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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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想一想也是，于是说：“如果中央一定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要换，我让出二军军长之职，由孙德清接任，腾出军团参谋长之职，让汤慕禹担任。”　　　　
　　　　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返攻长沙。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乱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意义。　　　　
　　　　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据我观察，第二军团能否担此重任，尚是问题，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　　　　
　　　　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南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津市、澧县。　　　　
　　　　“邓中夏说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攻城略地，随得随丢，又说不能学猢狲抓板栗的样子，抓一个丢一个，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与长毛和猴子有什么差别？”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之石门、临澧用兵。　　　　
　　　　这时，洪湖根据地告急，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　　　　
　　　　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　　　　
　　　　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七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日，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段德昌第一个发言，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回洪湖，等于送死！”邓中夏把头摆得像拨浪鼓：“洪湖是水网地带，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不适宜大部队行动。它好比是一个深井。现在深井里有人落水，进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我们不能下湖，我们应当上山，红二军团向武陵山进发，凭借五峰、鹤峰、石门、长阳等山区有利地形，创造像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中央苏区。”　　　　　
　　　　邓中夏咬文嚼字的话激怒了段德昌，他忍了多时的怒火一下喷发出来：“你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军事常识，而且还有负人民的厚望。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养育了你我，现在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救人有危险就袖手旁观，不管不理呢？这样做，对得起洪湖人民吗？不错，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行动确实不如平地方便，但是这一点正好可以供我们利用呀！我们的战士，多是渔民子弟，是水中蛟龙，识水性，通民情，熟悉湖中的一草一木，而敌人一进湖便成了瞎子、聋子、傻子，便成了活靶子，那有什么不好！”　　　　
　　　　贺龙也不同意邓中夏关于创立第二中央苏区的提法：“创立新苏区我同意，但是第二中央苏区这个词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　　　　　
　　　　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慕禹、刘鸣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　　　　
　　　　“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邓中夏宣布散会。　　　　
　　　　会后，他对段德昌恼火透了，这门大炮不仅火力惊人，而且从来不分对象、场合和分寸，把段德昌留在身边，无异是坐在火炮上。　　　　
　　　　几天后，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地对贺龙说：“段德昌不是坚决要求回洪湖吗？特委那边又来信了，我看就让他先带伤员回去吧！”　　　　
　　　　“那怎么行？现在大敌当前，离不开德昌！”贺龙一向把段德昌视为左右手。　　　　
　　　　“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吧。”邓中夏再次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松滋刘家场选择阵地与敌作战，二是让段德昌回洪湖，由汤慕禹接任六军军长。　　　　　
　　　　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　　　　
　　　　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最强烈。　　　　
　　　　孙德清提出异议：“强敌当前，二、六军不宜分开，要走就一起走。”　　　　
　　　　“不行！二军不能走，六军也不能走，段德昌可以带些伤病员走，部队要留下来作战。”邓中夏态度强硬地说。　　　　
　　　　段德昌热血直冲脑门，拍案而起，眼睛逼视邓中夏，一字一顿地说：“好，我明天就回洪湖。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谁负责？”　　　　
　　　　邓中夏应声而起：“我是前委书记兼政委，当然由我负责！”　　　　
　　　　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十里开外。分手前，段德昌郁闷地说：“胡子，邓中夏这不是撤我吗？他不懂军事，家长作风又严重，怎么办？我担心的不是洪湖，而是红二军团的安危。现在红二、六军团战线拉得过长，作战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你要注意纠正呀！”　　　　　
　　　　贺龙长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　　　　
　　　　贺龙说得不错，洪湖确实需要段德昌。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4节　没有子弹也行

　　　　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三百上下”，　处境十分艰难。很快，监利、沔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　　　　
　　　　正在危急时候，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四十九团杨嘉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尾追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增至一千余人枪。　　　　
　　　　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称：“救星来了！”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四十八、五十一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　　　　
　　　　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三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1年1月上旬，段德昌率军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十一师主力来援，然后趁虚奔向鲇鱼须，歼其留守部队一个营，占领华容县城。　　　　
　　　　——1931年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从江陵奔袭石首北部，在拖茅铺歼敌四十八师补充第二团数百人，大获全胜。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尽。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　　　　
　　　　“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　　　　
　　　　“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五千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全军仅剩五千三百余人。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　　　　
　　　　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　　　　
　　　　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　。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　　　　
　　　　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　　　　
　　　　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　　　　
　　　　云卿：　　　　
　　　　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