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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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第九回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１．出东门
正德以他那种荒诞的方式当皇帝，居然不倒台，得感谢儒家给他教育出了那么好的官僚队伍，更得感谢那种除了皇帝谁也炸不起翅儿来的邪门制度。但是民不聊生，民自生变。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遵守祖宗规矩和圣人教诲的，但肚子不饱了，灵魂就不再饥饿。明朝以民变开局以民变结尾，终明之世，民变无日无之。只是正德朝也特乱乎些。而乱世才出心学。换句话说，心学在乱世才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治世出理学一样。如果说理学象小吏多念律，心学则象老将不论兵
心学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时、谁也指望不上时，只得靠自己来独立面对世变时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能动性。就像一个人被抛至旷野，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能用自己的心、力来承受一切，他必须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心学家。
王阳明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
王说：你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驱壳外面的物事。其实视听言动，皆由你心。你心之视，发窍于目；你心之听，发窍于耳；你心之言，发窍于口；你心之动，发窍于四肢。心并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团血肉还在，但他的视听言动在哪里？
当林黛玉跟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时，她就是个漂亮的心学家；但那些造反的民众“出东门，不复归”时，他们是什么？用阳明学那一元化的标准说，他们也是漂亮的心学家。当心学与心学赤身相对时，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要么，一块喝酒；要么，你死我活。
在阳明整天像散仙一样活着，还觉得不舒服，还不断地打退休报告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 头，皆称王，都要当新时代的朱元璋。占领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乐昌的高快马、称霸郴州的龚福全等等，都攻城略县，与此同时，福建象湖山的詹师富又随之而起。
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
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与民众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这既是儒家民本原则的“当代”体现，也是市民社会有所养育的当代表现。他有句近乎极端的话：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个意思了。这个思想一点也不妨碍他去镇压民变，反而是他去镇压的价值支点，他不去除暴怎么能安良，在匪徒出没的广大区域，民不聊生。他们遥望王师救他们出水火之中。然而腐败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当强盗的良民也不得不“入伙为安”，愚夫愚妇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永远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在给国家交纳的税粮中包含着让国家养官养兵以保障纳税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诈盘剥他们，兵比匪还心黑手辣。－－王阳明剿匪就不用国家正规军，他知道大军一过，百姓几年之内没法正常生活。他是个为大多数民众着想的好官。
由于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渠道出产官吏，官多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队员，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的官员，造成官场竞争空前的激烈。阳明等到四十五岁才得授去剿匪的实职，还是因了兵部尚书王琼的特别推荐。
琼是太原人，能打会算，以敏练获宠圣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当上兵部尚书，次年就举荐了阳明。他反对大兵剿匪的办法，才特拔阳明这样的人才。他废除了当时通行的用杀贼首级论功的作法。他说这是秦始皇留下的坏传统。在边关可以论人头，在内地绝对不可。他说：“现在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以冒功，还纵贼行动以创战绩。自今内地征讨，只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董卓杀民以冒充杀了黄巾军的虐行还在上演。对于那些平民来说，被官军杀了还得留下“匪属”的罪名给亲人后代。
王阳明自称正在尸位素餐、因循岁月，却于九月十四日忽然接到吏部任命他当南赣佥都御史的咨文，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这个使命是出他意料外的，他早年练就的“先知术”没有发挥作用。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致仕就是退休。他是个语言大师，疏文写的极好，短短的篇幅一波三折，横说竖说，无非是身体不好，才能低下，不敢误国败政。中间有些插曲性的话颇可玩味：“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下面说自己得显官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怕干不好云云－－这是阳，真实的意思是我过去粗心浮气、狂诞自居－－你们从来也没想着要用我，这是阴。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
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
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
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
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
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 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
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 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
兵部奉圣旨，命令：
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 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
２．胜败由人 兵贵善用
他先立即赶到南昌，粗定了一下方略，用心法应变这无穷的现状。－－他跟皇帝说，他初三就到了南昌。
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延千里，址交五省。现在这几省交界处暴动频起，新起的流民与山里的惯匪连成了一片。各省划地为牢，对边界地区的事情都推诿，「就像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边远落后的地区、在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又有崇山峻岭，洞穴丛林，只有鸟道与外界勾通。车马不得长驱，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官军扑来，暴民如鸟散入深林，大军日耗累万，却如高射炮打蚊子。暴民在山中如鱼得水，大军在山中则是涸辙而鱼，难以维持。大军一走，他们旧态复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他们狡兔三窟，勾连成片。官逼民反，他们兵源连绵不断。总而言之赣南闽西那脉山麓千里皆乱。
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十六，他到达赣州，正式开府。
他来时，在万安就先跟数百名流贼遭遇上了。他根据王朝官员调动的规矩，基本上是只身一人，领着家人，没什么官军护卫，而且他的旧衙门是王朝最冷清的部门，他也无从带钱、带人。那帮流贼沿途肆劫，商船不敢前进。王把商船组织起来，让他们结成阵势，扬旗鸣鼓，摆出趋战的架势。这伙流贼皆由流民临时组成，并非惯匪。明朝是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就怕他们变成流贼。但他们的温饱无着，又不能等死，政府又不提供基本保障，他们不流又如何？这伙人见船上有了官，便像找着了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说他们只是饥荒流民，只求官府发放救济。 王让人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我一到赣州就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理，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
他最后是否落实此事，或促使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不得而知。他后来平定了巨寇后确实兴办了一系列富民教民的实事。
眼下，他得先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前任文森见形势严重，早已假借有病辞职而去。而前些时谢志珊、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守城官员有的被杀。暴动的怒潮以樟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所以，阳明须先把它们搞掉，再说其它的。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一旦承当便全力以赴的人。不玩花活儿，不来虚着儿。而且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已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功，天才也不例外。
用兵之道，是最典型的用心之道。兵法之妙，妙乎一心。而真正的打仗并不像说书人所描绘的那么单纯，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