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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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当然不是现在的“三陪”了。　　　　
　　　　叶：是啊，现在的三陪我就不想评论了。　　　　
　　　　傅：比如像李香君，柳如是那样的。　　　　
　　　　叶：是的是的，你说的这是青楼女子的一方面，但是我想还有更多的，隐藏在家庭内部的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承受着感情压力的女子，她们的一生那种悲苦绝不亚于青楼女子，没人知道，连姓氏都没有。　　　　
　　　　傅：她们人生背后的故事也被男权尘封起来，而且一直没有打开过。　　　　
　　　　叶：对，我最爱看的是各地的县志，最爱看的是贞节烈妇这一段，倒不是我对贞节烈妇多么推崇，我是觉得她们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所有的县志上就没有一个贞节烈男，是吧？　　　　
　　　　傅：我看报道上说您获得鲁迅文学奖，去领奖的时候是穿着一袭端庄素雅的旗袍，显得特别抢眼。您去领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的时候，可能是刻意要穿旗袍的，有没有想穿旗袍行为的本身是要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我是满族女性，我是传统女性？　　　　
　　　　叶：是。我所有领奖的场合都穿旗袍，这次领《中国作家》杂志的奖，实际上是《老县城》这本书的奖，来领奖的时候，我还是穿的旗袍。北京天很冷，我是穿着我的旗袍上台去领奖的。我想告诉大家：第一，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第二，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想我应该为我的民族争光。　　　　
　　　　傅：我今天觉得有点遗憾了，你没有穿旗袍……　　　　
　　　　叶：本来是想穿，我看外面太冷了，还有雪。　　　　
　　　　傅：现在的女性主义者，都在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保障地位，您觉得目前的状况下，女性这个位置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状态理想吗？　　　　
　　　　叶：谈到这儿，就是个妇女解放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想对不同的女性，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这不是我来谈的，应该找下岗工人来谈，她们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很反感成功的女士坐在台上，侃侃而谈，谈妇女的问题，谈妇女的解放，我觉得这都是扯淡。我觉得应该找基层的妇女来谈这个问题。　　　　
　　　　傅：您对自己处的状态和位置是不是满意？自己是个成功的女性吗？　　　　
　　　　叶：不算是成功的女性，至少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不算成功，现在独生子女政策就让生一个，这一个生了以后，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孩子教育我不是我教育孩子，我写过一本书叫《琢玉记》，我的女儿叫顾大玉，从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要雕琢她，不琢不成器，一个可笑的例子。我这个孩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她元旦的时候回到家来，说：妈，你上网用真名不好，我给你起个名儿吧。我说你起吧，她说：叫鼠老大（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她说我爱在家里称王称霸。我说：鼠老大就鼠老大吧。后来她回到日本，我跟她一连机才知道，她叫猫。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被孩子所教育、所左右——不成功。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很多的独生子女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家长对他们的关注和教育，应该是一次性成功的，不要像我似的，如果有第二个孩子，我肯定教育好。可是没有机会了。　　　　
　　　　傅：家长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不是以主观目的想教育好就一定能好的。　　　　
　　　　叶：对　　　　
　　　　傅：我知道《琢玉记》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我与妈妈的战争”，顾大玉可以说是您的“格格”，而您的教育原则是：绝不娇惯，在她小的时候，也非常严厉，训她打她，她大了以后倒并不因此而怨恨您。在她成长当中，您这种教育形式会不会给她带来很负面的东西？　　　　
　　　　叶：我的女朋友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叶广芩，你对这个孩子的形象就是贾政的形象：让孩子念书、走正路、一天到晚教训，很少跟孩子抱啊搂啊（我没有这样的性格）。我想对孩子要求这么严格，她将来一定能长成一棵大树。但往往事与愿违，她好像不成功——虽然现在读了研究生，准备考博士，这究竟算是成功吗？我在问自己：成功究竟是什么，难道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就不成功了吗？关键是教育孩子怎么做人，怎么承担社会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父母面前的重要问题。　　　　
　　　　傅：现在有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好像做一个工人不能说就成功。但做一个工人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是失败的。　　　　
　　　　叶：我的孩子最近谈恋爱，谈了一个自费大学的大学生，在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比她年龄还小，我想这有点不门当户对。她马上要读博士了，将来怎么对话，这个男孩这么漂亮，又比她小，将来会不会把她蹬了？你这么强有力，这个男孩反而不是很优秀，那将来的家庭生活中男人处于一个女人的阴影下，长期下去，会不会变态？会不会产生一些做法、想法？作为母亲来说，是考虑的非常多的。但孩子不考虑这些，她有爱情就够了。你给她讲是讲不通的，如果你拦阻她，可能事与愿违，更促进了他们的感情。我想作为母亲，该说的说了，孩子你怎么走自己去走，有些经验靠语言是无法传递的，要亲自体验一下。　　　　
