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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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宪法草案”，为什么梁漱溟要发言？那是因为早在上中学时，他即热心国家的政治改造，注意学习与宪政有关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等知识，尤醉心于英国式宪政。英国为宪政政治的始祖，其宪法始于限制王权，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权力凌驾于与宪法之上。这是有关宪法的基本常识。“宪草”将个人名字，如将林彪等写入其中，显然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精神。他自己对此知之十分清楚，当然“不容自味”，只能直言，如此而已。这与怕有失政协委员“身份”有何关系？又如：
“这两条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意见，在当时却有震惊四座的劲头……在我讲完两点意见之后，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所说“意见”，指讨论1970年“宪法草案”时所说的不赞成将个人名字写入其中，及不应缺少设国家主席一条。）
类似的“话”在此书的旧版中更多。如“我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指“批林批孔”中，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答。）又如“我这篇发言，当时使人很震动。”（此发言指毛主席搞的是人治，这种搞法已走到了尽头，今后将步入法治才是。）这种“话”，依笔者所见，是有虚有实。“实”是指到会者反应强烈，是实情。“虚”是指此话出于梁漱溟之口，是虚构。以虚构形式“强迫”梁漱溟说出他本人不会说的东西。事实上，他如实说出自己的所见时，早将个人得失毁誉置之度外，又何曾在意与会者什么“震惊”不“震惊”？
然而还有因虚构而导致的另一种失真，更令人难以理解。这就是此书作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所感，全部“勉强”梁漱溟为之“代言”，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身居幕后。此类情况不少。现仅举一例：
“这一闹腾，我也深感失言……我甚至想到进监狱……。”“不料几天后
……会上宣布……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可以不必纠缠。于是我就
这样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我同样不敢深问……军代表没有这种胆量……。那军代表之上又是谁呢？自然是周总理办公室……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对的。”
以上种种，对梁漱溟来说真是不知从何而来。难道他确因对“宪法草案”提意见感到“失言”而后悔过？事后确曾为个人安危而担忧？是否曾猜测过上级将僻出援手？……这可以用以下的话来回答：
“年来胸怀只有尽我责任一念，相信一切皆在天命中。假如有什么祸福、荣辱、得失到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我态度坚定，兄不难看出。”（《梁漱溟致王星贤》1974年6月3日）
将此信内容与上面那些作者所编写的话相对照，我不得不承认对先父梁漱溟而言，那些话从形式到内容，均属虚构。这种双重的虚构必然导致严重失真。
可能是作者感到如上这样的虚构欠妥，在此书新版中已将这些内容改用第三人称表述。写入“补遗七”之中。
“失真”存在的缘由
对于这类“失真”，察觉不难，而纠正却又非易事了。首先，由于此书作者有其两难之处：一方面，第一人称写法必须坚持，不能放弃，而另一方面又有自认为重要的素材，不忍割舍。而在《问答录》问世之前，作者所写的有关梁漱溟的文字（如《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1986年），由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写法并用，不拘泥于第一人称，即不存在这类“失真”。这就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此类“失真”得以存在的一个缘由。
“失真”得以存在的另一个缘由，显然是由于审改环节的疏失，而此事先父似难辞其责；至少有一部分责任。此书作者写得很清楚：“每一章都经梁漱溟先生亲自过目审改。”（见此书新版《后记》）作者又曾写道：“1985年初，我已完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初稿15万字。我一章一章地请梁漱溟老人亲自审定。”（见《二十年难忘写梁漱溟》1998年）如此看来，送审当在1984～1985年间。全书十一章，其中十章送来当在此时（唯第七章不在其内）。此时笔者尚在工作岗位上，又住于郊外的北大宿舍，先父当年是怎样“过目”，又是如何“审改”，笔者均不及见，故不能置一词。可以一说的是，当时先父已届垂暮之年（92岁），头脑尚清楚（临终时犹如此），每日必翻阅书报，却无奈精力不济，精神集中难持久，伏案工作早已停止。对文字的推敲修改，先父一向极为认真仔细，总是字斟句酌，但此时对这十章的审改似难以再如此讲求。设若不然，那为何一些明显差错竟未发现。
此书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内容为1953年之事前后经过），据说因事关“敏感”，写定最迟，送来也最晚（1987年初）。恰好笔者于是年退休，得常去先父处，并有时留住，因此有机会参与此章的审改事。审改的进行由笔者先作初步涂改，然后逐段与先父商讨改定；如此分三次完成。据笔者日记，改毕之日为1987年3月13日。不过，待此书问世，将书中第七章与笔者保存的有涂改之原件（复印件）相对勘，修改意见被采纳者是有限的。
