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2-读库0601-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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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的，还有一场三年前的大风波。 姜文导演为了拍摄影片《鬼子来了》，专门进入靖国神社去踏勘，结果就有国内娱记眼睁睁制造出新闻，说姜文在参拜。时间是2002年6月，由头是该记者采访《朝日新闻》中国总局的记者村上太辉夫，虽然人家当时就诚实的强调，姜文“是为了研究不是参拜”。 随后，这位记者又采访陆川陈逸飞贾樟柯一干人等，居然能做到歪曲每个人的语意，害得这个要更正那个要诉讼，最后呢，他的表白是那么堂皇而无辜：“我想即使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去靖国神社，但作为中国人，而且姜文又是公众人物，还多次去，肯定是不妥的，更何况谁都可以说自己去那儿是做研究呀。” 我真的在揣摩这个人的心思——毁姜文有意思，还是毁《鬼子来了》有意思？ 如果这位记者没看《鬼子来了》，就炮制出那两篇报道，我只能说他太想替报社做事了，他会不会为这篇报道感到歉疚？如果他是看了电影，还这么干，那我只能无言。 读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我没郁闷，我知道它本该是这样一本书——就像如果有机会去东京，我一定会去靖国神社，我不会被里面的东西吓到，我很有兴趣打量它们。然而，稳坐家中，用网络搜索这些报章文字……
第二部分一些旧闻，一缕魂魄（2）
其实我神经没那么坚强，如果只为了数落上述事情，我没力气写这篇文字。我动笔，是因为我读到了记者云杉的《追我魂魄》。这是给人力量的文字，就像尼采当初傲然宣告《看，这个人》，云杉也指向山麓云端，对我们说：“看，这些人！” 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的惨痛战事，我以往并不深知，这种荒疏幸得弥补。一切细节，看云杉的笔触吧，我想说的，是我的触动和感念，面对六十三年前的往事。 那是1942年，正是前文引述的傅雷译出《贝多芬传》的时候。云天隔绝，两种气概在视野之外是可以会聚的吧，虽然，彼时彼刻，他们都要孤军奋战，都要担承各自的天命与国运。 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记录下抗战期间一个记者对一位无名军人的访谈。 问：“胜利后你想做什么？” 军人答：“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大概所有军人都会死的。” 而《追我魂魄》里写到总部突围的最后时刻，我记得两段与李营长有关的对话。 一段记的是位青年归侨，“清瘦的、有着大黑眼睛的少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 他奋力的拉着驮着机器的骡子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替我打。” 一段记的是当天下午就牺牲于敌机轰炸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最后的集体跳崖，在我心中是什么景象？ 那么多戴眼镜的记者，那么多远道投奔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学生，还有互相搀扶的伤员，牵着骡马的战士……有枪的，留下来做最后的阻击，没枪的，就这样一一跃下。 用我心目中最高贵的比喻，就是“周天星辰缓缓滑落”。 这景象的沉痛与庄严，应该是天壤之间时时返照的光亮吧？ 但是，如果后世的子孙不能仰面体察，这光亮几乎为黑暗与遗忘共噬。 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现在的一些作者吧，那些还在考察标记着殉道之途的作者。他们身处多少口不应心的应景创作之中，却还是要铭刻自己的大震撼，真感悟。他们是主旋律里的隐隐心跳，遥遥鼓声。革命历史题材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他们也写的是真革命，祭的是真历史。 云杉，就是这样的人。 我慑服于她笔下的民间文艺工作者铜寿，对歌曲《清水河》的诠释—— 铜寿沉吟了一会儿说，从歌词看，这首歌是怀念母亲和家乡的，用清水河来比喻母亲，也很贴切。不过我倾向第二种可能，怎么说呢，叫寄喻性吧。 什么是寄喻性？我问。 “他的家乡可能是山区，没有水，或者土地贫瘠，人们向往河畔肥腴的土地，清水河成了幸福生活的象征，那么，风雨中的家，永远存在的母亲，长久守望的姑娘，就是人生中的清水河。” 无大爱，何以言割舍？无割舍，何以成烈士？ 说到这里，想起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里有个喜欢混世界的青年，名叫哈尼，哈尼曾经这样说过：“我在台南的时候，叫他们把书铺里最厚的小说租来给我看。原来从前的人，真的和我们是没有两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包，人家都以为他吃错药……后来满城的人都逃了，好像到处还都起着火，只有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俚语：警察）抓到……《战争与和平》。别的武侠书都忘掉了，只记得这一本……” 哈尼不在乎哪里是莫斯科，不关心谁是列夫·托尔斯泰，连拿破仑在他心目中也不过就是远方城市里一个混得好吃得开的帮派老大。所以彼埃尔（台湾译为包埃尔）刺杀拿破仑未遂的原因，注定要被误解成被警察干预而不是被法军士兵拘禁。但是，多少无知和误读都不要紧，最重要的原则就在哈尼心中，那就是一个人该去单挑自己要反抗的团伙，不管多么众寡不敌，也不管世道多坏，别人躲出多远。舍生取义的孟子当然不在哈尼的知识范围，可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襟怀，并没有在六十年代的台北失传。 《追我魂魄》在网络上被青年人追捧，摘引，应该是同样的缘故吧。文化和知识可能换代更新，英雄气概却将流淌在每一代人的血脉中。读过《追我魂魄》的青年人少年郎，还会去买庵野秀明的动漫，下载反町隆史的日剧，发帖子赞颂日本战国大名或者幕末维新志士的事迹，但是，我想他们再不会轻易贬损自己的家国，他们毕竟已经得知1942年的那一幕。 如果《追我魂魄》能改编成一部电影，我希望是一个简洁坚忍的作品，无须渲染，只要白描。白描也是可以让观众看到血色的。重要的是，改编者是否还能感受到烈士的心跳，是否还能分辨出牺牲的血温？改编者是否怀着虔敬之心，想要更深切的理解那些早早捐躯的前辈？他们是不是想要用和平年代里养成的生活态度，来开导他们，教训他们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也许一切应该始于旧书摊上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你觉得有句诗虽然朴拙拗口，可是你忘不掉；也许一切应该始于一处冷寂的烈士陵园，你走风景逛名胜的时候顺便走近，却发现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像是你的弟弟妹妹……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应该是那些生命的存在，然后才能关注到那些生命的消逝，然后我们会推究起那些生命消逝的原因，会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 至于我自己，我只能好好琢磨一件事情： 回到那一年那一刻，站在崖边，我当如何？ 这个问题不新鲜，不刺激，但是想诚实的回答，也不很容易。 我想起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那里的一个抵抗运动成员，名字叫索比埃，面对纳粹的酷刑，他说他愿意投降，招供，只要给他一杯酒。结果，趁着对方的疏忽，他爬上了窗台。他告诉人家，自己是个胆小鬼，如果真遭受拷打，他自己都怀疑自己可能屈服，但现在他把握住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不必做胆小鬼了。 是的，他赢了。他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尊敬这个人。他不是个坚强刚毅的人，却节省下最后这一点勇气，像节省下最后一颗子弹，成全了自己。 这样的选择，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不太好高骛远的标准吧。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1）（图）
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王康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休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第三部分走向历史破晓时分（2）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