　　　　傅：从书里看，似乎大玉觉悟了，从原来的“有爱就成”到谈朋友更复杂的一种要求，比如说经济的状况怎么样，学习的背景怎么样，家庭的情况怎么样。我看书里面大玉也讲到了，这是他自己恋爱的一种经历，恋爱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经历多了，对人生的看法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叶：但一旦陷入爱河当中，条件什么都没有了、都不考虑了，这个阶段是必须要走的。　　　　
　　　　傅：这也可能是中国父母特别容易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傅：他们希望孩子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恨铁不成钢……您教育这个孩子，我就感触特别深，比如说逼着她学琴、上英语班之类，她非常反感，九岁的时候还离家出走一次。如果让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亲，审视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还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吗？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4）

　　　　叶：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事情上不会那么逼她，她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时没有这种觉悟呀。你一定得好好念书，一定得考上大学，都是这种想法。也是一种误导吧。我的孩子念英语，因为我不会英语，我让他念，站在阳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围不是博士生导师就是教授，谁都能听见，所以她就天天给我念英语——结果英语考试得两分。我跟她爸说：你还是英语系主任呐，你丢人不丢人？他大大咧咧说：还能考两分？我一去问，是没答。怎么会不答呢？每天我逼着她念英语，后来一问，是孩子把书丢了，念的都是前两年的书，骗我。就是她不愿意学，硬逼着她学，产生了那么一种逆反心理。如果在重新教育的话，因势利导吧，就不会那么严厉了。但当时，一顿臭揍是免不了的。　　　　
　　　　傅：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过的，女一中。到了您女儿这一辈，早就男女混校了。　　　　
　　　　叶：是。　　　　
　　　　傅：社会上很普遍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父母们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早恋问题。您怎么看待女儿的早恋问题？　　　　
　　　　叶：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在初中、高中现在好像没有哪一个班没有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采取的政策是内紧外松，表面上对顾大玉早恋的问题不太在乎，甚至于我还开玩笑地跟她说：顾大玉，你看门口卖豆腐脑的，我每天去喝豆腐脑，卖豆腐脑的那小伙子长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他也认识我了，给我多搁点葱花、调料、香油，还挺会来事的，干脆咱就选他当女婿，你嫁给他得了，再去吃豆腐脑连钱都不用交了。我女儿也说：那你看看他去，给我提提。过几天我又跟她说：顾大玉这卖豆腐脑的不行了，卖豆腐脑的媳妇来了，抱着孩子在那儿帮着收钱呐。她就说：那你看看那个卖油条的行不行……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可我的心头揪着呢，哪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母亲不担心？我很注意。我们住在三楼顶层，下班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的楼梯上用粉笔写的暗号，在这儿写个B，画个圈，明天又画个什么字又画个圈，我就想这肯定是顾大玉给小男生留的暗号。然后我就问顾大玉：顾大玉，你给小男生留的暗号是什么意思？她说：不是我留的。我说：你说谎话，从一楼到三楼有学问的就你一个，小孩还有个上托儿所的，托儿所的那个孩子不会在三楼写B、写什么的，不是你是谁？她说就不是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拿块抹布把所有的暗号都擦了。后来只要她一上学，我就在后边跟着，只要发现那个暗号就都给擦了，我就想我要断绝你们的联络！有一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个小伙子，他说：楼上这些粉笔字的记号都是你擦的？我说是啊是我擦的啊，谁写的？他说我写的。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广告的，我每天送到三楼得做记号，人家检查我，我确实送到了，你给我擦了算怎么回事啊？……就是说，那样的一种警觉，作为母亲是随时随地的，但是这样也是防不胜防。　　　　
　　　　傅：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种谨慎过于敏感了，作为母亲来说？　　　　
　　　　叶：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甚至于比我还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亲还是女孩的母亲，比如说翻抽屉，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翻过孩子的抽屉，悄悄地翻。但是孩子们还是知道。我女儿就在抽屉里给我留了一张字条：不许你乱翻我的抽屉。后来就不翻了。但是那种担忧还是存在。不担忧反而不正常了。　　　　
　　　　傅：听说您在陕西插队的时候，也有好心人为您热情介绍“根正苗红”的对象，有这回事吗？　　　　
　　　　叶：当时我正受苦受难，带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农场劳动。忽然有一天拖拉机手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西安市的一个翻砂工，他说翻砂工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你嫁给他，你的问题就可以清了，就不会老“提”你了。当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条出路，我就非常积极，希望这个事情能成。当时那个女同志给我介绍说，翻砂工在西安市每月的工资是四十几块，大概比别人多六块钱，因为他的工种特殊，你将来嫁过去以后马上就能当家，当家的权力都交给你。那个工人只有一个母亲，她瘫痪了，需要一个儿媳妇，这个儿媳妇需要善良、脾气好、还懂点医、能管家务。我心想这不是找保姆呢吗——但是就这样我还非常的愿意，希望能通过婚姻来改变我的情况。当时那个拖拉机手回去以后就把情况给对方说了，我还死等，不断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当时拖拉机手说：哎呀，这个大事嘛人家全家也得商量商量……其实是一种推脱之词，我还一头热呢，就是这样，人家还看不上我，觉得政治条件太差了。　　　　
