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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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他们怎么越胜利越这么寒碜呢？”
结果，就在他们一手擎着把破油纸伞，一手拄着大棍子经过身边时，几位战士向他们提意见了：“军长，我们觉得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有损我军的形象！”
刘震军长一听，也实在是的，于是把破油纸伞一扔，淋着雨拄着棍子走。结果，他们每天都是天一亮出发，中午稍稍休息一下，一直走到黄昏才能宿营，然后洗脚、吃饭、收阅处理各师的来电，本来这之后可以休息了，可是刘军长因为走了一天，累地得神经衰弱，长时间不能入睡。翻越了苗岭后，他们几个军领导分路迅速南下，39军在广西纵横驰骋，破关斩将，先后解放了罗城、柳州、南宁，最后一直打到了中越边境的镇南关，自此，39军就留在镇南关一带剿匪。到达南宁后，除了一路上的战斗和胜利不说，几个军长、副军长哈哈大笑：“先坐车后拄着棍子走路，一下子退到长征时候去了！”
9空军司令员的空中惊险记
1950年，毛泽东决定组建人民空军这支新型的部队，任命原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为司令员，刘亚楼推荐“洋司令”刘震为东北空军司令员并兼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他和刘亚楼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朝鲜空战。
在共和国的空军组建之初，由于飞机和技术等原因，经常出现险情，刘震作为空军司令员也有过两次“空中惊险记”。
1952年12月8日，苏联空军廓日杜布英雄师在配合志愿军空军作战后在安东奉命准备回国。刘震在沈阳，突然，他接到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的电话，说：“今晚8时在安东设宴欢送友军，此事本应由上级派人代表毛主席宴请并授奖，但因北京正下鹅毛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经请示主席批准，由你代表他主持欢送宴会，并给该师授奖。”
此时已是下午4时，离宴会时间只有4个小时，无论乘火车或汽车都不能赶到安东，于是他决定“坐飞机”去。
此时沈阳也正在下着鹅毛大雪，按飞行员的技术条件不能飞行，有人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刘震说：“事关重大，非准时到达安东不可，因此也只有这一条办法可行。”
刘震立即驱车去飞机场，对机组人员说：“先通知安东浪头机场把导航台打开，起飞后对准导航台直飞浪头机场，可不可以？”
机长说：“可以，只要着陆场天气好，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飞机冒着大雪强行起飞了。这是一架里…2运输机，预计一个小时就可飞达安东。飞机起飞时，因为还飘着鹅毛大雪，能见度很低，云也很低，升高到100多米，就进入了浓密的云层。飞机在有强烈颠簸的云中飞着，摇摆着，抖动着。刘震胆大艺高，说：“再往上。”
可飞机升到300米高度时，能见度更差，什么也看不见了。机长说：
“司令员！现在天气变坏，没有把握，怎么办？”
他说：“你们飞到辽阳上空再看看。”
到那里后，他们果然从云隙中看清了地面，刘震又对机长说：“进山看看，但你们的飞行高度要高于山头500米，不要撞了山。”
就这样，他们飞了整整一个小时，可还没有到安东，刘震怀疑地说：“是不是迷了航？”
可机长也说不准，飞机只好又往前飞了半个小时，仍未到安东，这次刘司令员说：“肯定是迷航了，不能再往前飞。”
此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图们江上，从云隙中，刘司令员看见了图们江大铁桥，立即问领航员：“怎么，没法复航？”
领航员说：“我们一直没搜到安东导航台的频率，无法定向，无线电也联络不通，无法精确判断飞机现在的位置。现在不知道飞机在什么位置，没法复航。”
这时，刘震着急了，连忙来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千万不能飞到敌我空战空域，那是很大的危险，怎么办呢？”突然，他脑子里产生了一念头，说：“要是来一个右转弯，不就飞到朝鲜西海岸了吗？”
机长说：
“我在耳机里收听到，有讲英语的，有讲俄语的，有讲汉语的，可能那里正在打空战。”
刘震说：“不管它！你按右转弯向西海岸飞，但不要飞出云层和雪外。”
为了预防万一，机长和飞行员商量把自己携带的降落伞让给首长，并事先给他讲讲使用的方法。机长刚把这个意思对司令员说了几句，他哈哈大笑，说：
“你想干什么？要我当伞兵？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应该跳下去，回去还可以驾飞机打仗。我下去干什么？叫人家当笑话说？”
幸好没有到那一步。飞机飞到朝鲜西海岸时，就看到了地标，刘震说：“如果在云层和雪飘中隐蔽，再来个右转弯向北飞，不就正好对准鸭绿江了吗？”谁知他和机长却都大意了，前面的拉古哨是禁区，任何飞机一进入禁区，地面防空部队就要开炮的。
果然，他们飞入了拉古哨禁区，地面高炮防空部队见南边来了大飞机，说：“准是美国佬的轰炸机，立即做好一等准备。”幸好，高炮部队的团长指挥比较慎重，立即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报告情况，请示处置，作战值班人员当即答复：“那架飞机是刘震司令员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后迷航了，你们千万不能打。”
