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_李敖-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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俎的努力，最后挡不住人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败了中国；再过四年，六十六岁的他，终于在拦阻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中死去——年轻时，他是同治中兴的急进派；年老时，却变成光绪变法的保守派，这就是人的一生。谭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亲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他顺着想下来，想到袁世凯，他的心，凉了半截。啊！他住的浏阳会馆，不就在附近吗，这一联想，可真是得天时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凯简直在以朝服出迎这位军机章京了。军机章京在实权上，相当于副宰相，袁世凯是老吏，对这样炙手可热的新贵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谭嗣同首先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关键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
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送走谭嗣同以后一个小时，荣禄就得到袁世凯的报告；第二天清早，颐和园的西太后，从荣禄的跪禀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样的第二天清早，经过一夜的讨论，大家在南海会馆分别走出来。除了林旭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倾向于袁世凯纵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谭嗣同的结论是：不管袁世凯可不可靠，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着棋，死马如当活马医，只好冒险找他。为了加强袁世凯的信心，他决定今天进宫，签请皇上明天再召见袁世凯一次。至于康有为，决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瀛台——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布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 ※ ※
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分，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过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若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第42节 会馆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地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稿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昵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第43节 晏子的故事
“让我们先回忆晏子的故事。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难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话，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点也不在乎。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晏子认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私昵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誓，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子，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点破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过来，请问你，如果人君之死是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你谭复生又怎么说？对这样伟大的人君，难道你也认为‘死君’不对，而‘绝无死君的道理’吗？”
“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坦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的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的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好不好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奸，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