　　　　傅：人有时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记忆就越是弥足珍贵，特别是1968年您离开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您今天回想起来，给您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　　　　
　　　　叶：那是非常凄惨的，我当时决定到陕西去，我母亲脸上长了很多疮，当时她是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拿着十块钱领我妈去看病，医生把我留在房间里，说你知道你妈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说她得的是亚奇性播散性红斑狼疮，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当时读初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就是这样，我也没有理由留下来。走的那天我就去跟我母亲告别，当时老太太躺在床上，脸朝着墙，我说：妈我要走了。我母亲一声没吭，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又说，妈我要走了。这个时候我妹妹就把我给拉出来了。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上了火车，当时车上的人都有亲人来送，我是什么也没有，身上只有几块钱。我妹妹说你中午饭怎么办啊？我说：没事就不吃了。她就下去拿出两毛钱（那时候火车站买烧饼是不要粮票的）买了一个烧饼，想从车窗给我递上来，就在她买烧饼的时候，火车开了。她回头一看火车已经走了，就举着烧饼在站台上追这个火车。我就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举着那个烧饼。那个景象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就这么离开了北京，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从1968年到现在，后来我每当到火车站的时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极不愿意坐火车、到火车站去，因为一到那儿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情景。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弄到农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无辜，当时是觉得蹂躏太大了。等有了一把年纪了，到了今天，我才觉得这的确是一笔财富，没有这个坎坷，成为一个作家是不可能的。我记得从维熙说过一句话：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以后，才会把文学给你。确实是这样。　　　　
　　　　傅：我也记得从维熙先生说过一句话：对一个作家来说，苦难是一所大学。　　　　
　　　　叶：是的。　　　　
　　　　傅：您说过，写作写到一定的档次和境界需要人格的磨练，人熟了作品就熟了。　　　　
　　　　叶：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包括对人的宽容，我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熟的，必须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会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社会，对待自然。　　　　
　　　　傅：一别北京三十多年，有了这么丰富的坎坷的人生的经历，您觉得自己的人成熟了吗？自己的作品成熟了吗？　　　　
　　　　叶：哎呀，人成熟不成熟，我想，从作品来看吧。现在的我不会再计较什么了。　　　　
　　　　傅：我记得您特别欣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一句话：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您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您觉得您达到了吗？或者在这上还需要做什么努力？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叶广芩：女人是感情型的人（5）

　　　　叶：那是一种目标吧，但很可惜的是，我又是一个很浅薄的人，我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我在菜市场买菜，在家操持家务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个作家。我90岁的老公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作家，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每周一歌》。老先生非常喜欢那个主持人，他说：那个主持人好，人家这么小小的年纪还是个编辑呢，多好啊。当时我在旁边我就想：我也是个编辑啊——但是在老人的眼里我是个儿媳妇。所以人应该有他的角色感，在什么时候就是什么角色，这个要把握的住，分寸的拿捏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准，往往在分寸掌握不好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不熟。　　　　
　　　　傅：是位置的一种错位？　　　　
　　　　叶：对。在面对电脑的时候，我是一个作家，面对亲人的时候，我是个母亲、妻子、儿媳妇。　　　　
　　　　傅：家里面挂着您先生送您的四个字：难得清醒。他是怎样一种初衷想起给您写这样四个字？　　　　
　　　　叶：他说我糊涂——一个是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再一个就是写的文章太浅薄，甚至有的时候错白字、病句还得他来帮我改。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