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4-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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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一种未经学习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壤之别，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应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需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4＇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2）
所以，在学校里，“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也快，脑筋也不会损伤。”针对当时有人认为“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试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更是不能自修”的观点，李宗吾提出了补救措施，即多设补习学校，并在适中地点开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这样一来，各校可以共同购置试验器材，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试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了这些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边谋生活，一边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到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试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者没有区别。
李宗吾提出的第二点观点，则是降低现代教育的门槛，提倡私学与公立学校并重，主张在举行考试之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考试。这样一来，对于公立学校也是一种促进，因为“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而“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李宗吾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设想：
实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他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也要回来的；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与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5＇
李宗吾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以及未向政府立案的学校，而不是仅仅是乡村的私塾。
在《考试制之商榷》中，李宗吾还提到了让他念念不忘的“科举”，他认为科举弊病虽多，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而且在科举时代，穷人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此等人，与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并没有歧视之心。李宗吾的《考试制之商榷》，实际上就是发端于科举，而立足于当时。他的教育主张，概括地说就是“求学自由”，即让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的限制，使其创造的天分得以充分的发展，同时把学校开放，使校外的学生也能参加考试。这样一来，私塾便可以与公立学校并行发展，教育也就不容易为少数人垄断。
不要以为李宗吾设想的考试制只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李宗吾对此早有警觉。在制定考试制的同时，李宗吾同时制定了《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这种方式，便是通过检查学生的平时成绩，借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李宗吾设立的学业成绩考察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集合在校学生以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奖励，鼓励学生的兴趣。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至于因贫废学。考试科目以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肆习。这也是李宗吾偏重私立学校的一种策略。李宗吾认为国家不仅不应该限制私立学校的发展，而且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私立学校的存在是对公立学校的一种有力的促进。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以后的共和国的岁月中更是成了绝响。
1923年，正是李宗吾大力在四川省视学任内积极倡导和力行考试制期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总干事便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四川人晏阳初。同为四川人的晏阳初比李宗吾小14岁，两人之间是否早有来往现在没有资料可以征询，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李宗吾是董事之一。为此，李宗吾专门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这篇文字，可以说是补了《考试制之商榷》的不足。
在那篇文章里，李宗吾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是教不识字的人。他根据民间读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主张征集一些“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总以富有趣味为主”的著作，其间加入一些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以及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交给在各街宣讲格言的和在茶馆众说评书的人拿去传播。因为“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李宗吾指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读书很自由的；该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6＇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李宗吾举了他查学所见的例子：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小学生抄写的，这就是“版权”二字生出来的现象。有了这种制度存在，教育怎能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编书籍，放弃版权，促进会再征集各种读物加以审查，认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铅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誉上的报酬，然后把所有书籍的名目公布出来，各处要购某种，只要寄函到会，会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纸本，不取工资版费。李宗吾这种取消版权的主张看起来颇为偏颇，但是考虑到他只是在教育层面提出，而且也仅限于教科书，或者为平民普及教育所用的书籍，这种苦心，是值得体谅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吾的考试制思想，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是在科举和与科举相关联的书院制度寻找思想资源的。笔者曾在《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一文中梳理过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那条坎坷艰难的道路，同时也反思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弊端，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这么写道：
应该说，有了好的制度，还要有好的人来维持制度，中国是缺乏“法”的观念的国度，再好的制度，弄得不好，也许就成了坏事儿。拿科举制度来说，原本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但是到了清末，官场流弊日深，人才不能出头，士子们针砭时弊不好拿高官出招，只好对准了原本没有大错的科举，进而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一下子科举制度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在这个制度上的大小官员也只好树倒猴孙散。随着科举制度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但是，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康梁诸人的所谓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所以在现代大学建立的同时，教育的主事者们也开始纷纷反思现代大学的流弊，并且开始把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胡博士的做法就是“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蓝文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清华校友通信》新卅二期，1970年4月）这一点在1925年3月6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中通过的《研究院章程》里说的更加明白：“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唐文治，在1920年，五十六岁知天命的年纪，不顾交通部及学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回到了老家无锡创办了在中国教育史上鼎鼎有名的无锡国专，这所学校介乎于现代意义的大学和传统书院之间而更接近于后者，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者、日后成为大学者的吴其昌、蒋天枢在日后又回到了现代大学体制中的传统书院——清华国学研究院。＇7＇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李宗吾的教育思想（3）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李宗吾提出考试制和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以及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的时间是多么接近（中间只相差三两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去反观李宗吾的教育思想，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李宗吾提出和发表这些教育思想的时候，正值蔡元培出长北大，胡适回国之初，“全盘西化”的思潮弥漫全国思想界、教育界的时候，李的思想不能得到重视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在李出任省视学的四川，这些思想的实施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川各县也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是“完全肃清了”。那个时候，李宗吾已经在军阀刘文辉的刘湘部任职达九年之久了。那时的李宗吾，已经不愿意交朋友，经常是独自一个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偶尔碰到熟人，便“好似不经意的掩藏起来”，过起游魂一般的生活了。
＇1＇＇2＇＇3＇＇4＇＇5＇＇6＇李宗吾：《考试制之商榷》，均转引自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7＇陈远：《从科举废除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载2005年9月9日《新京报》，北京（发表时有删节）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大隐于市，广开厚黑庙门（1）
别人做官，一般是越做越大，但是这位厚黑教主做官，却是越做越小。在他提倡的考试制遭到抵制之后，为了实行自己的设想，李宗吾舍去四川省视学的职位，转到大军阀刘文辉部下，试图借助军阀的力量推行考试制。这一段故事，在本书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有详尽的叙述。但是随着考试制的全面肃清，李宗吾对于官场也越来越失望，整天待在刘文辉的部内无所事事，“没有听他作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
据当年曾经作过李宗吾学生的王善生记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他常常看到李宗吾一个人坐在公园，王善生每次看到必上前攀谈。有一次谈话，后来被王善生记载了下来：
予问：“先生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何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而乃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先生所言厚黑二字，不过玩弄逻辑，混淆训诂。”先生答云：“你说我走的是左道，而不知道这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按，原文如此，疑“英雄”为“学者”之误），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1＇
李宗吾与自己过去学生这番对话，无意中透露自己落寞的心境，想经世济用，无奈看透世事心灰意冷，想跻身学界，却又无奈“皆无我插足之地”。李宗吾这番话并非想当然，在张默生所著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曾经对李宗吾的境地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也曾经与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是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种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者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实，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和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勿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2＇后来李宗吾干脆放弃了进入学界的幻想，在这方面，有一件事情特别能够说明李宗吾的佯狂：
去年吴稚晖在重庆时，新闻记者友人毛畅熙，约我同去会他。我说：“我何必去会他呢？他读尽中外奇书，独莫有读过厚黑学。他自称是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此次由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大观园中的风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独于大观园外面，有一个最清白的石狮子，他却未见过。次迎吴先生，我也去了来，他的演说，我也听过，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未看见石狮子！我不去会他，特别与他留点憾事。”＇3＇
后来吴稚晖看到李宗吾的这番话之后，曾经致函李宗吾，说：“厚黑二字，人人心中有之，只是人人笔下不便写出。今经李先生道破，恐厚黑者，益将无忌惮，而厚黑牺牲品亦必加多矣。虽然，吾快吾意，亦管不了许多也。”“李先生目光锐利，读书奇博，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之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灭之论。……”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的厚黑教主，不由得隐于市井，嬉笑怒骂地游戏起人间来了。当时跟他来往比较多的，是过去的一位好友，在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