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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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也是坚决反对拆除城墙者。1957年6月3日，他以辛辣的笔法，写了一篇题为《拆除城墙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政协会刊》，全文附下：
古老的城墙在古代是发挥了它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的。在现代的战争里，城墙是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有人主张拆除，也还有人举出几十条理由来助长拆除之风的。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该拆除的东西，非拆不可的东西，那一定得拆，而且应该毫不犹豫的主张拆。可是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举一个例。北海前面的团城，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古迹名胜之一。当决定要改宽金鳌玉桥的时候，有好些人主张拆除团城，连根铲平，否则，这道桥就没法修宽。但经专家们的仔细研究的结果，团城是保留下来了，金鳌玉桥的工程也按照计划完成了。这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得益彰，为北京市维护了这个十分美好的风景地，同时，也绝对地没有妨碍交通。
许多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都应该照此例加以十分的周到的考虑，予以同情的保护，万万不可人云亦云，大刀阔斧的加以铲除，像对付最凶狠的敌人似的，非使之从地图上消灭掉不可。要知道古迹名胜是不可移动的，都市计划是由专家们设计施工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最高明的城市计划的专家们是会好好地把当地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区组织在整个都市范围之内，只显得其风景美妙，历史长久，激发人民爱国爱乡之念。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不善于设计的，不懂得文化、历史、艺术的人，则往往认为有碍建设计划，非加以毁坏不可。小孩们走路跌倒，往往归咎于路石，而加以咒骂踢打。仰面向天，大摇大摆的行者，撞到牌坊的柱子上了，就以为那柱子该死，为何不让路给他。古迹名胜或风景区是不会说话的，但人是会动脑筋的。如何技巧地和艺术地处理一个城市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是需要很大的辛勤的研究，仔细的考虑，广泛的讨论，而绝不应该由几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决定，就操之过急地判决某某古迹名胜的死刑的。人死不可复生，古迹名胜消灭了岂可照样复建！在下笔判决之前，要怎样地谨慎小心，多方取证啊。城墙也便是属于风景线的一类。“绿杨城廓是扬州。”（如今扬州是没有城的了！）城墙虽失去了“防御”的作用，却仍有添加风景的意义。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除了那个都市发展到非拆除城墙不可的程度，绝对不可任意地乱拆乱动。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苏联专家也站到了梁思成这一边。
1953年1月，穆欣在与梁思成等座谈北京规划建设时，明确提出，“城墙不应拆，应作利用及保存计划”。８月10日，巴拉金与梁思成、陈占祥等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甲、乙、丙方案，对保留城墙的乙、丙方案表示赞赏。
1955年，来京帮助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也向中共北京市委明确提出了保留城墙的建议。
“苏联的建筑师在规划改建一个城市时，对于文物建筑的处理是非常温存珍惜的。”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整体保护北京古城的问题上，苏联专家与梁思成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个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是相当重视的。
反对拆城墙者的声音迅速被无情的现实湮没。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建设单位开始在外城施工现场附近就地取材，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
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也有人大发感慨道：‘四牌楼，四牌楼，从今以后，徒有其名，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有的人爱古建筑，却不怎么热心新建筑，看到城墙拆豁口不顺眼，除掉了牌楼也不顺眼，总之，是破坏了他的习惯看法，于是对新建筑也无好感。由于对旧的留恋，产生了对新的冷淡，这冷淡遮住了他的眼，只往后看而不往前看。”“去掉旧的东西的时候，总难免有些人留恋不舍的，但是当他看到新的东西确比旧东西好时，那留恋就会被快慰代替，觉得那旧的原就该去掉了。这一变的关键在于想不想和肯不肯去爱新的东西，也就是在必要的关头有没有和旧习惯旧传统彻底绝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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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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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被拆除完毕。《北京日报》刊登的报道称：“这座城楼有二十四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四千六百吨。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危险。为了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楼坍后砸坏城楼东面（距离不足一公尺）的高压线，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它拆除。”
朝阳门城楼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从办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它，拆这座城楼给了他们极大的触动。罗哲文回忆道：
1954年最高当局决定拆北京城墙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不仅在社会人士、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少数人是主张拆的，多数人是不主张拆的。不主张拆的被称之为“城墙派”。当时文物处内，我和谢辰生、庄敏、臧华云等同志都是属于“城墙派”，并且还展开过公开辩论……引发争论的原因是，1956年要拆除朝阳门时，文物处的办公室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窗口正好可以看见要被拆的巍巍城楼。
……由于专家们呼吁保护，国务院曾经下文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召开专家会讨论，但北京市政府未曾理睬。文化部（由文物局起草）主动去函北京市政府，希望共同召开讨论会，但这个公文，主持工作的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不敢签，而是推请从不签发公文的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而北京市政府仍未回应。至此，北京城墙的拆除成了定论，无人再提反对意见了。于是，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路人等，根据需要就可以去拆。
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北京市共举办了4次城市规划汇报展览，参观人数共计1。6万余人。“关于城墙存废问题，不少‘八大’代表和来宾主张城墙还是拆了好。也有的明确提出，城墙可拆，城门楼不应拆；少数同志表示不应拆，或者持怀疑态度。”
