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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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５０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４月２０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３０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ａｌａｂａｓｔｅｒ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Ｃ·Ｔ·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对曹禺剧作的评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年剧作家的成长。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①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漫谈》，发表在《剧本》１９８０年７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见地。也许他觉得不能再奋力写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个剧坛上，期待中青年人写出伟大作品。他无心作理论家，但是，无论是长篇谈话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寻味。愈到后来，他的文章写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作莎士比亚知音》，都是两千字的文章，但却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深蕴哲理意味。他所写下的关于怀念郭老、怀念老舍和田汉的文字，少套语，有真情。在他诸多文章中，有几篇是值得称道的传久的文章，如《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学艺术界为人称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谈戏剧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寻所强调的方面：一是他强调写人，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探寻人的灵魂的秘密。他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人的评论，引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人。”①他以为自古以来的文学大师，都是对“人”有深刻见解的人，他说：“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们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会啊！”②显然，他把戏剧大师们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对“人”有着透彻深刻见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剧作家讲，要去了解人，要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他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①这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恼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据说进天堂是美德的报酬，天堂是永远的和谐与宁静。然而戏剧的“天堂”却比传说的天堂更高更幸福，是不停地孕育万物的土地，是乱云堆起、变化莫测的天空。只有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的人，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①舞台的艺术，编剧的艺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只有经过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才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才能望见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为此，他认为从事舞台艺术和编剧创作的人，应该尽量吸收一切美好的文化，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他说：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道路。②所有这些谈话，都似乎凝聚成他内心中的一种深深的期待，为促使伟大作品的问世而作出他的努力。当他看到舞台上涌现一股蓬蓬勃勃的、不可阻挡的新生力量，他是异常兴奋的。他觉得自己老了，写东西不像以前了，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他多么想同这些青年人一起扬起风帆，鼓足马力前进啊！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１日，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３０周年纪念，曹禺因病在上海治疗，他特地委托刁光覃代表他参加庆祝大会。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出席了大会。这里，应特别提到邓颖超同志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怀。在十年动乱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已名存实亡，后来，连剧院的建制都被撤销了。１９７８年４月，邓颖超亲自写信，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宣布曹禺为院长，甚至说，曹禺不但现在而且永久是剧院的院长。邓颖超像周恩来同志生前那样，一直关怀着这个剧院的建设和成长。
为庆祝剧院建立３０周年，曹禺在《戏剧论丛》上发表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为剧院编辑的《攻坚集》写了序言。剧院的同志对曹禺在剧院建设中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纷纷题字、作画、签名，向他表示祝贺。于是之同志是这样写的：
从３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您用您心血凝结的文字，培育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演员。今后，还将有大批新人凭您的剧作成长起来。我以我能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感到幸福。
董行佶这样写道：
在我３７年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演出过您几乎所有的剧本，周冲、胡四、张乔治、白傻子、曾皓、祝希堂、伯、温敦，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锻炼了我的演戏技能，这些不朽的剧作，又是认识人生的教科书。解放后，在您领导的剧院，多次得到您艺术上的帮助，您是我的良师。十年动乱的年代，我们曾睡在通铺上，白天劳动，晚上灯下又一次聆听您的教诲，您写给我的诗句：“莫道逾花甲，壮心岂可息”，它一扫我思想上的灰尘，您是我的挚友。愿您健康长寿！
曾经同曹禺住在一个大院的童超这样写到：５０年代初，您拥冰挥扇，写《明朗的天》；６０年代初，您对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