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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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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测,和每一个工人的性格,刻画得又清楚又自然,这种作品是无天才无经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对高尔斯华绥对全剧节奏的把握大为佩服:“作者洞彻全剧节奏,刻准时间转移剧情的本领委实是可敬。”

  特别令人注意的,在《争强·序》中,他那种不能按捺的热情又来了一次燃烧。他借题发挥,以安敦一和罗大为为例,说“他们那种不屈的魄力,肯负责、顾大局的勇气,的确是增近青年们心灵贫弱的补药。在势在位,不为自己打算,抱定专一的见解,拚着财产、性命,‘为将来,为大局’争!争!像这种呆子打着灯笼在今日中国找,真是‘凤毛麟角’,实在不多。结果,二人失败。那位老董事长便决不恋栈,立即辞职,光明磊落,来去昭然,这比那群蝇营狗苟,‘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东西们,哪一个值得我们赞仰是不问可知的。”也许从今天看来,他的看法有可讨论之处,但是,他的矛头,那尖锐的矛头,是针对着现实的。

  《争强·序》是曹禺大学期间难得的一篇论评,由此多少可看到他的锋芒,他的思索,他的见地。

  《争强》公演之后,他得以结识了黄佐临。佐临刚从英国回来,那时,他对戏剧已怀有浓郁的兴趣。他去观赏《争强》演出,并随即为《大公极》写了一篇观后感。曹禺看到这篇观后感后,似乎找到了一个知音,便通过《大公极》找到黄佐临,亲自登门造访求教。由此,他和佐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佐临有这样的回顾:

  我们是在1929年11月在天津见面的。他正在演《争强》,扮演董事长。他的表演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眼睛发亮,声音很洪亮,在场上是很活跃的。我看后给《大公报》写了观后感。那时,我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来,我不是学戏的,但对戏剧很感兴趣。家宝看到观后感,就来找我,并把我引见给张彭春先生。那时在天津有七八个人对文艺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他到我家里,看到我有许多书,便借去看,主要是戏剧的书。当时,我在南开大学还兼点课,我讲的是肖伯纳和狄更斯。家宝对肖伯纳不感兴趣,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对易卜生我们都感兴趣,还有高尔斯华绥也有共同语言。后来,他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我对奥尼尔不感兴趣。①由于改编《争强》引起他对改译外国剧本的兴趣。1929年底,他把《冬夜》(NeithBoyc著)和《太太》(LeeDickson和LeslieM.Hicksoy合著)翻译出来,分别刊登在1929年12月出版的《南开周刊》第77期和第74期上。

  《冬夜》是一部悲剧。曹禺把剧中的人物姓名、布景、台词都中国化了。故事并不复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哥哥顾阿光,弟媳阿慈为弟弟阿贤送葬回来,外边的田野被积雪沉沉地压着,月光清冷寒淡,室内烛光幽微,显得格外寂寞而凄凉。阿贤病了十年,阿光和阿慈也整整守护了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阿慈早已失去少女的活泼,她也从未享受到爱情的幸福,那心灵都窒息了,异常寂寞而孤单。在这沉静的夜里,阿光向弟媳倾吐了十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爱情,但却遭到弟媳的拒绝:“你完全疯了!……这种思想简直可怕!简直可怕极了!”这严酷的拒绝使阿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走出家,用猎枪自杀了,弟媳也因之惊呆了。

  这虽然是个独幕剧,但悲剧的氛围十分浓郁,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沉重的窒息感,但又有一种说不尽的人生的悲凉和令人沉思的诗意。

  《太太》是一出喜剧。戴士敏是个纨袴子弟,嗜赌成性,太太戴依艺为防犯丈夫便把钱放在保险柜里。戴士敏要从保险柜里偷太太藏的钱,竟然在抓住一个小偷后,要小偷把保险柜打开。但他发现这些钱却是假钞票后,又甜言蜜语找太太骗钱。结果丈夫耍弄了太太。通过这可笑的行径,对富家子弟及其家庭进行了讽刺。

