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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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番话倒不是完全冲着那些“幸灾乐祸”者说的（虽然副市长选举失败之事也让他感到相当无趣），据河北电视台《反腐警示》栏目披露，李山林在看守所交代，他突然恋栈市建委主任这个职位就是为了捞钱。
李山林的捞钱，无外乎主要是两个途径：一是减免配套费；二是为南京二建揽工程。
可是1995年，李山林突然辞职下海了，请留意：他不是办的退休或病退，而是“毅然”扔掉了乌纱帽，到他的老朋友张保祥那儿当了副总兼“总工程师”。李山林为什么要选择“全身而退”而不恋栈退休后的福利待遇呢？据我分析，他有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他在职时，受贿数额巨大，捞足了钱，所以急于摆脱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免遭法律追究（此人的不懂法律和自作聪明就体现在这里）。
李山林的这种手法，在建委主任任内就干过一次。他授意他的司机兼亲信从单位“辞职”搞了一个建筑队，由他这个建委主任向“在野”的司机发包工程，赚取所谓“合法”利润。
随着国家整顿建筑市场，李山林暗箱操作工程配套费的权力空间越来越小。原先，李山林任副主任时就可以大笔一挥减免配套费，现在，这个权力收归给市府了，任何一项城建配套费减免必须经过市长办公会集体讨论，李山林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满大街吆喝“给你减免配套费”了。另外建筑工程议标国家做了严格的规定一般不能议标了，李山林再以议标的形式将大工程批给南京二建的市场也几乎消灭了，靠批工程捞钱的路也堵死了，没有了搞鬼的空间，这也是李山林不再贪恋建委主任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山林所投奔的老朋友张保祥能够“慷慨”接纳这位老友，除了本书《建委风云》部分所披露的猫腻外，据河北电视台揭露：“李山林后来在这家公司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张保祥后因骗取出国退税数额巨大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老朋友李山林从事了什么“经济犯罪活动”我不可得知。我感兴趣的只是李山林在电视上露面的表演，从他的寥寥数语中可以窥见这个人的灵魂，证明我当年对他的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反腐警示》的记者称，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就是捞钱吗？”
他还悻悻然地责怪他的同伙：“（捞钱的事）他们开始说万一出事他们自己担着，顶多往自己肚里咽，结果倒好，都推到我这里来了，都给吐出来了，哼……”
从以上话语中，足见这个人没有醒悟，这也是他的悲哀。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2）
在腐败分子形形色色的捞钱心态中，这种“一人坐牢、全家享福”的心态是更有危害性的。而且，现行相关法律对于如何把腐败所得没收归公以及防止腐败赃款外流，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对策。一旦腐败披上了“为家族等类似的小团体谋利”的外衣，就变得更隐秘、逃避惩罚的管道更多。
再说到李真案件逐渐在全国媒体曝光时，刘善祥老书记成为新闻记者采访的热点人物。媒体开始不点名地批评程维高，这也是中央最后揭露程维高的前奏。
我不认识李真本人，他到石家庄建委同李山林密谋发包工程时，建委的同事告诉我：李真正和我们的主任在楼上聊得热闹呢。
但李真的少年得志、能量巨大，我是有体会和直接印象的，他这个人本身的“敢做敢为”与“少年老成”并举，堪称河北政治生活的一个奇观。
有不少关注我案件的朋友问过我，南京二建承揽的工程中有没有出现“豆腐渣工程”一事，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记不得南京二建有“豆腐渣工程”的新闻报道出来。这一点反而印证了有报道所揭露的李真等贪官是如何狡猾（也能叫“聪明”吧）的特点。有人评价他收受贿赂是“稳、准、狠”，看来不是徒有虚名。
李真受贿，讲的是“天衣无缝”，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决不拖泥带水，而且中介费是雷打不动地占工程总造价的6个百分点，李真为了向香港转移赃款，为了把装赃款的箱子装满，他又临时给想承揽廊坊税务大楼工程的施工单位打电话讲，给他6％的好处，让该施工单位提前支付给他50万元人民币。施工老板当时很高兴，他花了50万元买下了这个工程。此外，李真强调，工程质量必须有保证，否则宁愿不合作。
贪官也是人，也是从纯洁无瑕的孩子成长为成人的。任何贪官都有其从好变坏的过程。李真也有他的拒贿史。
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和他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一个5000元的红包，李真推辞不掉便收下了。然而，他左思右想，还是给他当时的上级——一位副省长汇报了，那位副省长想了想说，还是退给他吧。李真去退钱的时候，对方的反应是年轻的李真没有想到的。李厂长竟然气愤地问李真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他！这种反应固然让李真意外，但是也让初涉政坛的他开始“懂事”了。
李真在《忏悔书》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的时候，担心会因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不收吧，对方已经面有不悦。恰巧我的司机进来了，他却满不在意地收下了。对此，送礼者比较满意，领导也未知此事。”
