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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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　　　　
　　　　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　　　　
　　　　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　　　　
　　　　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　　　　
　　　　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　　　　
　　　　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八百余名骑兵作前锋，奔驰一天一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三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　　　　
　　　　13日，范绍增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增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执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状如疯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　　　　
　　　　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荆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枕藉。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增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斩十余名后退的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击敌阵。　　　　
　　　　八百匹战马，八百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增受伤落马，趁着战场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东荆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三千余人非伤即俘。　　　　
　　　　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计的夏曦。战后，中共湘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　　　　
　　　　“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范哈儿的魂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　　　　
　　　　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　　　　
　　　　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五十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日，左路军十万人马潮水般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形，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十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　　　　
　　　　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　　　　
　　　　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　　　　
　　　　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破。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急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襄北敌后，牵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　　　　
　　　　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使他们分散挨打。”　　　　
　　　　“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苏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也不要了。”　　　　
　　　　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　　　　
　　　　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8节　反夏不反贺

　　　　“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　　　　
　　　　“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　　　　
　　　　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　　　　
　　　　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　　　　
　　　　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