  在这两部改译剧本中,可看出曹禺对悲剧和喜剧有着同样的兴趣。他改译的语言,已在按照舞台演出的要求来进行加工了。这两个剧本,京津一带的学校曾多次演出过。1929年12月,张彭春再次去美国,主要是为南开大学征集资金。临行前,他还为南开新剧团…布置了工作。他对曹禺的期待甚殷,特意把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赠送给他。曹禺曾说:“客冬,导师张仲述先生因事出国,我们相约在张先生走后暂不排戏。恰巧今年南开礼堂预备拆旧重修,约在10月下旬可以完工,大家要安心等候导师归来,准备来年新生命的开始。在这冬蛰期内,我们已着手几件工作,第一是搜集20年来话剧运动的史料,其次是筹划下次试验的剧目,末了,印出去年公演《争强》的舞台脚本。”①曹禺把这部《易卜生全集》视若珍宝。虽然,他已经演出过易卜生的戏,但还没有读过他的全部剧作。当时,他的英文还不能使他熟练地阅读和赏析原作。他是翻着字典,凭着毅力,把它啃下来的。这次潜心地攻读,犹如一切伟大作家阅读先辈的杰作一样,是一次灵魂和情感的交流,是一回对戏剧堂奥的深入。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①“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时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②他曾经这样说: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把易卜生英文版的大多数作品都读了。他那种宁肯孤立,要对大多数宣战的思想,对我影响不小。《国民公敌》中的医生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强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他的个性主义,他赞成孤立,宁愿在保守派的大多数面前孤立,我就受这种思想影响。从我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从他们又到易卜生,还有林肯的影响,好像又走了回来。看来,人的思想也不是笔直前进的。

  易卜生的戏剧技巧,的确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③作为“近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大概他生前也未曾料到,他的影响会从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挪威海,越过欧洲大陆而进入东方,进入古老的中国。易卜生对后来剧作家的影响,举其要者,在德国有霍普特曼,在英国有肖伯纳,在瑞典有斯特林堡,在美国有奥尼尔,在中国就是曹禺了。

  天才总是互相吸引的。曹禺对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是倾心敬慕的。易卜生十分刻苦而勤奋,他从小好读书,他把莎士比亚的剧作都读透了。曹禺特别喜欢《凯替来恩》中所写的:

  我立下志愿,立下志愿,灵魂深处在叫喊。

  催促我前进,

  我将听从它的召唤。

  还有易卜生艰苦的舞台学艺的生涯,使之获得丰富的舞台感受。易卜生当过导演,当过剧场经理等等,这些,使他看到一个伟大剧作家成长的途径。

  曹禺啃易卜生的剧作,并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去读的。他喜欢易卜生,也可以说他迷上了易卜生,全然在于易卜生剧作的艺术魅力,使他对易卜生剧作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倾倒。英国戏剧理论家,也是《易卜生全集》的英译者威廉·阿契尔的话,能够概括曹禺的感受。他说:“不是由于易卜生是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人,而是由于易卜生是个纯真的诗人,是不同类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是各种精神状态的探索者,是奇怪命运的织造者。”①易卜生早期写过诗,曹禺也追求过诗,可能他们都有“纯真的诗人”的特质;而易卜生对人物“精神状态的探索”,也是最吸引曹禺的。曹禺较之他的先行者有些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所谓“易卜生主义”上,也没有表层地停留在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群鬼》、《社会支柱》、《野鸭》这些中期的社会问题剧,还是晚期的《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易卜生不仅仅是把社会弊端展览出来,把问题提出来,而是透过生动而复杂的性格启迪你的思维,激荡你的情怀,从而引起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曹禺还不能全部领略其全部内涵,但却启迪他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每一个引路人,都不会叫人去模仿他;而真的跟随导师前进的学徒,也不会生硬照搬,它是心灵的启示,是情感的点燃。易卜生谈到他写《布朗德》诗剧的动因时说:“布朗德是最佳时刻的我自己。我试图表达我在内省我自己怀有最伟大最美丽理想的那一瞬间。因此我试图表达那种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较高的时刻。”①而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正是“表达那种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较高的时刻。”

  当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产生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问题剧,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对易卜生的艺术精华有所消化,他们未免是太注意问题了。而曹禺以他的艺术敏感,却从易卜生剧作中感到“话剧艺术原来有这么许多表现方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②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戏剧艺术却很难为那种狭隘的现实主义所限定,可以说,易卜生之后现代派戏剧的诸流派,都曾从易卜生那里汲取营养。而曹禺也并不是按照学术定义去理解易卜生的。

  只是易卜生的谨严的戏剧结构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它那精美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虽不能说是天衣无缝,但却是杰出的。易卜生的简洁也是无可挑剔的,它没有任何多余的笔墨,没有任何与戏剧冲突无关的东西。人物不多,主次分明,紧凑简练。看他的戏犹入进入一座大厦,一梁一柱,一窗一牖,都煞费苦心,令人赞叹不已。易卜生的戏剧表现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别开生面的,明喻,暗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剧作妙趣横生,摇曳多姿。易卜生写过诗剧、史剧,写过现实主义剧,也写过象征主义的剧。曹禺没有学其皮毛,也不是学其一种方法,他把易卜生的几副笔墨都能谙熟于心。他说他是学易卜生,这不假。但他是心领神会,烂熟于心,而后才能妙手天成,为我所用。