书中“失真”存在的缘由，就笔者所知，仅限于如土所述。
严重失实引发“空穴来风”
因记述严重失实，而审改又失察之一事，有必要一说。
此书旧版第九章最末的“问”与“答”中，以梁漱溟的“语气”，不点名地批评了“北大某教授”，引起冯友兰先生家属的强烈不满，很快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以委婉的语气，指出先父有“记忆果然移形若此”的错误。不满是理所当然，因为所记冯梁二位这次“会见”的前前后后，失实严重。失实之处主要有三：
首先，“会见”时间完全搞错了。“会见”明明白白是在1985年12月24日，却写成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即1973年～1974年），前后相差竟达十年以上。
其次，“会见”的由来写错了。是1985年尾，冯先生邀请先父出席其九十寿宴，为先父所拒绝引起的，而书中所写，是由于先父“写信批评”冯先生，并要冯先生“答复我何以这么作”所致。对于冯先生于“批林批孔”运动之所为，先父无法理解，确实极不以为然，但他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言，批评过冯先生。学习会上“学习”冯先生的批孔文章时，对这是否是冯先生的真心话，仅流露过怀疑之意，并在日记上写下“可叹！”两字而已。如有严厉的表示，也仅限于因友人询问而在信函中，写上一两句。背后议论他人短长，说三道四，先父一向无此“习惯”；虽与家人之间，亦不例外。事实是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直至“最后一次会见”，前后有约十年间（1974年…1985年），二人无任何往来，以书信或当面口头批评冯先生之事又何由发生？可见二人“最后一次会见”说是因“写信批评”所引发，只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事了。
再其次，“会见”经过写得明显失实。冯先生父女二人“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先父住处，却写为“悄悄的”去会见。至于意见的交换，实际早已见之于临“会见”之前三两次往来的书信中，而且，“会见”前数日冯先生寄赠的《三松堂自序》一书，先父已过目，其中冯先生自我剖析应“修辞立其诚”的话，自然也已了然。相见时，冯先生表示“批孔”中之事，书中已说清，看了自可明白。对此，先父只是静听，未做任何表示。此后，二人遂转入其它话题，未再涉及“批孔”一事。倒是宗璞女士十分认真，就冯先生于“批孔”中之所为及有关情况，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谈话颇多。而书中所写“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等，均未曾见于“会见”中。
因记述严重失实，由此竟引发了类似于“空穴来风”效应。于是冯梁二人的“最后一次会见”，一时成为人们议论不少的话题，竟先后有多篇文字发表于报刊；文中或由于虚实难辨，而表示“迷惑”、“费解”之意，或因以虚为实，而流露“惋惜”、“遗憾”之情。这自然都是失实引起的。
笔者有感于已造成失实，无论是因未审而未改，或审而未改，审改者总应负一定责任，特写出《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博览群书》2002年9月），将二人交往经过，自1917年初次相识说到“最后一次会见”，以正面纪实，澄清记述失实，其主要用心在使人们明了事实真相，不再为此枉费笔墨，或浪费感情。
如今此书作者写有《冯友兰与梁漱溟》一文，以“补遗”形式增补于此书新版，也是一种更正的表示吧。同时此书旧版第九章最后以先父语气写成的那段“答”话，作者也依照事实作了不少修改，只是令人不无遗憾的依旧保留了，以先父的语气说的一句话“冯先生如今回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这话在二人“最后一次会见”前是不会说的（他只是说过“可叹！”）；而在“会见”后又何须再说什么。
“独家旧闻”与“有心之人”
如本文标题所示，《梁漱溟问答录》是一本瑕瑜互见的著作。这是笔者的浅见。以上笔者着重陈述了书中存在的诸多瑕疵，及其产生的原由，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所说之“瑜”，即笔者称之为“独家旧闻”的那些内容。这是此书最可贵的部分。
听说过有“独家新闻”；“独家旧闻”则是笔者的杜撰。“独家新闻”出自捷足先登的记者，其本领在“抢先”，“独家旧闻”则出自别具慧眼的“有心之人”，其所长在“抢救”。“抢救”这些“旧闻”的“有心之人”即本书的作者汪东林先生。
如作者所自白：他自1963年至1983年问，除“文革”中政协被“封门”的四年外，“梁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和一些活动，尤其是参加作为政协重点工作的学习改造，每周有两三次，我正好是他所在小组秘书。”“他在这20年间政协大小会议上的言论，大部分都由我直接参与记录、整理、写简报。”而这些记录等均在作者所“保存至今的近百本会议记录本”中。（以上均引自《20年难忘写梁漱溟》）
