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2-读库0601-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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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2005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年12月4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90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 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1）（图）
追我魂魄一名新闻记者对一场战争的追索云杉
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 ——穆易 序言 我承认，李营长、兔唇和培蕊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因为无从捉摸而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存亡未卜，连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世都渺不可考。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培蕊在太行山麓留下的那张照片，因为新华社一级技师的精心补救，培蕊年轻的面容才从褪色的底版上浮现出来。我首先惊讶的是她的年轻和美丽，而这两样东西是极具穿透力的，它们穿透了六十年的岁月，带着莫名的活力，浓雾般的包围过来，这使我为她的死亡而伤感，并且认为，她的青春和美丽因此具有了永恒的意义。 培蕊的八路军装在褪色的照片上显得浓重，仿佛是黑色的，而她身后的太行山，却因为照片的老化，显得云雾飘渺，若远若近，就像我现在看见的那样。 我和民俗研究会的老铜寿爬上十字岭的时候，铜寿已经气喘嘘嘘，于是那一口山西话就越发显得缠绵：“就是这儿了唉就是这儿了！” 秋天的暮蔼已经重重叠叠的浮动在山坳和远方，山的浓绿和峭拔都变得恍惚，而远处那个叫做南艾铺的垭口，笼罩着淡青色的雾气，半隐半现，美如仙境。我无法想像这里曾发生过极其惨烈的厮杀，数千手无寸铁的八路军机关人员、文工团员、学生和新闻记者，在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的追杀下拼死突围，掩护这些人突围的，是一支不足三百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这些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我想那一定是天地为之动容的场面。 当年的通讯员王俊说他在整个战斗中一直在阻击敌人的阵地之间疯狂穿梭，报告总部和人们的突围情况。他说李营长站起来把肠子塞进了被弹片切开的腹部，好像卷起来一条垂下来的皮带。 王俊说李营长还问了他一句话，然后他露出了悠然神往的神情。他又补充说这句话其实无关紧要，你可以从文章中把它删掉。 “鲁艺的同志都冲出去了吗？” 一 为了一张照片去寻觅一场战争——新华社这次忘了哭泣——铜家峡惨案——爱也如渊，恨也如渊 人生有惧，便曰浮生。我怕开会。 风闻开会，整个编辑部就忙碌起来，做好应付一个冗长、乏味下午的种种准备。编辑和记者们携巨型水壶、保温杯，席卷半个编辑部的茶叶，暗藏治疗颈椎病的棒状仪器，宛如一支准备穿越沙漠的驮队。待尘埃落定，会议开始。编辑部主任姓罗，高个儿，有点胖，露出一脸端容，左右睥睨鹰视，见无人做小动作，便掏出一大叠纸头，张口便念。 我见众人都葱笔价矗着头听，心里直抱怨：为什么要长篇大论的念呢？难道编辑部还有不识字的吗？又细看罗总编，觉得他长得有点儿像佛。如此这般，瞌睡上来了，朦胧之中已不知身在何处，仿佛觉得罗总编用手拍桌子，厉声道：不许睡觉！我在梦中惊跳起来，大叫道：我没睡我没睡！ 人们正木着脸听罗总编口干舌燥地念，忽听我叫得奇怪，都楞了一下，方恍然大悟，都哄笑起来。我正没法可处，天籁似的，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接电话！ 电话是资料室的管理员打来的：“那张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个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难。” 管理员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他就在这儿，你来一趟吧！” 资料室在地下室。宽阔深邃的大厅里排满五六十年代那种深黄色的木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书柜的中间，和管理员说话。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从塑料夹子里取出那张照片，我猜想这个人就是穆易。 他转脸看见了我。他脸上有一种沧桑的、聪颖的神情，这种特别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 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里发生的几乎所有战争，他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1942年拍的，没错。”他把照片翻过来，上面有一行变成黄色的钢笔字：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是，我写的。” 我们走到书柜后面，那里有一张书桌和两张单人沙发。 “她是鲁艺的文工团员，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照片已经无法送给本人，我就会记下来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年五月，太行山，年17岁。 这些字迹确实散发着伤感的气息。 “我是那年五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的时候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年五月，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被包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写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决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像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 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记实》）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第二部分追我魂魄（2）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对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念念不忘？