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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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艾哈德认为，人类进步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调节过程随时随刻地进行，能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之间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都趋于平衡，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获益”。市场经济的基本点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制。经济自由指生产者决定自己资源使用，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使用自己收入的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自由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的惟一途径。价格要在竞争中形成，并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繁荣的最有效手段。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与自由竞争的基本前提，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7章
但是艾哈德区分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两者的区别如同野生植物与人工培育植物的区别。他认为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把经济活动比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裁判不能踢球，但一场精彩的球赛离不了裁判。国家的作用是：兴建并维护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和物价，反垄断，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协调劳资关系。总之，国家要通过各种方法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话经济学人
艾哈德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出或发展了社会市场理论，而在于运用了这一套理论。在纳粹统治时期，艾哈德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并研究德国战后重建问题。战后，艾哈德得到美国占领军重用，任美国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起任巴伐利亚洲经济部长。1947年10月任英美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用特别处主任，筹备货币改革事宜。1948年3月又任英美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9~1963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德国总理。正是在这一期间他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变为德国的经济政策。
战后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超速通货膨胀。艾哈德1948年6月18日在英美占领当局支持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废除了旧马克；发行新马克，颁布了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兑换法和固定账目法，稳定了通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然后又进行价格改革，放开市场。废除了对90％的商品的价格管制（仅对基本食品、重要工业原料和房租与公用事业费进行管制），取消物品配给制，实行买卖自由，政府对工资的控制，由劳资双方决定工资。这些是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制定反垄断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度以缓和劳资对立，又通过社会政策和劳动立法，实现社会保障和福利，并提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目标。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并推动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这些政策促进了德国经济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GDP从981亿马克增长到9262亿马克，增长了8。4倍，年增长率为7。1％左右，在西方各国中仅次于日本（8。9％）。同时，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3％。人民生活得到相当大的提高。社会市场经济终于实现了大众福利。尽管艾哈德在1966年后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德国仍继承了他的基本经济政策。
艾哈德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尽管他在1977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在理论经济学界也称不上一流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称得上把经济学用于富国富民的经济学大师。
大经济学家的小错误
凯恩斯曾经说过：“据说列宁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是破坏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而不知不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这段话是凯恩斯在其名著《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谈到一战后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条款会引起经济困难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时说的。
这一段话在《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一本中译为《预言与劝说》）第二部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第一篇文章“通货膨胀”中也出现过（这一篇文章就是《后果》一书中的一部分）。因为凯恩斯是大经济学家，这段话被作为列宁的话而广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6版第30章“保持价格稳定”中把这句话作为该章前的引言。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7章“货币与通货膨胀”中专设了《参考资料》：凯恩斯（与列宁）论通货膨胀的成本”一节介绍这句话。可见这些经济学大师对凯恩斯的话都深信不疑。
但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指出了凯恩斯的错误。他在《弗里德曼是凯恩斯信徒？》一文（收入《一脉相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中考证了这句话的来源。林先生根据英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皮泼斯（Richard Pipes）1990年出版的《俄国革命：1899~1919年》（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9~1919）证明了，这句话并非列宁所说，而是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拉宁（Larin）所说。拉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为经济负责人，这大概是他在干革命时摧毁帝俄卢布的经验总结。
凯恩斯大概并没有读过列宁或拉宁关于通货膨胀论述的文章，他引用的话是听说来的，也没有指明出处，原文是“Lenin is said to have declared …（林行止先生根据的《后果》一书英文版是148页，曼昆根据的1920年Macmillarn版是219~220页，我根据的纽约1920年Harcourt； Brace and Howe版是235页）。看来当时凯恩斯引用这句话也是底气不足，但他的学术地位使大家都信以为真。
凯恩斯把关于通货膨胀的这段话归在列宁头上还算不得什么大错，毕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错，何况也是出自列宁战友拉宁之口。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瓦伊纳所犯错误就不一样了。
