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程维高-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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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出入，是我说的话。”
“那就请在这里签个字吧。”靳处长用他那粗短的手指点了点谈话记录空白处。
“……”
“你现在后悔了吧？不敢签字了吧？”
又是靳处长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我克制着自己，喉咙蠕动了一下，抬起头来，平静地看靳处长那张脸。
昨天晚上，这张脸还是笑容可掬，充满了殷切和关心的神情；而今天，那些友好的表情消失得一干二净，代替的是一副猎手玩弄猎物的残忍表情。
靳处长本来还想说点什么的，见了我的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
我抓起一支水笔，在那份记录上飞快地签了我的名字。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没忘记问这一句。
那几个堵着我的人默不作声地让开了路，我转身走了出去。
老伴在走廊里听见了这一幕，她脸色苍白：“我们闯祸了。”
我想对她笑一笑，可是此时的我实在笑不出来。
我的老伴啊，虽然我总是对你所说的话不太服气，但你的判断总是对的。
省里成立“9·26”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并非只针对我的匿名信而来。后来，办案的同志告诉我，省里专门组织了200多人的庞大公安政法队伍来清查一系列反程维高的“奇案”，专门查检举人是谁。如此大的规模，没有省委常委会统一认识，没有政法委的介入和省纪委的鼎力支持，是难以实施的。然而根源肯定是来自程维高的拍板和指示，专案组要资金有资金，要人力有人力，广泛撒网，全市排查，大有不揪出检举人绝不收兵的势头。
一个举动是全市查微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热播一部朝鲜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那里头就有一个逐个排查打印机的情节。公安队伍也学会了这一招，反正这时电脑还不是很普及，挨个挨个查，兴许会找到突破口。调电脑资料看，然后打印，比较匿名信，看手法是否相同。公安的侦破重点是那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公开信，认定公开信与我那封匿名信或出自一人，或出自一个“集团”。总之，要调动专政的力量破获这个反程维高的“阴谋集团”。
第二部走到黑（10）
然而，《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一信确非我写，因此，排查微机以揪出“罪犯”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确定重点排查对象，我自然属于首要嫌疑人之一。
“郭光允，你老实交代，写过匿名信没有？写过几封？”
头些日子亲热地搂住我肩膀跟我“促膝谈心”的高主任现在也不客气了，手指敲着桌面审我。
我连眼皮都不抬：“写过。”
“嗯，你这个态度就很好，说具体点吧，都怎么写的？”
我摸了摸脸颊：“写李山林的多了，我头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省纪委、市纪委都有我揭发李山林的信，你们怎么不去查一查？李山林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他，反而来查处我这个举报人？”
“郭光允，你别给我兜圈子了，我现在问你的不是你跟李山林之间的事，是你写匿名信的问题！”
“……”
“好好想一想吧，我们请你到招待所来谈话，说明我们是把你的问题同违法犯罪区别对待的，省纪委的意思，就是要搞清楚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匿名信的事，你承认了就没事了，写了就是写了，承认一下有什么犯难的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高主任又回复到当初那副诚恳和推心置腹的表情。
我暗中冷笑：我已经上过你一回当了，你还要指望我继续上当吗？你高主任轻描淡写地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什么在军分区招待所包了整整一层审人弄人？
我坐的位置正好面对门口，从时掩时开的门口，可以看到被召来“谈话”的人在隔壁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有男的，有女的。看来，这回省里面的动作不小，真要把匿名信的事当作重案来处理了。
“老郭，道理我给你讲了一千一万，你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也能理解。你是明白人，我这样说决不是吓唬你，要不是省纪委爱护干部，决定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这件事，咱们今天也不是这种谈话方式了，也不是由我来出面找你谈了。你把匿名信的事认了，咱们可以到此为止，真的。就算你写的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嘛，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你想想这个道理。”
我打断了他的“娓娓道来”：“你们凭什么说匿名信是我写的？”
