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大地之灯 +大地之灯 七堇年-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作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他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39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己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 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 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粟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自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
译者
经济篇
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
要不是市民们曾特别仔细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会这般唐突，拿私事来读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僻，虽然我根本不觉得怪僻，考虑到我那些境遇，我只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呢。有些人则问我有什么吃的；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吗，等等。另下些人还好奇得很，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人，家大口阔，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贫儿。所以这本书在答复这一类的问题时，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给以谅解。许多书，避而不用所谓第一人称的“我”字；本书是用的；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其实，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不幸我阅历浅陋，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但是，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对于清寒的学生，或许特别地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是会取其适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削足适履的；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才能对一个人有用。
我乐意诉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关于诸君的遭遇的，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在烈火的上面倒悬着身体；或侧转了头望青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所以除了液体，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一株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然而啊，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一共也只有十二个，做完就完了，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忠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来烙印那九头怪兽，它是被割去了一个头，还会长出两个头来的。
我看见青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他们的不幸是，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它们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他们不如诞生在空旷的牧场上，让狼来给他们喂奶，他们倒能够看清楚了，自己是在何等的环境辛勤劳动。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他们不能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动这一切，一个劲儿地做工，尽可能地把光景过得好些。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还要推动上百英亩土地，锄地、芟草，还要放牧和护林！可是，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固然没有这种上代传下的、不必要的磨难，却也得为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委屈地生活，拼性命地做工哪。
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人的健美的躯体，大半很快地被犁头耕了过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经书里说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通称“必然”的命运支配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被飞蛾和锈霉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胠箧的盗贼。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生前或者不明白，到临终，人们终会明白的，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后来，罗利也吟咏了两句响亮的诗：
“从此人心坚硬，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
真是太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示了，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也不看一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大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兔费地使他穿暖、吃饱，并用我们的兴奋剂使他恢复健康。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是只能轻手轻脚，才得保全的。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能如此温柔地相处。
读者之中，这些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人是穷困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有时候，甚而至于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不能为那吃下了肚的全部饭食和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出钱来，好容易忙里偷了闲，才能读这几页文字，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低卑、躲来躲去的生活啊，这很明显，因为我的眼力已经在阅历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们时常进退维谷，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的所谓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中，可不是有些钱币用铜来铸的吗；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才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允许你们给他们做鞋子，制帽子，或上衣，或车辆，或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塞进了一把钱币，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塞在哪里，塞多少，更不管那数目是如何地微少，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
有时我奇怪，何以我们如此轻率，我几乎要说，竟然实行了罪恶昭彰的、从外国带进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有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请看他们匍伏潜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毫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朽的，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正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此人的命运，指向了他的归宿。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呢。再请想一想，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之日用，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仿佛磋跎时日还无损于永恒呢。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法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与资料时，仿佛人们还曾审慎从事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舍此而外，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附和或以为不妨默认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变成虚无缥缈的氤氲，但还会有人认为是乌云，可以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大地上来。把老头子认为办不到的事来试办一下，你往往办成功了。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人不知添上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