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又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进，就不仅不能促进生产，还束缚了生产。然而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你要束缚也束缚不住，最后终于被它突破。
城墙的情况也仿佛如此。它在过去对城市的建设也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但是现在显然已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障碍了。以北京城为例，如今到处都是豁口就足以说明。
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要拆城墙，特别是要拆北京的城墙，从保护文化古物的角度来说，不免容易产生一种惋惜甚至抵触的情绪。我想这里需要清醒地估计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护，但也要看它的价值有多大，无论如何总不能影响当前的发展；天安门前面的三座门，还有各式各样的牌楼，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吗？那末对于一座到处是豁口的城墙又有何足惜呢？
让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这个障碍物吧！
在大跃进潮流中，先进单位的“事迹”是把城墙进行了“废物利用”。
196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北京宣武钢铁厂“克勤克俭加速生产发展”，“这个拥有九座小高炉和四座转炉、电炉的钢铁厂，是1958年用城墙上的旧砖，在一个野草丛生的苇塘上兴建起来的。现在全厂职工仍然保持着建厂时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家报纸同日配发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般指出：“宣武钢铁厂的出名，是勤俭起家的缘故……原来，这个小厂是在一个苇塘上用城墙上的旧砖建起来的。”
拆除城墙的行动，在1957年曾出现一次小小的“波折”。
1957年6月，国务院向北京市批转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
但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拆除北京城墙；随后在“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又在总体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拆除城墙的决定，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墙行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
1993年11月16日，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就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向笔者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主张拆城墙，毛选五卷里也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一建国就这样定了，因此很多领导人都主张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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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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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保留城墙、在护城河外建设二环路的规划。后来，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墙并加以保留。
1995年4月26日，郑祖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
拆城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据主张拆城墙的专家说，解放军见了城墙就恼火，因为城墙死了多少人！陈干就不止一次这样说。两年前西安开会讨论保护城墙的问题，兰州一位老专家，叫任震英的，就说北京的城墙拆错了。陈干说，西安的城墙应该保，但北京应该拆，解放军为城墙死了多少人？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既无拆城墙的想法，也无保护城墙的想法。50年代，我做二环路的规划，在距城墙以里3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有一定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过了就是护城河。为什么不在护城河以外修路呢？我们是要在那里修快速路的，那个位置是需要路的。在这里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门的桥下面挖下去做立交，这很节约。于是，我们在这以外几十米划了红线。当时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勃得列夫也认为这是对的，他们都同意。1954年、1955年，这个规划就部分实施了。
这表明了我对城墙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拆城墙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实施，城墙自然也就保下来了。
后来要拆城墙，我也没什么反应，领导说要拆就拆。后来市政府也决定了，毛主席说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组织性的，从战争年代过来以后，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觉悟都很高。
过去我是从工程角度来考虑修滨河环路的，我也不是很爱城墙。但我想，这玩意怎么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话就拆得掉。
“大跃进”期间，大伙儿拆城墙取土取砖，那时是极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大约是1963年、1964年，郑天翔让我研究城墙的防水问题，让我查历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过几次，城墙起过多大作用。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史料，表明一次城墙防住了水，城门打不开了，后来还是用大象打开了城门。那时市里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利用城墙剩余的部分挡水防水？
1964年，又让我做城墙上走车的方案，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铁，要从城墙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没有了意义。
“文革”期间，有不少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复城墙。其实，我并无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滨河环路方案，城墙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年在北京市委负责城市建设工作的郑天翔，在1989年对拆除城墙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显眼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门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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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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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尚余立柱的西直门。（罗哲文摄）
1957年底，北京市对几年来拆下来的一批古建筑材料作了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