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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橇饺嗽谧橹土斓挤矫娑加薪艹霾拍堋Ｈ欢技凰购茉缇鸵蛭樟泻号捣虻恼扯攵砉材址恕４撕螅绰さ拿枋觯纳钤诤芏嗄昀铩巴耆匏耐校サ鞫撩啤保钡�1905年革命才给他带来了第一次机会：“突然间他就不仅获得了波兰运动领袖的位置，而且甚至在俄国他也成了领袖。”（SDKPL在1905年革命期间开始崛起，并在后来一些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约吉谢斯尽管并不亲笔“写一行字”，但他在党的公告中仍然是“党的核心”。）他的最后一次短暂的机会，是他在“社会民主党中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一战期间的德国军队中组织了一支秘密武装力量。“没有他，就不会有斯巴达克斯团”，而这个军团与其他德国左翼组织不同，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同龄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约吉谢斯造成了德国革命；和所有革命一样，它不是由任何个人所造成。斯巴达克斯团同样是在“顺应而非制造时势”。所谓的1918年1月“斯巴达克斯团起义”是由其领袖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吉谢斯］所引发或酝酿，这一说法只是一个神话。）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卢森堡的政治理念有多少是来自约吉谢斯；在婚姻中总是很难将双方的思想分辨清楚。但是，约吉谢斯在列宁成功的地方却失败了，其原因除了他的声望较低之外，同样也是他的背景造成的：他是一个犹太人和波兰人。在每一事件中，卢森堡都是最后一个坚持和他并肩作战的人。犹太同龄群体并不用这些范畴来判断另一个人。约吉谢斯本人可能赞同尤根·列文（他虽然年轻些，但也是俄国犹太人）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休假中的死者。”这种情绪使他与其他人分别开来。在卢森堡死后，他拒绝为安全而离开柏林：“必须有某个人留下来写我们所有人的墓志铭。”他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的两个月后被逮捕，并在警察局中被人从背后枪杀。凶手是谁是很明白的，但“从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于是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杀了另一个人，并继续“在普鲁士警察局中享受着职业晋升”，而这就是魏玛共和国的道德态度（mores）。
在阅读和记住这些旧事时，人们会痛苦地意识到在“德国同志”和“同龄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卢森堡在华沙被逮捕，她的朋友们筹款把她保释出来（钱很可能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的）。除付款之外，他们还补充了“一种非正式的报复威胁，如果罗莎出了任何事情，他们就将以行动来报复显贵官员”。在她的德国同志那里，从来都不会有这样一种“行动”观念，而当政治谋杀浪潮开始后，这种不受惩罚的行为已经变得臭名昭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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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她的生活时，比起她所谓的“错误”来，更让人为她感到难受和痛苦的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她不去反对，相反却表示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官方势力。这些才是她真正的错误所在，而没有一个错误不被她最终意识到并为之痛悔。
在这些错误中，危险最少的一种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她1898年离开苏黎世到德国，此前她已在苏黎世“以一篇优异的、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按照沃尔夫教授在其自传中的说法，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位“我最出色的学生”），这篇论文获得了立即“被发行出版”的罕见殊荣，并至今仍然是研究波兰历史的学生们的参考文献。她的论题是：波兰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俄国市场，因而任何一种想要“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单语种国家的企图，都是对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的完全否定”。（她在经济学上的正确性，被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长时期萧条所证实。）于是她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问题专家，成为德国东部省份的波兰人中的宣传员，并与那些为了生存而想让波兰“德国化”的民众达成了不稳定的联盟关系。正如一位社会民主党的秘书对卢森堡所说，包括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内，这些民众“很高兴地视你为赠与所有波兰人的一件礼物”。显然，这些“由官方称赞所带来的光环，对罗莎而言，意味着她的错误”。
而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则是她与党内当权者们在修正主义论战中达成的具有欺骗性的一致，在这场论战中她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这场著名的争论是由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已经译成英文，标题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斯考肯［Schocken］书局出版）。可惜的是，它缺乏许多必要的注释，对美国读者来说也需要一篇导读。所引发的，并在历史中以“改革还是革命”的二元选择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场论争却在两个方面产生了误导：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社会民主党在世纪之交仍然对革命保持着忠诚，但这已不再是实情；同时，它遮蔽了伯恩斯坦言论中的许多客观有据的声音。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评述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与现实保持了充分一致”。