正是作者以其所拥有的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及当年其现场见闻为素材，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披露了许多“独家旧闻”，如《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报》1986年）、《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1月）等。随后又于1988年4月出版了《梁漱溟问答录》，对这些“独家旧闻”作了集中披露。由于当年这类“旧闻”不得外传，均属政协“内部消息”，如今一旦披露，即具有闻所未闻的轰动效果，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至今，已问世的有关先父梁漱溟的传记作品约有十种以上，其中以《梁漱溟问答录》为最早，其余的均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版，而这些后续的传记著作，为描述传主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言行与处境，均莫不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所披露的那些“旧闻”中的某些内容。之所以如此，正表明了这些资料是为其“独家”所拥有之故。
说“独家”拥有，还有一层意思。关于这些“旧闻”就是先父本人亦极少有文字留存下来。在他的日记里虽有只字片言，亦难知其详。例如“考虑宪法意见写出两条”（1970年7月26日）“到政协讨论宪法，对第三章只提一条意见。”（1970年7月29日）如此记载，又怎能寻得提了什么意见。虽笔者作为亲人家属，亦难说清楚，因为先父从政协参加会议归来后，从不以会内见闻或个人发言为谈资，与家人闲谈。所以关于先父梁漱溟对1970年“宪草”曾提出过无人敢提的那两条意见，家人了解其内容，也同样是在读到作者所披露的“旧闻”之后了。“旧闻”其他内容，其作用对笔者来说也多与此类似。
先父曾说，他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又曾说过：“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可不幸的是他最后的三十多年，却生活在一个思想受禁锢的环境里。而“文革”十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更是令他陷入困厄之中。而他又坚持“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那么，他将心怀何种理念直面思想禁锢？他将秉持什么态度去面对无理责难与围攻？他的回答是：“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致香港友人周植曾》1975年3月28日）这需要具体生动的事实来为之作说明。而能提供这种具体生动事实的，正是那些“独家旧闻”。由此又可见出这些“旧闻”之可贵了。在此可补充一句话：这些“旧闻”不仅对了解与研究先父梁漱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实，而且对了解与研究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也未尝没有重要意义。
“你的书（指《梁漱溟问答录》——笔者）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啊。你是个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见此书“补遗九”）这是赵朴初老先生的话。赵老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是很有分量的。
赵老与此书的作者相识，更与先父梁漱溟有“同窗”之谊。他们二人一个时期曾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一同参加运动，有关先父当年在政协活动中的言行，赵老自然是知情人，即对“旧闻”中所记录的那些内容有亲历直接的了解，故深知其可贵。赵老的话正是由于有如此深刻了解，才这样说的。因此，笔者愿借赵老这句话作为对此书评说的结束语。
（《粱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25。00元）
周作人佚函笺释
张 霖
随着“十七年”文坛研究的深入，了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在建国之后的日常生活、创作与研究活动、以及他们的政治诉求，已然成为近年来学界极为关注的重点。而周作人在建国初期的心态，因为他本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鲁迅的兄弟关系以及曾经“落水”等经历，特别令人有兴趣探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于2005年11月影印出版了张寿平辑释、林玫仪校读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全书精装一套三大册，十分精美。这套书影印的信札以著名词人龙榆生的旧藏为主，辅之以龙榆生高足张寿平的收藏，信札的作者均为近代著名的学者文人，如陈衍、夏孙桐、章太炎、欧阳渐、赵熙、陈洵、冒广生、张尔田、夏敬观、吴梅、吕碧城、俞平伯、夏承焘、钱钟书、冒效鲁等人，确乎弥足珍贵。该书第665、667页更影印了两封周作人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写给龙榆生的信。这两封信对于了解周作人在五十年代的生活状况以及周作人与龙榆生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众所周知，在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文坛的研究中，史料的拓展仍然是一项亟待展开的工作。因为当年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文献十分有限，使得研究者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和整理未公开发表的材料，诸如档案、书信等，尤其是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私下间的通信，更具备不可比拟的史料价值。本文先略述周作人、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