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忘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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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介绍　　米兰·昆德拉　　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的布尔诺。一九七五年流亡移居法国。一九七九年《笑忘录》在法国出版，一九八一年因崇高的文学声誉，获法国总统特别授予法国公民权。曾荣获法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梅第奇大奖』、美国『国家文学奖』、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以及意大利最佳外国文学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被誉为是当代最有想象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　　主要作品　　《玩笑》《不朽》《身份》《无知》《生活在别处》《好笑的爱》《雅克和他的主人》《慢》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背叛的遗嘱》《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小说的艺术》　　关于本书　　《笑忘录》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出版，曾荣获法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梅第奇大奖』，是一部关于笑与忘、关于遗忘也关于布拉格、关于布拉格也关于天使们的小说。作品以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时代背景，描写了捷克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书中不同的章节一个接着一个，如同旅行的几个不同阶段，朝向某个主旋律的内在，朝向某种独一无二情境的内在，而旅行的意涵已迷失在广袤无垠的内在世界，我欲辩却已忘言。作者在故事叙述当中，探讨了人生中间记忆和遗忘的哲学关系；记忆，人们希望保持或者忘却的内容，如同附带欢娱和讽刺的笑一样，是交相辉映的永恒主题。是米兰·昆德拉奠定大师地位的关键代表作。　　在这部批评界奉为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现代派小说杰作中，昆德拉试图打通小说、哲学和政治议论以及自传之间的隔膜关系，籍以用罕见的政治正确的角度，探讨人生、音乐、性、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重大话题，用笔诙谐独到，常常使阅读者在沉重的阅读中邂逅绝妙的幽默趣事，以致忍俊不禁。　　小说在法国出版后引起西方舆论界高度关注，获得当年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大奖。但是，它也给作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当时的捷克政府以此书在法国的非法出版为由，剥夺了昆德拉德捷克国籍。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昆德拉，使其成为国际驰名的小说家。　　


作家自述作家自述　

　　　　作家自述　　　　
　　　　　　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并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　　　　
　　　　　　人们总在叫嚷着要创造出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错了。未来对于任何人而言乃是毫无利益所系，全然冷漠的一个虚空。过去则溢满了生活，急不可待地要激怒我们，挑衅并且侮辱我们，惹得我们意欲销毁或者篡改之。人们想成为示来主宰的唯一原因就是企图更改过去。他们在为通往某些实验室的门径而战斗着在那些实验室里，照片的底版被修描，传记和历史被创造。　　　　
　　　　　　我不相信我能把一部小说（如果我还将写小说的话）的地点设想在，比如，法国。不过，“一部小说在地理上如何处理”是我的主要美学难题之一。《生活在别处》一书中的地点就不全在布拉格。不错，主人公是布拉格人，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然而，这部小说的舞台却比主人公故事的舞台广阔。实际上，人物虽不能同时置身在好几个地方，叙述者在精神上却感到行动是完全自由的。我尝试着让所有的故事都一起展开。因此，我的小说不仅写了发生在布拉格的事情，而且写了1968年5月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不仅写了主人公雅罗米尔，而且写到了兰波、济慈和雨果。从技术上说，小说的舞台范围通过叙述者的离题而扩大到欧洲各地。雅罗米尔的舞台范围是布拉格，小说的舞台范围是欧洲。在《笑忘录》中，我进一步运用了这一原则，这部小说是我在法国写成的。小说中约在三分之二的事情发生在布拉格，其余的三分之一发生在西欧。不过，故事虽然在布拉格展开，却不是在布拉格而是被某人在法国居高临下看到的，它们沉浸在由法国生活所唤起的种种思考之中。举这部小说里都以《天使们》为题的两部分为例，前一部分（小说中为第三部分）的故事同时发生在（1）布拉格、（2）地中海的一座城市、（3）寓言中的神话空间、（4）批评性思考中的一个抽象领域（对一部写男女平等的作品进行的分析）。后一部分（小说中的第六部分）同时发生在（1）布拉格——写我父亲的去世和布拉格政治事件、（2）西欧某城市、（3）塔米娜将在那里结束生命的一个神话岛屿。这是我对小说地理舞台所作的一种试验。我认为这类试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希望在下一部小说中有所发展。　　　　
　　　　


相关评论相关评论　

　　　　相关评论　　　　
　　　　　　【纽约时报】　　　　
　　　　　　『《笑忘录》本质上是一本小说，却是一本童话，一本文学批评，一本带有政治味的册子，一本音乐理论，一本具有传记色彩的书。它可以变化成任何它想成为的一本书，整体来说，它根本是一本天才之作。』　　　　
　　　　　　【时代杂志】　　　　
　　　　　　『昆德拉对现代生活的谴责是宏观的，但他对那些创作和经历痛苦的人的关怀却是最深沉的。』　　　　
　　　　　　约翰‧；厄普代克　　　　
　　　　　　『这本书可以很率直地自称为一本杰出又新颖的书，它以最干净纯粹又充满机智的文字，邀请读者直接进入书的核心。』　　　　
　　　　　　　　　　
　　　　