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不会伴随着大资本家数量的减少，相反，它伴随着的是各种规模的资本家数量的增加”，因此，“富有者圈子的不断缩小和穷人悲惨状况的不断增加”并没有实现，“现代工人确实是穷人，但他们决不是赤贫者”。普选制已经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并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对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清晰的限制。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不受欢迎的真理的反对，首先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严格重审自身理论基础的懒惰所引起的。然而，这种懒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在其地位上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地位现在却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分析的威胁。被危及的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社会，并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身的利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会把它又引回到德国社会中，而这种“结合”被认为如同一场革命那样对它的利益构成威胁。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5）
内特尔先生持有一套有趣的理论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的“底层位置”以及它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参与政府的原因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1914，作为一个政治范本》，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65年4月。在它的成员看来，党可以“在自身中提供一种破坏资本主义的更好方式”。事实上，通过保持“在所有阵线上对社会的防御的稳固性”，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团结感”（正如内特尔先生所指出的），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极度轻视这种团结感。这和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军队的位置非常相似，卢森堡曾在《新时代》（1901年第1期）上发表《法国的社会危机》一文对此作出非常精审的分析。“军队不愿介入的原因是，它想表明它对共和国公民权力的反对，但同时又不会失去反对的力量”，从而通过一场严重的国家政变，把自己交给另一种国家形式。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党员数量越是增加，它的极端狂热就越会“由于生存的原因而被煽动起来”。人可以在那种“国中之国”的状态下活得很舒适，只要他避免和社会发生全面摩擦，同时享受着这种没有任何后果的道德优越感。他甚至都不用付出严重疏离化的代价，既然底层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镜中之像，一种对德国整个社会的“缩影性的反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入困境，这可以从反面的观点得到分析和证实——无论是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解放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因而应该停止谈论没有人再愿意进行的革命，还是从另一些人的观点出发，这些人不仅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疏离”出来，而且确实是想要改变世界。
这后一种观点就是从东欧来的革命者的立足点，他们带头对伯恩斯坦发起了攻击——这些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得到了考茨基的支持，尽管考茨基这位党内最著名的理论家，很可能觉得与伯恩斯坦交往比与这些新来的外国盟友们在一起更为自在。他们所赢得的胜利是“抑抑格”式（Pyrrhic）的，它“只是通过推开现实而加强了与现实的疏远”。这是由于，真正的问题既不是理论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伯恩斯坦的一条信念中，它有些畏缩地隐藏在一处脚注里：“中产阶级——包括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内，他们大多数仍然非常健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morally）也是如此。”（黑体字由我所加）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之所以称他为“庸人”（Philistine），以及帕乌斯和卢森堡认为这场论战对党的未来极其重要的原因。事实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厌恶革命方面是一致的，“铁的必然性”对考茨基来说乃是“什么事都不干”的最佳借口。而这些从东欧来的革命者，是唯一一群不仅 “相信”革命在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还真想去干革命的人。而这恰好是由于这群东欧人认为，社会在道德根基和正义根基方面的状况已经不可忍受了。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和卢森堡作为两个最诚实地分析了自己所见之物的人，在这一方面又是相似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对伯恩斯坦为何会感到“隐秘的亲切”），他们都忠实于现实并因而对马克思有所批判。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早期作为，依靠的是一种双重误解。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羡慕和崇拜”。倍倍尔这位党的“元老”，从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开始直到一战爆发，都“支配着党的政策和精神”。他总是声称：“我是并永远是现存社会的死敌。”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波兰“同龄群体”的精神吗？