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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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1993年11月17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有言曰：
　　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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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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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1993年11月16日，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梁思成日记对此事有所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8月16日，梁思成在日记里写道：“下午约5：30，市规划局×××等二人（其中女一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笔者在探解此事时，还听到一个细节：改建方案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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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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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展现建国后各方面的成就。为此，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以“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这是1958年9月8日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侨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来人。国庆工程又称“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这项工程从1958年10月开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国庆工程将采取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的万里，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
　　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总之，要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我们讲美观，它的标准不应是洋标准而是中国的标准，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天安门前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相协调，必须要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搞出好的建筑形式来，让六亿人民满意。
　　“大屋顶”又可以搞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十大建筑”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采用了欧洲古典立柱建筑形式，但在内部和外部装饰等方面则以民族建筑的手法进行了处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更是直接顶上了几年前还在被批判的“大屋顶”。
　　“十大建筑”有6项建设在北京旧城区内，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无疑是国庆工程的核心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酝酿的中央行政区要在旧城中心建设的计划，要真正从图纸上走下来。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师云集北京。
　　北京市委发动全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４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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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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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
　　其中5个方案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
　　另外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正阳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
　　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大体保留“T”字形广场的形式。
　　毛泽东一语了结争论。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7个代表性的方案供中央审查，即陈植方案、赵深方案、刘敦桢方案、戴念慈方案、毛梓尧方案、张博方案，另还有第10号方案，出自谁的手笔已无从考证。这些方案仍有广场南部收缩较小与较大的区别，刘敦桢方案则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加以扩建联成一体。
　　万人大会堂是天安门广场建设的重头戏。这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万”是毛泽东最爱用的数量级，如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这个工程时，向万里询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从此，这座建筑有了正式名称。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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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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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谭垣、赵深、陈植6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
　　1月20日，鉴于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
　　会上，周恩来首先讲话：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梁思成再次提出这个方案的“西而古”问题，周恩来作答：“我们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使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