  他的戏剧的视野也扩展开来,开始注视着世界剧坛的发展情势。美国出版的《剧场艺术月刊》是每期必读的,只要它一到了阅览室,曹禺便首先光顾。那时,他就佩服这个刊物的女主编罗莎曼,她不但把美国剧坛现状介绍给读者,也把欧洲戏剧的发展和东方的戏剧状况及时报道出来。曹禺就是从这个刊物上最先得知奥尼尔的。

  当时的《剧场艺术月刊》,正在报道奥尼尔的新作《马可百万》在纽约同人剧团剧院上演的消息,导演为罗本·曼莫里恩。这个戏是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了忽必烈,学习了造纸术。曹禺觉得这个戏写得很别致,由此,开始寻找奥尼尔的剧本来读,当然是英文原著。他读《东航卡迪夫》、《天边外》、《榆树下的欲》、《安娜·克利斯蒂》等,他觉得奥尼尔的戏有很强的戏剧性,又觉得奥尼尔的戏很像易卜生,具有一种能抓住当代人心灵的戏剧魅力,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他隐隐地感到,奥尼尔的剧作同他贴得更近些。如果说,易卜生所描绘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生活,而奥尼尔所反映的则是第一次大战后资本社会进入它高度垄断阶段的生活,他所展开的生活,似乎曹禺似曾相识;特别是奥尼尔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那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展开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灵魂搏斗,是扭曲,是变态,是各种各样的变态心理,还有种种不可捉摸的却是诱人的灵魂呼唤。这些,都使曹禺为之倾倒了。

  曹禺说:“美国的奥尼尔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剧作家。”可以说,在曹禺的大学时代,当时的剧坛上,除了洪深因和奥尼尔有先后同学的关系(都是贝克教授的门生),他曾经写出深受奥尼尔《琼斯皇》影响的《赵闯王》之外,几乎还没有一个人像曹禺在那里迷恋着这位美国剧作家的创作。《天边外》是曹禺很喜欢的一个剧本,剧中三个主人公安朱、罗伯特和露斯的遭遇,仿佛是由天意命定的,尽管他们对未来都有着希望和憧憬,但都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都无法逃脱那命运的网,与命运斗争是徒劳的。奥尼尔流露出来的对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都能引起曹禺的共鸣。但是,奥尼尔的作品又是异常深刻的,对现实反映得深刻,思考得也深刻。同时,他又像是一位诗人,总是充满动人的幻想和希望,那么热爱生活,这对曹禺有着它的魅力。曹禺也喜欢《安娜·克里斯蒂》,奥尼尔写了水手的生活,那是悲惨而严酷的现实。老水手成年累月飘泊在海洋上,妻子死去了,便把女儿安娜寄托在亲戚家里。亲戚没有照顾好她,使她流落异乡沦为妓女。当安娜又回到父亲身边,结识了父亲船上一位年轻的水手,她爱着他,他也爱着她。当他得知安娜曾经当过妓女时,内心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他又和安娜真诚相爱了。但是他和老水手又得启程远航,到茫茫的大海中去飘泊。海上是沉沉的雾,何时才能再回来?不可知。就像雾那样迷茫,就像大海那样变幻莫测。奥尼尔把生活写得那么残酷,安娜受尽了屈辱,但她的心灵却是美好的。年青的水手也有着火热的心肠,赤诚的品格。曹禺是很赞成这样看待人生的,他心里如同奥尼尔一样,也有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愫。奥尼尔曾说:“我是一个更真诚的热爱生活的人,我爱赤裸裸的生活。在我看来,甚至在丑陋的生活中也有美。”①正是在这里,他又和奥尼尔有着感同身受的共通之处,在他后来的《雷雨》、《日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奥尼尔的影响,自然还有《北京人》、《原野》。曹禺说:“我佩服这个剧作家有几点:一是他不断探索和创造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各种心情的戏剧技巧;二是他的早期作品,理解下层水手,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②虽然,曹禺还没有开始他的戏剧创作;但是,他已经在细心体会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戏剧艺术。他从他们的剧作中吸取着营养,在观察,在研究,在酝酿,在思索,在消化。伟大的剧作在撞击着他的灵魂,拓开他的生活视野,调整他的艺术视角,激起他的创作冲动,孕育着他的人物……这一些,都不断地融入他艺术的胎动之中。






曹禺传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二马路上,穿起长袍马褂的男孩和扎起红头绳的女孩子在嬉戏着,爆竹声间或响起来,空中飘来阵阵香味。万家公馆也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二楼通向平台的小餐厅的门关起来,挂起帷幕,临时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蜡台、香炉都擦拭得银光闪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是无须操心的,他从来不问家里的事,治办年货,清扫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继母指使着仆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间里,去读他的书。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层含意,轮到家宝来服侍他了。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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