难道人们不会从这种骄傲的蔑视中看到，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写的SDKPL吗？卢森堡花了几乎十年时间才发现（直到她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返回德国），这一“蔑视”的真正秘密，乃是故意全面地拒绝介入世界，同时集中精力去扩大党的组织规模。从这种经验出发，卢森堡在1910年后就发展出与社会经常“接触摩擦”的方案，正如她所认识到的，没有这种“摩擦”，革命精神的源泉就必定会干涸。她并不想在某个党派中度过一生，无论这个党派有多么大；她对革命的忠实首先是一项道德事实，这意味着她仍然有激情去参与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务，去参与世界的命运。她由此而与欧洲的政治紧密相连，尽管这和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无关，因而完全超出了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这种对政治的关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在德国人和俄国人面前，一再坚持一种“共和国方案”。
这就是她战争期间在监狱中写下的著名的《朱尼乌斯手册》（Juniusbroschüre）的主要观点之一，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斯团的基石。列宁并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只是立即断言，宣告“一个共和国方案……在实践上意味着宣告革命——但这只是一个不正确的革命方案”。果然，一年以后，不带任何诸如此类“方案”的俄国革命爆发了，它首要的成就便是废除君主制以及建立一个共和国，而这样的革命同样也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阻止俄国、波兰和德国的同志们就这一观点激烈地反对她。正是共和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才是使她与其他所有人分离开来的最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她是完全孤立的，正如她在强调下述观点——任何情况下，不仅个体的自由而且公共性的自由都是绝对必要的——时她是孤立的，尽管这孤立并不那么明显。
卢森堡的第二个误解直接与修正主义论战有关。她误将考茨基不愿接受伯恩斯坦的分析这件事，理解为他对革命的可靠忠诚。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她曾为此带着假证件赶回华沙，因为她不能够再欺骗自己了。对她来说，这几个月不仅包含着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它们同样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在返回途中，她努力和她在德国党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些事。她很快就明白，“革命”这个词“只有进入到与现实革命情境的接触”中时，才不会变成一些无意义的音节。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像“与现实情境进行接触”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遥远的野蛮国度。这是对她的第一次打击，而她再未能从中恢复过来。第二次打击发生在1914年，并差点导致了她的自杀。
很自然的，她第一次与真实革命的接触，教给了她比清醒、比轻蔑与不信任的艺术更多和更好的东西。她从这次接触中获得了对政治行动之本性的洞见，内特尔先生正确地称之为她对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之点在于，她已经从“革命工人委员会”（后来称为“苏维埃”）中了解到，“良好的组织并非先于行动，而是行动的产物”；“革命活动的组织能够、而且必须由自己从革命中学会，正如人只能在水中学会游泳那样”；革命不是被任何人“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动地”爆发的；“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而“只要社会民主党不瓦解”（当时它还是唯一的革命党），就会爆发一场“伟大而强有力的”革命。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6）
然而，在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首先，这里存在一件让人惊讶的事实：爆发革命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而且得到民众支持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不存在。其次，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革命乃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结果。列宁从来就没有忘记这两个事实，他从中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只要旧政体的权威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取权力。大规模的革命组织只会带来麻烦。第二个结论是：既然革命无法被“制造”，而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环境和事件的结果，那么，就应该欢迎战争。列宁在一战期间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他的摘录和评注在20世纪50年代由东德出版。按照维尔纳·哈尔博格（Werner Hahlberg）的论文《列宁和克劳塞维茨》（载《文化历史的本原》卷36，柏林，1954）的说法，列宁开始考虑下述可能性时，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战争引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可能会取代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而成为革命的起因。这第二个结论是卢森堡在一战期间不赞成列宁的根源；而第一个结论则带来了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这是由于，从始至终她都从根本上拒绝战争，无论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其中她只能看到最可怕的灾难。战争违反她的天性（grain）。在“组织”这一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至于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