关于给有关单位承揽工程的事，李真在《忏悔书》中是这样反思的：“提出想承揽一些国税的基建项目并将挣得的利润和我共同分配时，虽感到不妥，担心由此会出现问题，可为了达到心态上的某种平衡，特别是顾全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还是同意了这种想法。但也明确提出，为了我的长远发展，做工程一定要确保质量，挣合理利润，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对方表示非常理解，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并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顾忌，许多人批项目都是公开地要钱，我们如此慎重，不会有事。’就这样，我陆续将秦皇岛、承德、衡水国税培训中心的基建工程在形式上通过合法手续后，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多次严肃地对基建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按局长办公会确定的预算，严格控制，合理支出，确保质量。完工后要严格审计，出了问题惟你是问。以后又数次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认为工程质量好，比相邻类似的项目还节省了许多资金，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日后他们将事先商定的利润送给我时，我只考虑此事如此周全，他人又绝无知晓，不要无非对方多拿点钱而已，要了还有长远保障。当然，也认为他们为人诚恳，办事稳妥，而忽视了法律的尊严，使我贪婪而又糊涂地再一次触犯了刑律。”
我在石家庄建委的时候，就听说这位“河北第一秘”本事了得的说法。李真是河北响当当的人物，这在河北省的干部中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次，李真到邯郸公干，该市的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能马上出来陪他。李真见状勃然大怒，对出来解释的办事员说：“现在不是我安排你们领导的时候了，求不着我了是不是？咱走！”说罢上车就走。邯郸市领导闻讯后吓了一跳：惹祸了！随即招呼其他领导全体上车，去追李真的车。见了面，赔礼道歉赔笑脸，才算了事。
还有一次，李真在秦皇岛市出差，在当地市委组织的宴会上，李真到另一桌敬酒，众人见状纷纷站起身来还礼。但是有一位××局新调来的局长不认识李真，就没有跟李真干杯。李真当时呵呵一乐，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就放出风来，那个×××是不是不想干了？吓得那个干部赶忙亲自登门道歉，才躲过官场上的一劫。
李真的跋扈，甚至在程维高的亲信中，都会冒出对他不满的声音。
后来因受贿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就曾经当面授我机宜，要我像他在程维高面前告李真那样，到程维高那里参李山林一本，先向程认错，先离间，后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当面拒绝了他的好意，如果我那样做，岂不把我的行为混同于逐利小人的蝇苟之举了吗？而且这个集团的水深水浅，又岂是我这样的人能够详察的？这件事前文已有记述。
李真的暴露，可以说给了程维高的政治生涯又一记重创。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3）
李真和吴庆五：惺惺惜惺惺
李真“神通广大”，具有不可思议的活动量，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的评价是“李真不断编造红色历史和特殊背景”，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吴庆五等人“连蒙带骗哄得服服帖帖”，言外之意，李真年纪轻轻能爬上那么高的位置，完全靠他的吹牛大王的虚夸本领。这样评价李真，不尽符合事实，因为这个贪官的人生轨迹毕竟不是一个“骗子发家记”，如果人们认为李真完全是靠吹牛来赢得后来的地位的，那也就完全低估了跟随程维高9年之久的李真的水平。
吴庆五这个人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从1976年起就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当秘书，由此算来，至1993年他辞去公职为止，他的秘书生涯竟达27年之久。如此漫长的宦海生涯，其老谋深算，嗅觉灵敏，政治手腕的运用应该说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他在程维高面前举荐年轻的李真，绝不是某些新闻报道所描述的“上了李真的当”而已。
1984年，程维高出任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时，吴庆五调程维高身边任秘书。1987年，中共中央调程维高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又正式任河南省省长），吴庆五也到了郑州，此时他的级别已是正处级秘书。1990年，程维高奉调出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吴庆五又来到石家庄，1年以后，他提升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吴庆五在党政部门干了11年到正处级，程维高步步提升，吴庆五也不离程维高左右，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吴的表现还是低调、沉稳且相当慎重的。
吴庆五是在1990年代初认识刚入省府任副省长专职秘书的李真的，这个期间，两个人接触逐渐紧密起来。吴从李真的聪明劲和“懂事”上感到这个李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李真介绍了一个朋友——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张铁梦。大老板张铁梦给了这个一向规矩的吴秘书不少“方便”，三个人的关系日益紧密。就这样，三个人结成了伙伴，也成为日后河北反腐风暴的“焦点人物”。