就这样，他们又避免了危险。
飞行员由迷航到复航，心情比较兴奋。当刘震向机长指出前面就是鸭绿江大桥时，天色已快黑了，但找到鸭绿江口，安东机场也就在眼前了。他对机长说：
“按正常情况绕场一周再落地，现在要对准浪头机场直接着陆。”
可是，飞行员因为太兴奋了，当飞机下滑到跑道头100多米高度时，还没把起落架放下，真是危险！幸好，空4师的机场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经过复飞处置后，这架运输机才安全着陆。
飞机落地后，苏军一位军长和师长廓日杜布迎上前来，同刘震热烈拥抱后，苏军军长说：“司令员同志，这次太冒险了！”
刘震说：“我奉命代表毛主席来欢送你们归国并授奖，冒险飞行很有意义呀！”
这次空中历险后，刘震还有一次乘机也是惊心动魄的。
1953年的6、7月间，东北军区空军的航空部队在郑家屯靶场搞一次实弹射击演习。刘震和军区空军苏联顾问切尔多夫将军去现场视察。这一次，他们坐苏制雅克…12飞机去。
雅克…12是一种小型的螺旋桨式的运输机，飞行速度很小，高度也飞不高。为了安全起见，空3师9团副团长林虎建议他们还是坐火车去，但刘震说：“火车太慢，耽误时间，还是乘飞机去。”
谁知这小飞机起飞时，他们还超载了一个人，除了刘震、顾问和秘书外，还带上了一名翻译。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刘震和顾问一面观赏风景，一面谈话，游兴颇浓。但好景不长，就在要飞越铁岭到四平之间的山区时，驾机的林虎突然发现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滑油温度表在缓慢地上升，很快升到了最大的允许限度。他没别的办法，只好收小油门，使飞机转入小角度下滑，使发动机降温。当温度略有降低后，他又赶紧把飞机改作平飞，还企图用小角度恢复一点高度。因为下方就是千米的高山，可他维持了不久，温度又高了，他又得下降，高度越来越低了，距山头也越来越近了。苏联顾问是内行，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用俄文、中文不断向林虎喊叫、指点，给他出主意。
可他又能有什么好主意呢？只能使林虎更加紧张，心里更乱，刘震立即通过翻译对顾问说：
“林虎是个优秀的飞行员，我们相信他，让他自己处理吧，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吧。”
这几句话使顾问不再喊叫了，林虎的头脑也清醒多了。于是他决定不沿直线航线飞行，而是避开山头，顺着大辽河河谷采用阶梯式下滑的方法，十分艰难地向前飞去，很快消耗完了原有的两千公尺高度，飞机被迫超低空飞行。最后关头到了，正在林虎盘算着迫降时，万幸的是，他看见了郑家屯靶场的简易机场，结果，当飞机一安全落地，发动机也关闭了。
飞机安全地着陆了，林虎一摸衣衫全汗湿了，全身无力，而洋顾问却在使劲地欢呼“呜啦”！刘震拍着林虎的肩膀，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啊，胜利总是我们的。”
就在这样的历险中，共和国的空军不断成长，终于成为了空中雄鹰。
10与吴法宪的恩怨
刘震是我军一员杰出的战将，可谓是战功累累。谁知他在“文革”中却“栽”在“老战友”吴法宪的手下，受了好几年的冤屈。
刘震与吴法宪是多年的战友，据说还交情不错。
早在冀鲁豫支队时，刘震是1大队队长，吴法宪是支队政委。
1946年，新四军3师各部先后进驻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副师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组建第2纵队，刘震为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是，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2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因此，他建议由吴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
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2纵和39军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
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他还是“有斗争”的。1948年，2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调缴获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据说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3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他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因谋害毛泽东主席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作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2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
“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11你一定要来送我到八宝山去
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