份儿。但是没有几天夏衍同志就消除了我的那种紧张情绪。
解放大军初入大城市，本已千头万绪，加以上海解放之后，又大事不断：“二六”轰炸、三反五反、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比如，“二六”轰炸之后，我们二月七日就下到被炸得最严重的杨浦发电厂；比如后来的整理转移档案；再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准备等等，都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夏衍同志每次看到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离开办公室，总是半开玩笑地叮嘱率领我们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要注意，你们可不要虐待儿童团！”于是，儿童团的叫法就传开了。他对年轻同志的关心还不仅止于生活方面，他更为关心我们的学习。对于先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位警卫员老刘和老苗，他几次批评他们打扑克、吹牛、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说服他们学文化、学“一技之长”，老刘终于在1953年从工农速中进入技术学校。我的走上文学道路更是和他的教导与鼓励分不开的。在听电话管文件之余，我有时也看看作家们送给他审阅的剧本、稿件，有时还跟随他去看审查演出，常常在他们讨论时充当记录。在讨论会上我当然一语不发，而有时在会后，我向他悄悄提出自己的疑问或我所感到而会上没有讲到的优点或缺点。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革命文艺前辈面前，讲述自己的幼稚的看法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这位前辈，居然每次都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听下去，有时还问到我在读的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及我的看法。那是在1951年，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把你对作品的看法写成文章。评论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你写好给我看。”当时，我屏息静气，激动得不知所以——我们这种心情大概是今天的年轻的朋友们难以理解的。在我们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时候，不要说对夏衍同志这样有着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与很高的文学声望的近五十岁的革命家，即便对三十岁的来自解放区的同志，我们也看作是老同志，佩服得了不得。——也可以说，就是夏衍同志这句话将我引上了文学这条又苦又甜的道路。尽管当时身为市委五位常委之一的夏衍同志是那么忙，但是我最初发表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评论文章和散文大都经他看过，有时还经过他修改——可惜当年我还不懂爱惜这些笔墨，没有将它们保存下来。每当看到我的一点点进步，他就鼓励我：现在许多知名的作家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缺乏自信的人，如果没有周围几位长者不断的鼓励与督促，我大概不会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来，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文革”之后，我见到当年一起在夏衍同志身边工作的警卫员老刘和老苗，大家都感到夏衍同志在学习方面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我们终身受益。
夏衍同志非常爱才。爱才，这不是夏衍同志一个人的特点，我觉得我们许多革命前辈——那些胸怀大度而充满自信的领导人都爱才。而夏衍同志特别爱有才气的年轻人，不论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记者，有才气的他都爱护。因而他身边总是有一批隔一代、隔两代、甚至隔三代的（按目前电影界的说法，那就是第五代了）忘年交。
在列宁格勒广场
他在上海工作时期，每次去北京，他就被“二流堂”及其“弟子”们包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曾拿出《人民日报》整整一个版面来揭露“二流堂”的所谓罪行。那篇杀气腾腾的檄文将“二流堂”说成是个不仅是有纲领、甚至还有堂徽的反革命组织。其实这不过是一群才气横溢、富有幽默感、不拘小节的艺术家，诸如吴祖光、盛家伦、郁风、黄苗子、丁聪、戴浩、唐瑜等位的聚会而已。这些都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团结在夏衍同志周围的活跃的剧作家、声乐家、画家、电影家。他们都是夏衍同志的“晚辈”。而到这时，在他们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更年轻的、吴祖光的“弟子”们，那就是第三代了。只要“夏公”一到，他们就海阔天空，“喜怒笑骂”一番。对当时文艺界的、以至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的讽刺挖苦之词，简直可以收入侯宝林的相声之中。夏衍同志常常从这些人的言谈之中了解到各种行当的艺术家的意见和情绪。后来，他在上海干脆摆了一个“测字摊”来听取文艺界的意见——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在作家协会东厅接待文艺界人士。每次，我坐在边上，当然不敢开口，只是聚精会神地听，从那些如珠的妙语中我悟到什么是文化人，什么是艺术家的机智与尖刻。
当然，这些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有人很不喜欢这种表现，而夏衍同志却很看重这个。他从这里发现艺术家的才气与激情——只有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种激情。因此，他宁可欣赏这种不够全面公允的“尖刻”，也不喜欢不见才气的四平八稳。在我接触到的老前辈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具有这样宽宏大度的胸襟。
是的，爱才而宽容，我觉得用这句话说明、概括他为人的一个方面是很恰当的。为了出自爱才的宽容，他受过多少指责！在解放初期那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形势下，连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他居然公开肯定张爱玲的艺术才气，并通过几位作家、电影导演、报界人士劝她不要离开大陆，还亲自筹划对她的安排。出于种种原因，张爱玲还是走了。他得知之后，惋惜地对我说：“这是一位艺术家，你应该读读她的小说，她所反映的她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是相当深刻的。”1980年他在上海华东医院接见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时，我陪同在座。当於梨华谈到张爱玲现隐居美国时，他对於说：“你再见到她时，请代我问候，并欢迎她回来看看。”这两年，国内掀起了张爱玲作品热，而在当年，谁敢仅仅为了艺术才气而肯定她呢！要知道这是一位出身于清末名宦家庭，成名于沦陷时期，写的又全是十里洋场没落的半宦半商家庭的男男女女的纠葛的作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家庭、个人、作品，都是与革命离得远而不能再远的了。
关于夏衍同志爱才的表现实在不胜枚举，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例。那就是一位有成就的女演员，由于家庭中婆媳长期不和，做了蠢事，引起了政法部门的干预。这类纠纷，处理上处于可宽可严之间，夏衍同志又冒了舆论的危险，从中调停。他看出了我当时的担心与不解——这类事他完全可以不管，他对我说：“这是个有才华的演员，我如果不出来讲讲话，说不定她就会毁了。当然，我这样做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是，这根鞭子如果打在我身上，我也许也要受到一些皮肉之苦，但，挡一下就过去了。”是的，在那个年代，栽一个跟斗就一蹶不起、毁了一辈子的事并不少见。夏衍同志这样的为人舍己的品格，让我感到肃然起敬。后来，我还见到几桩他为了触犯常规的干部排除困境的事例。在那个人人口头上号称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而实际上越是主张“从严处理”才越显得革命的时代，这样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夏衍同志正是在这种甘冒风险中显示出他的长者风度的。
果然，这些事——无论是“二流堂”，还是张爱玲，以及他曾保护过一些艺术家和干部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清算”了出来。在干校的草棚棚的宿舍里，我听着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位小将躺在地铺上，咬牙切齿地读着这些“黑材料”时，我默默地想：你们这些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心鬼们，怎么能了解一个宽厚的革命者的心呢！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他已吃过许多苦头，但他“童心”未减，初衷未变，我几次去京看望他时，总是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接待有才气的年轻人和为他们说话。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2节 人、风格和兴趣
——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不久前，夏衍老人把他多年收藏的字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件事在文艺界圈子里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夏，他先是将他十分珍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侥幸”地失而复得的纳兰容若的诗翰手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当然，这都是无偿的，他连捐赠仪式都辞谢了，只同意在他故乡杭州举行一次展览。
前一阵，许多老前辈都将自己收藏的文物捐献了。据夏公说，李初梨、李一氓、周培源、孙大光都将他们所收藏的陶瓷、书画、善本捐给了各自的故乡的博物馆。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夏公认为，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原因它们流散于肆里坊间，既有机缘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应该将它还给国家，成为全民族所有的文化遗产。为避免再度流散，交由博物馆保存是最妥善的方案。博物馆本是荟萃民族文物乃至世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