吴庆五后来交代说：“我厌烦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成天你整我，我整你。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彻底失望。我从底层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到高层秘书，各个层面都接触到了。我发现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并不像起初做官那样，想着为人民做事了。也许是欲望的驱使吧，官当得越久，要权的思想越重。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争权夺利。我看到了我尊重的一些领导放松要求，越来越讲求享受，与过去判若两人。我本来是以他们为榜样鼓舞自己的，可现在他们都成了这样，心中的支柱倒了，彻底的失望使我下决心一定要离开官场。”
虽然吴的这番话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在内（如标榜自己是因为理想的破灭而离开“官场”的），但他也道出了一些实情：秘书深知“内幕”，而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不当，更会使秘书们“看破红尘”，以一种扭曲的尺度看待人生社会。秘书功能相当重要，但权钱、权权交易中形成的“秘书政治”、“秘书当官”现象又是当代中国政治中令人深思的一种异化现象。
吴庆五要下海从商了，他的决定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领导对他说：“搞政治是需要资本的，你下海挣钱，我同意，再说用你的钱，我也放心。”吴庆五“引退”之前，没有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他观察很久的“人才”李真郑重其事地推荐给“老首长”。
在李真看来吴庆五下海无疑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升迁的绝好机会，凭着他同吴庆五交往培植的感情，他相信吴庆五退位之前，肯定会将他推荐给程维高，而吴庆五的位置又是他朝思暮想已久的。但他没想到，这个机会和位置来得这么快，以致使他有点措手不及。李真得知吴庆五下海经商的想法后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李真这番话，成为媒体曝光河北巨贪案时引述最多的“贪官箴言”。
吴庆五、李真、张铁梦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在商界、李真在政界、张铁梦在国有企业，各有优势，优势互补，官商结合，共图大业。1993年8月17日，吴庆五正式向河北省人民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
然而，令吴庆五料想不到的是，他从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退下来以后，外面的世界却和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原先一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一旦离开了权力的光环之后，变得“难办”了。他坦言道：“到了真正下海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路走歪了。因为突然发现原来的情况都变化了，过去对你笑脸相迎、热情友好的人，一下子换了另一副面孔，变得不认识你了，眼睛看到的是钱，办事不送礼、不求人，根本行不通。这样，我过去坚持的道德观念在冷冰冰的现实生活中碰了壁，思想就发生了动摇。心想，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去利用过去从政的领导关系和权力影响，我不但挣不到钱，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这样，我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在腐败现象面前缴械投降了。我不再厌恶腐败现象，而是认为只能这么干才有出路，必须这样干才可以发财，才可以成功。”
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小兄弟李真，决定走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财之路。
1992年8月，河北省财政厅从国家财政部争取到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作为省长秘书的李真自然是“近水楼台”，很快把这一“致富信息”告知具有商业头脑的张铁梦。张铁梦一听很激动，嘱托李真一定要想方设法将这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争取下来，因为这笔钱一旦争取到手，即可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李真与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联系，让李国庭写报告申请这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1992年9月5日，李国庭给省政府写了申请外汇额度的报告，在李真的操作之下，省政府很快把这个申请批复下来了。李真带张铁梦找到原河北省财政厅某负责人说，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下文简称东租冀办）是张家口烟厂的代理商，让该负责人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交给张铁梦办理。
1992年9月18日，张铁梦以东租冀办的名义，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600万元人民币贷款，解决换汇资金。李真直接将报告呈送省政府领导批准后，又给河北省人民银行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