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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皇权悲剧-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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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2)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3)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平反,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专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痴呆”的皇太叔(1)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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