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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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3）
《经济观察报》摆上报摊的同时，张维迎出现在深圳“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中国企业学界、政府官员、研究专家研讨的高层次平台，受到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生存之道”。参加论坛的演讲嘉宾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中央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来自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来自金融、地产、信息、工业、商业以及咨询等等行业。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更是世人瞩目，如郭广昌、南存辉、刘永好等都是商界名流，被喻为企业领袖，有的更是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富豪榜上。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这些企业领袖中也毫不逊色，诸多企业家对这位以研究企业理论而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非常尊敬。在深圳市长李鸿忠致辞后，张维迎第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熬心血，45岁的张维迎头发已经花白——巧合的是郎咸平也是一头华发。张维迎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娃娃脸，因而并不显得老，眼镜后一双温和的眼睛使得张教授颇有亲和力。张维迎一身西服，打着带有深色斜纹的领带。
张维迎的开场白就很幽默：“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分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张维迎的开场白赢得了各位嘉宾的热烈掌声。
张维迎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的演讲内容与他接受《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联合采访的内容相近，但是措辞要严厉得多。张维迎这场名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将矛头直指郎咸平，张维迎几乎是逐条驳斥了郎咸平的观点。
郎咸平观点：目前中国实施的一些MBO成为某些人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段，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在“民进国退的盛宴”中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的问题。
张维迎反驳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中国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郎咸平观点：国企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你的。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是职业经理人。如今国有产权的改革中，身为“保姆”的国企老总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人”。
张维迎反问：如果说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那么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有主人的责任？张认为，中国企业家或者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
张维迎：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郎咸平：国企不应当进行产权改革，因为国企甚至有更高效率。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4）
张维迎：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500只羊，现在你要住到城里去了，将这500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
当天的论坛在网上进行直播，因此他说：“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
他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总结为四种组合：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维迎把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归为三大类：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他认为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政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因为“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氛围，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他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地提高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您的演讲是在回应郎咸平吗？为什么您没有点名？”记者向刚走下演讲台的张维迎问道。
“这还需要点名吗？”他坦率地回答。
“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非常满意了。”作为公开回应郎咸平的第一位著名学者，张维迎演讲前就预料会招来大量网民的反对。有心人随后浏览了网易和新浪等网站，发现支持郎咸平的网友占绝大多数。网络之外，沉默的经济学界已经爆发了论战。有意思的是，张维迎几乎和郎咸平同时向对方发招，在3个小时之内。
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1）
张文魁
抱怨归抱怨，但是当记者们一再解释以后，杨帆“觉得应该出面支持”。原因之一就是“据许多记者反映，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态度实在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者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等等”，杨帆说，“这就引起了我的愤怒”。
杨帆后来的回忆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与两个年轻人策划，由邵振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的学者）联系郎咸平，他欣然接受，地点安排在搜狐网，因为郎咸平是他们的顾问。正巧那几天《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找我采访，这个消息就在8月24日上了他们网站。 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也受到压力，在27号晚上表示不做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网站的范景刚联合主办。”“乌有之乡”是一家民间网站，杨帆、韩德强等人的文章经常在上面发表。
“为防止会议当天再出意外，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 如果实在找不到开会地点，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居然还要准备受这样的打压，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等待‘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封杀这个会，但是居然没有，这也是天意，我至今认为这不是失控，而是‘上边’有意放了一下，马上酿成网络上全体人民声讨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的强大浪潮， 400多学者参加了辩论。这样的气氛有利于9月份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顺利召开。”
《中国青年报》三个记者很快就把消息披露出来——
郎咸平可能不会再“孤军奋战”了。国内多名经济学家计划8月28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集体回应郎咸平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案例分析及观点。 郎咸平驻北京的秘书张琳女士说，这次讨论会的主办方是媒体，目前还在积极筹办中。张琳表示，虽然到今天研讨会的地址还没有最终确定，但郎咸平届时会到达北京。杨帆透露，他很早就想与郎咸平进行对话。这次研讨会，他计划与郎咸平做面对面的交流。以杨帆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对国内外经济现象发表与主流声音不同的看法。
记者获悉，有关本次研讨会暂定名为“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草案）”。主要设置的议题包括：1、“和平崛起”视野下的国有经济发展；2、大国战略与国有资产重组；3、资本运营与国企改革；4、企业文化与国企治理；5、国有资产流失的忧思；6、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7、经济安全和国有经济布局。
显然，对于郎咸平观点及其本人的争论，继在网络上获得巨大反响之后，在经济学界也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
——2004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2004年8月28日，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光华长安大厦，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15层搜狐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挂着一串红字条幅——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记者尚未坐稳，门口便传来一阵喧哗，一位学者激动地说：“谁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我从来没有失语！国有资产流失，6年前我就说过了……”回头一看，那个对全场大声疾呼的瘦削身影正是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左大培。下午2点整，郎咸平准时到场。而一些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儿早已恭候多时。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张文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
在众人关注的眼光中，郎咸平第一个发言。他首先披露了“我个人参加这个会议以前我要求主办方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需要请中国的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某一派，我不愿意来这里，当成一个发泄的场所，这并不好。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
然后，郎咸平称他此来的目的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说：“我演讲的时候是非常有激情的，在今天这个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希望用稳健、四平八稳的腔调只谈理论，我希望一改经济学界喜欢无限上纲、挖墙脚的作风。今天我可以做到一点。”让有些人稍感意外的是，郎咸平直言不讳，“我所谈的话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今天与会人士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到场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尊重他们，但是和我的观点完全无关。我只对我个人的观点表示百分之百地负责任。我不希望这个会议到时候变成经济学界左派之争、右派之争，这是错误的”。
“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的提出是20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话，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郎咸平的主题演讲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尖锐犀利。
一场弥漫着火药味的争论在郎咸平教授侃侃而谈中拉开了帷幕。郎咸平的发言让许多记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们一边飞快地记录着，一边在想象报道刊登后一定会吸引社会的关注。更让记者感兴趣的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张文魁与郎咸平正面交锋。因为张文魁被视为第一个站出来回应郎咸平的主流经济学家。
非主流集会支持郎咸平，张文魁单刀赴会（2）
8月19日晚，张文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毫无根据地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