“啧啧，老郭你看你！你这个抵触情绪要不得，没有证据，我们能找到你吗？全石家庄几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找到你？老郭，不要执迷不悟了！非要让我们亮出证据你再开口，那岂不是太难堪了吗？”高主任把玩着一支圆珠笔，用一种深不可测的目光打量着我，那目光中分明是说：嘿，郭光允，证据就在我们手心攥着呢，你可不要太不知趣。
我点点头：“好，你们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
旁边的年轻人大喊一声：“郭光允！你别给脸不要脸！”
“哎，你这位同志怎么骂人呢？骂人可不好。”我正色劝导道。
“我骂你怎么了？就冲你这态度，我还要……”那年轻人边站起来边装模作样地捋袖子，被高主任用一个轻微的动作阻止了。
年轻人朝我嚷道：“我带着好多信呢，全是你写的！”
见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那年轻人更气急败坏：“你不信，我这就拿出来给你看！”他低头把手探到包里，做翻信的动作，翻了半天，可就是掏不出来。
我暗笑：这分明是在虚张声势嘛。
……
第二部走到黑（11）
我一直以为军分区招待所的都是省纪委的人，因为各个房间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都穿着便装，再加上我认识的惟一一个人就是高主任，所以在被限制自由的两个多月里，我一直误以为查我的部门就是省纪委。事后我才知道，在军分区招待所受审期间，公安部门已经全面介入了，一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一直在隔壁操纵指挥这次审问，他还不时地在审我的房间门口露露面，关注一下审问的进展……
那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以后成为在看守所审我的主角。
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地审我、申斥我。不许我回家吃午饭，我提出：我有胃病，能不能让我回家吃口热的？答案自然是：你不说实话，只能在这里啃馒头。
馒头是凉的。
我又提出要看病，还是那句话：承认了就让你去看病。
我实在打熬不住，要求住院，高主任一直跟着我，等于是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这一次漫长的审查，除了查明匿名信出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挖出”我的“后台”。
他们怀疑：我的“幕后指使人”可能是已离休的省级老首长，还有省建委主任靳庆和，而省招标办主任张玉柱则被怀疑是具体指使我写匿名信的人。
尽管在我这里他们没有挖到什么材料，但厄运还是落到了这两位正直的同志身上。
在程维高亲自“关照”下，靳庆和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全省公布。这一节，前文已有交代。
张玉柱同志一直是比较强硬地抵制南京二建的，他已经做过调查，南京二建揽活的面积和工作量早就超过了规定，坚决不同意南京二建再揽活了，省金融中心大楼招标的事谁去跟他说情都不行，然而，一位省级领导奉命去压阵，说：大老板（程维高）发了话，省金融中心大楼一定要让南京二建投标，我刚到省里，你们无论如何要给我点面子。由于张玉柱同志在这件事上“态度不好”，老是跟南京二建过不去，所以省金融中心工程招标完成后不久，张玉柱很快被撤职了。张玉柱对这个蛮横无理的决定当然十分抵触了，他表示：“撤我的职可以，我可以不做工作，退居二线，但是我就在省招标办退居二线。”可是，那帮人怎么能容忍张玉柱在招标办继续碍手碍脚呢？一纸命令，把他踢到了省建筑科研所。
张玉柱被排挤走之后，我觉得很不公平，去看望过他，两个人议论过河北建筑市场的不正常现象。
那一次，张玉柱气愤地说：“这帮人整人整红了眼，谁不听他们的，他们就弄谁，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我说：“现在省建委已经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干了那么多缺德事，不揭发他们看来是不行了！玉柱同志，你们目标太大，你就不要反映任何情况了，这事由我来出面写信，你们谁也别出面了。”
正因为我跟玉柱同志有过接触有过议论，专案组怀疑张玉柱也是幕后主使人，在我被审查期间，张玉柱同志也经常被审问。
“9·26”专案组就这样在全省撒网，调动“庞大”的公安力量，想在短期内破获“反程维高集团”，然而很长时间找不到突破口，慢慢的，那条绷得很紧的线松弛下来，对我的管束也放松了。表面上，专案组也不再找我，有十几天时间，我再也没有去过军分区招待所。
我万没想到，一张更紧密的网正在向我收紧。我被收审之后，从审问我的姓白的公安干部无意间漏出的一句话，我得知我通电话的内容已经被公安部门尽数掌握——连我去火车站接送爱人的细节他们都一清二楚，证明我家的电话已经被监听，按公安术语，是被“上了手段”。监控到如此程度，没有省一级政法部门的特批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更严厉的措施正在等待着我。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1）
入住226房间
中国民间有个迷信的说法：梦是反的。在被捕之前，我做过两次噩梦，具体情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很吓人。我的心神不定，跟我当时压抑的心情有关。
现实太残酷了，前面是吉是凶，我无法预料。当我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就拿那句老话来宽慰自己：“梦是反的。”
现在可好，“梦境成真”了。我在看守的押送下，缓缓地走在看守所牢房的走廊里，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