精彩书摘精彩书摘　

　　　　　1948年2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洛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而紧靠在他身边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戈特尔瓦尔德的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戈特瓦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了，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3　　　　　
　　　　　　　　　　二十五年前，他和兹德娜有过一段恋情，而关于这一时期，他只剩下几点回忆。　　　　　
　　　　　　　　　　有一天，他们约会的时候，她用一方手帕擦着眼睛，鼻子在抽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俄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叫日丹诺夫、阿尔布佐夫或马斯图尔波夫的人。看她泪水汹涌的样子，马斯图尔波夫的死，比她自己父亲的死更让她难过。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吗？还是他今日的仇恨使他编排了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而流下的泪水？不，这肯定发生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天忆不起使这些泪水真实可信的当时的具体情形了，记忆宛如一幅漫画，变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对她的所有回忆是这样的：他们一起坐着有轨电车从他们第一次做爱的公寓房回来。（米雷克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性事，一秒钟也想不起来了。）她坐在车内长椅的一角，神情阴郁、落寞，面孔老的令人吃惊。当他问她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时，他了解到她是对他们做爱的方式不满意。她说，他和她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当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一骂名。与所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相反，据说，知识分子们是飘荡在空中的什么地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惩罚他们，大地从此彻底拒绝让他们落足，而他们就被吊在离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了。　　　　　
　　　　　　　　　　可是，兹德娜埋怨他像个知识分子那样做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就是对他不满意，并且，正如她能够将最不真实的关系（与她所不认识的马斯图尔波夫的关系）与最具体的情感（物化在一滴泪中）联系到一起一样，她也能够给最具体的行为赋予一个抽象的意义，给她在欲望上的不满足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5　　　　　
　　　　　　　　　　阿连德被暗杀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孟加拉的血腥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盖过了孟加拉的呻吟，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所有人完全遗忘。　　　　　
　　　　　　　　　　在历史依然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件很容易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背景，其前台上演着令人牵肠挂肚的私人生活的诸般传奇。今天，时间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即被遗忘，晨光降临便如闪烁的朝露般飘逝，因此也就不再是叙事者故事中的背景，而是过于稀松平常的私人生活背景前上演的一幕出人意外的传奇。　　　　　
　　　　　　　　　　既然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应该讲一讲似已千年般古老的发生在数年前的一些事件：1939年，德国军队进入了波希米亚，捷克国家不复存在。1945年，俄国军队进入了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人们为赶走了德国人的俄国欢欣鼓舞，并且，由于俄国人将捷克共产党看成他们忠实的膀臂，人们就把自己的好感转移到后者身上。正是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于1948年夺取政权的时候，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而是得到了半个民族的欢呼致意。而今天，请注意：发出过欢呼的这个半数更生机勃勃，更聪明，更优秀了。　　　　　
　　　　　　　　　　是的，不管人们怎么说，共产党人都是更聪明的。他们有一个宏伟蓝图，一个全新世界的蓝图，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反对他们的人没有伟大的梦想，只有一些陈腐的令人生厌的道德准则，用来补缀既成秩序那破露的短裤。因此，也就难怪那些热情澎湃的人、那些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不冷不热的人、那些畏首畏尾的人了；也就难怪这些共产党人很快就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了。　　　　　
　　　　　　　　　　我强调这两个词：牧歌和为所有人，因为古往今来，人类都一直向往着牧歌，向往着有夜莺歌唱的田园，向往着和睦安宁的王国，在那一王国里，世界不再视人为它物，人也不再视其他的人为异己，而是相反，世界与所有人都被糅合到唯一的、同一的物质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巴赫壮丽的赋格曲中的一个音符，而不愿做其中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且无意义的黑点，只需抓在手里并用指甲碾死它，就像碾死一只跳蚤一样。　　　　　
　　　　　　　　　　有些人很快明白了他们并不具备牧歌所需要的性情，因而他们动了去国外的心思。然而，既然牧歌的世界本质上是为所有人描绘的，想要移居他乡的人显然就是在否定牧歌，结果他们国外没去成，而是去了监狱。其他的人不久也踏上了同一条路，他们是成千上万地走的，其中就有很多共产党人，包括借皮帽给哥特瓦尔德的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在电影屏幕上，恋人们羞答答地手拉着手，而通奸则被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荣誉法庭严厉惩治；夜莺在歌唱，而克莱门蒂斯的身体像一座钟一样摇摆着，敲响了人类历史的新黎明。　　　　　
　　　　　　　　　　就在这个时候，这些人中一些聪明又激进的青年，突然奇怪地感觉到，他们到广阔天地里所开展的事业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不再理会那些赋予其生命的人们。这些年轻且聪明的人开始在他们的事业后面呐喊，他们开始呼唤它，责难它，追捕它，对它进行逐猎。如果我要就这一代聪明且激进的青年写一部小说的话，我会把这部小说定名为《逐猎失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