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是当时著名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权威陶西格（Frank W。Taussig；1859~1940）的学生与朋友。瓦伊纳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担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8年之久。他对成本曲线、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上的拗折的需求曲线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造诣颇深。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和成本曲线的图形表述。这些仍然是今天微观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成本理论时，他提出了今天人们都熟悉的包络曲线概念，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曲线。当时瓦伊纳认为，在长期中企业总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规模实现平均成本最低，因此，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应该是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组成的轨迹。根据这种思路，他要求制图员画出一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包络曲线；第一，这条包络曲线要把无数条短期平均成本曲线包在内；第二，这条包络曲线要和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相切。
据记载瓦伊纳的这个制图员是一个中国人（可惜名字已无法考证），且精通数学。制图员告诉瓦伊纳，这个图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在数学上任何一条包络曲线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如果要把无数条曲线包在内，这条包络曲线就不能与这些曲线的最低点相切；如果要使包络曲线与各条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条包络曲线都不能把各条曲线都包在内。这就说，包络曲线只能满足瓦伊纳要求的两个条件之一，而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瓦伊纳为此与制图员发生争吵。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既然长期中企业可以调整规模使平均成本最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就应该是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轨迹。瓦伊纳的包络曲线概念和对包络曲线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总结正是这种思想的概括。但事实上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不能是各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包络曲线。这种对短期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关系的误解被称为“瓦依纳错误”。是一个不知名的中国制图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大经济学家并非全能的上帝，当然会犯错误。学问是无止境的，做学问时用得上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大经济学家犯的错误会流传更广。这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迷信大经济学家，把他们的话句句作为真理。
凯恩斯与罗斯福志同而道不合
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经历了四年大萧条之后出任总统。罗斯福上任后，在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经济学家雷克斯福行·G·特格韦尔 （Rexford G。Tugwell）和制度经济学家、律师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等人的策划下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新政，中心是政府举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
罗斯福的做法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 》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历史将表明，经济新纪元的第一篇章是从你入主白宫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在国内尚受到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所以，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颇为高兴。他们双方之间都颇有好感。
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接受该校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访问美国。经凯恩斯的朋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介绍，凯恩斯在华盛顿认识了一批新政人士，并由劳工部长珀金斯（F·Perkins）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帕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理说得具体些，而不是仿佛作为居于经济知识的高一层人物去看待自己”，即希望凯恩斯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珀金斯记载“凯恩斯1934年拜会了罗斯福，时间短促，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后来，罗斯福告诉我：“我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许多数字的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感到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不是听的津津有味，而是颇为茫然，对罗斯福也有点失望。也许没有这次会面，他们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会更美好。
凯恩斯与罗斯福用国家干预拯救经济的“志”是相同的，但罗斯福更愿意听特格韦尔等人浅显易懂的“道”，而不爱听凯恩斯那种抽象玄妙的“道”。
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这次会面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其实凯恩斯要是像珀金斯希望的那样采用通俗的事实来说明问题也许会好的多。可惜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一种进步，但数学仅仅是工具。经济思想是可以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要让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自己的思想，必须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仅要会玩数学，还要做到“真佛只讲家常话”。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M·阿什顿（Richard M。Alston）等人的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一般经济福利，支持自由贸易。出于这种观念，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消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许多政治家担心这个协定对美国有不利影响，增加美国的失业，在国会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最近布什总统对钢铁加征进口税的做法在经济学界遭到几乎一致反对，但在政界却支持者甚多。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这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背离。
经济学家总抱怨政治家不懂经济。其实对牛弹琴这句话不仅是讽刺听者的，也是讽刺弹琴者不看对象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是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认识世界可以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抛开价值判断，探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制定政策改善世界却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考虑政治、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正如克隆技术是科学，但是否可以克隆人则要考虑社会伦理问题。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往往在于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8章
要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志同道合，政治家应该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也要善于通俗地介绍经济学，并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明。如果顺着这方向走，就不会再有凯恩斯和罗斯福的相互误解，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真正可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了。
萨缪尔森的好老师
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有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
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国汉森著作的中文本家干预的转变。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