不过，总的说来，这里的一切并不比梦可怕：如果我不招供的话，顶多是在我发高烧的时候罚我站，然后再勒令我把身上的两层军大衣都脱掉，或者是连续几十个小时不让我睡觉——我一躺下就用白亮亮的电灯泡晃我的眼。
“你怎么搞的？上面说你上午进来，我们都在这等你一天了！”6个跟我儿子年纪相仿的小家伙看我进了226房间，“刷”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欢迎”我的到来。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咕哝道。
这是干嘛啊？我吓了一跳。
那个年轻人清清嗓子，说：“我姓何，现在是226这个号的班长。我们是上面派来在这里监护你的，现在得给你讲讲纪律……”
我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什么宣布纪律啊？我是好人，不是罪犯，我没犯罪！”
他丝毫不理会我的抗议：“你听好了，在这里就应该遵守这里的纪律！”然后开始给我讲，一边讲还一边命令另外一个人记录下来，说是要给我看，要我一条一条背下来。由于心情非常沮丧、愤懑，我也没怎么听他在念叨些什么，只听到一些如何遵守监规、被提审时怎样喊报告、什么时候睡觉、如何打包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样折腾了约两个小时，他把记录下来的东西往我面前一撂：“好好背！好好学习学习！这里不是宾馆饭店，在这没有纪律可不行！”
“我不是犯人，我看你那些东西干什么？”我还是接受不了身陷囹圄的残酷事实。
“老头儿，这么大岁数，就别犟了，该吃晚饭了。”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指了指不知什么时候放在我身边地上的一个搪瓷缸子和一碗菜汤。
我揭开搪瓷缸盖子一看，就一个馒头，用手一摸，冰凉冰凉的。菜汤也早就凉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晚饭的？”
“下午4点半，咋了？”
“我有胃病。这饭这么凉，叫我怎么吃？”
见我不吃饭，他们讽刺我：等着吧，想吃吃不上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很快夜就深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身心俱疲。黑夜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世界尽数网罗其中，疏而不漏。我四肢无力地坐在地上看着牢房黑洞洞的窗户，不禁万分惆怅：“文革”十年浩劫刚开始的时候，我才大学毕业，当时耳闻目睹一些老教授身为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艰难熬过了敌人的迫害与追逼，到头来却逃不脱“坐自己人的监狱”的讽刺性人生结局，心里曾悸动不已：说不定哪一天，生来嘴巴就“不老实”的我，会不会也坐进“自己人的监狱”呢？
我觉得，坐“自己人的监狱”的滋味一定要比坐敌人的监狱难受得多，张闻天说过：被敌人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惩罚是要遗臭万年的。因为我面对的是人民的专政机关。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沦落为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应受“专政”的“一小撮”中不光彩的一个了，这对于我是奇耻大辱。
房间里有个蹲坑，正面有一面矮墙挡着。坐了很久以后，我起身上厕所。蹲下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人站在旁边看着我，我被这种举动激怒了：“你们干什么？上厕所也要监视吗？”
“哟，郭老头儿，脾气还不小哇！我们告诉你，我们也不想这样自讨没趣来闻臭味啊！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指示，他们怕你想不开去撞墙，怕失去你这关键口供。哎，我说，你死了倒不要紧，你可别害我们哥几个啊！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呢！”
我哭笑不得，扯什么淡啊，这帮人！
我有关心我爱护我的老伴，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有可爱的孙女、孙子，我有我的人生抱负，我才不会自寻短见呢！庸人自扰！
所谓“床铺”，就是在地上的几张木板上铺上一床脏兮兮的褥子。睡觉的时候，他们3人一组分别睡在我的两侧，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
我不断地打着哈欠，但是不敢放心地睡去。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关灯！不关灯我睡不着觉！”
何班长哈哈一笑：“老郭啊，你是不知道吧。这里是监牢，是人间地狱！还关灯睡觉？想得倒美！我倒想舒舒服服地睡觉呢，可是纪律管着哪！”
我在那里被关押了近3个月，那几盏灯就这样在我们号里不分昼夜地亮了3个月。3个月后，我倒不习惯关着灯睡觉了。
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开始担心老伴和孩子们，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现在被抓了呢。我眼前渐渐浮现一家四口，冬天围在桌旁吃涮羊肉其乐融融的温馨情景，两个儿子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一吃饭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