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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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黄光升请来，嘱其上书弹劾。
徐阶所拟的那些罪状，是这位“阴重不泄”的政治家，冷眼旁观的结果。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义愤填膺地采用激将法，以求激起朱厚的怒火，对二严施以重法，但每每事与愿违，徐阶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中国，反贪也罢，反腐也罢，你反的虽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实际上你触动的是一个上下左右密切联系的网，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与统治者、与警察机构、与舆论公权单位相关连的阶层和制度，弄不好，贪未反成，腐未反成，你先进了局子。
所以，徐阶看得很清楚，反严嵩最激烈的杨继盛，给嘉靖上书，最终死于非命，就在于他所控诉的十罪五奸，每一条，批嵩的同时，也在批嘉靖的昏庸失察，这是朱厚绝不能接受的。
诸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诸如：“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
诸如：“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
诸如：“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
诸如：“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请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拟。”
这无异于揭皇帝的短，打天子的脸，他本是非常自负，性格忭躁，绝对不肯认错的人，严嵩的不是，无不由他起，你数落他，不是找倒霉嘛？自然火冒三丈，下诏狱，杖之百，关在牢里两年，后被严嵩伺机谗害冤死。
所以，徐阶改弦更张，不告严世蕃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朱厚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件光彩的事；同样，也不告严嵩父子陷害忠良，制造冤狱，无论如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朱厚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
现在，徐阶的四条罪状，跟嘉靖扯不上边，将他完全撇开，而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是要跟皇上过不去的。第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第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第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第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哪还得了？
最初，林润、黄光升欲发其罪，告严世蕃残害杨继盛、沈练，耳目们赶紧向严世蕃报告，他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世蕃闻，诧曰：‘死矣！’”
朱厚以最快速度批下来，严世蕃就押往菜市口。
据史载，行刑当天，都人大快，相约持酒，到杀头处观看。《明史》载：“临刑时，沈练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沈练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这是一场四百多年前的处决贪污犯的场面，故事虽然很古老了，但历史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那光彩是永远也不会褪色的。
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
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主要有《韩少功文库》（十卷）。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到的价值，至今仍吸引着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一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劲。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倒踢紫金冠，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嘴里去？不会把茶场礼堂的瓦片给戳下来？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着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又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场长只是奇怪这种戏不说不唱，也不用锣鼓班子，那还算戏？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万泉河风光第一次出现在舞台和我的想象。作为末座提琴手，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老炊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被观众计较，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被观众非议，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能热热闹闹混过去，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哑巴戏也好看，也热闹，农民这样说。我们在县、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曲终人散，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有些人则琢磨着“病退”回城的可能。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似乎与我有过什么关系。
我们冻得哆哆嗦嗦，坐着机帆船离去。我发现自己的一个日记本怎么也找不着了，只能自我解嘲，也许这纯属天意：让过去的一切消失无痕。事实上，因为这个日记本的丢失，很多无从记忆的事情就真像没有发生。
二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我甚至再也没有拉过琴。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但很多人还是知道了，很多人还是出现在站台上，其中一位同事伤了腿，扶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赶来送行。他没有说什么，一张突然拧歪了的脸上泪水哗哗——使我有些慌乱甚至难为情，因为我与他说不上有交情，甚至说不上熟悉，只知道他是单位上一个事事不顺的倒霉蛋。他哭什么呢？他的泪水是一件奇怪的物证，不可理解却不容回避，使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记忆生疑。人们也许总是这样：以为自己了解一切，到了车站或者机场才会突然惊异自己的无知。
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呵……”一声鼓动请愿强烈要求就业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陌生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的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人才”也成了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当地女子对我撇撇嘴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风尘女。风尘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虽然接下来可能要蹭你一碗面条。
没蹭上也不要紧，下一次见面还能“哥儿们”相称，还会与你谈现代派诗歌或者新加坡将要承包整个海南岛的一类传闻。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连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疑惑。特别是女“人才”们，有一共同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阿叔，你好辛苦呵！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海南的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因为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渔、做买卖、遇到战争则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中女子成军的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她们虽然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的，但她们马来人种的脸型总是透出热带的刚烈，钢筋铁骨，赴汤蹈火，所有似乎只适合男人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而倔强的身影，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
连满街驾驶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使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盛夏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生存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她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接受，同样能把任何枪械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丝毫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的敢死队员，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渔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一切生活压力全由女人承担。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女人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中原朝廷，元朝黄道婆向江浙传播纺织技术，还有宋庆龄三姐妹在现代中国史上的举足轻重……岛上关于这些女人的故事也特别多。
三
成立于一九三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生活却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进了感化院，更多的是自力谋生，也有的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包括有些人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以后又在抗日斗争中牺牲——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这样的生活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没有诗意的生活，却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面对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无奇而不是显赫惊世的心路历程，女人们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甚至更多代价，只是不再容易进入缤纷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到了最极端的地步，暗示着一种冷冷的政治划线和政治拷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在世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也可能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上的剧情更为复杂。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