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于怀，直到我走上了十字岭。 铜寿是省文史办的人介绍给我的。他们介绍说，县民俗研究会长铜寿是太行山下的铜家峡人，是这一方土地的人精子、地里鬼。他写的《晋中情诗》、《谈鞋论袜》堪称民俗研究文学的精品。他说不定会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我一路上想像一位慷慨悲歌、挥洒自若的民间艺术家，身穿大红套头毛衫，他听到我的采访目的欣喜若狂，肯定会鼎力相助。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县招待所空荡荡的大厅里蹲着一个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瘦小而黝黑，正眨着眼看我，神态不那么恭敬。他看到我发愣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估摸是你哩！” 他身边放着一个油腻腻、鼓囊囊的大书包，露出纸夹、笔记本什么的，脚边是一只补缀过的网兜，装着饭盒和水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有甚事尽管说，能帮上就帮上。”他不卑不亢地说。 没有比这场面更令人灰心的了，他旁若无人的从大书包里把一卷卷揉皱淋湿的稿纸、笔记本掏出来，摊在茶几和地上：“不碍的，你说。” 我刚想说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叹，口中啧啧有声：“你说可巧不可巧，下车就来了雨了！” 民间艺术家想继续惊呼，看了看我的脸色，不做声了。那些稿纸虽然淋湿了，可还看得出是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民歌，大约是男女酬唱的情歌之类。我向来觉得这种东西古怪，今天格外觉得烦恼。铜寿仿佛觉得有些歉意，对我解释说：“都是难得的，唱家越来越少了。这是老羊倌儿唱的，你听听： 哥住九十九丈崖上头， 妹住九十九道沟下头， 哥想妹妹想得紧， 百丈崖头跳下来。” “好是好的，”我勉强笑道，“只是再见面，岂不是拄拐了？” 民间艺术家紧紧闭上了嘴，他肯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粗俗的人。我呢，已经决定和这位只会吟弄情诗的窝囊艺术家分手，直奔县政府党史办公室。 当时已经下午两点，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让我饥肠辘辘，我突然说吃饭吧，我想吃真正的山西刀削面。铜寿沉闷的脸似乎开朗了一下，说：“这话对。北京的面条儿算什么呢，糨糊！” 铜寿指点的那家小铺在一条矮巷的尽头，铺面很小，三张红漆桌儿。在白腾腾的蒸汽后面，铜寿脸上的不快已经消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资料馆找找，毕竟年头太久了，这不是歌儿，不会传下来的。” 我喝着汤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是歌呢？” 铜寿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又开始吃饭。 “再说，我要鲜活的材料，过去的资料太不够了。”我问他，“你不是铜家峡人吗？那里不是太行山区吗？” 我似乎觉得他的身体收缩了一下。 “哦，不错，”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铜家峡人已经死光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铜寿放下筷子，他的胳臂抱在胸前。我记得新闻系的老师讲过，这是典型的身体性语言，表示抗拒。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他的抗拒。可是，他抗拒什么呢？ 他想了想，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我说：“谢记者，真是对不起，我想来想去帮不了你什么忙。这么多年我主要是收集民歌，打仗啦政治啦什么的不是老百姓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 如果说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和铜寿分手的话，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我逐渐感到好奇。我感到铜寿坚硬的眼神后边，他的灵魂象一只悲凄恐慌的小老鼠，伸出头来说：不要碰我！ 夜里十一点，我拨通了穆易家里的电话。我知道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可是我心情沮丧，一大杯速溶咖啡让我更加自怨自艾，我甚至对这次采访都充满怀疑，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愚蠢、可笑和冲动的。我为什么冲动呢？为了六十年前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吗？我根本不认识她，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她。 “顺利吗？”穆易的声音清醒有力，看来他还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 我报告了在这里的情形，但是我特别倾诉的是我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来到太行山采访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的时候，这种困惑走到了极端，我甚至感到了恐惧。 “如果我到太行山贩卖柿子，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实干的人，但是我寻找的是一场过去的战争，哪怕它是史诗，别人也会认为我是脑筋有点儿问题、不切实际的人”。 穆易好像没有听我唠叨：“你刚才提到铜家峡，这位艺术家是铜家峡人？” “是啊，怎么啦？” “他没说错，”穆易斩钉截铁的说，“1942年，也就是总部突围那一年，铜家峡二三百口人全让日本人杀光了，这是一件有名的惨案。” “全死了？”我疑惑的问，“你的意思不至于说铜寿是一个鬼魂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