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盲犬之梦 作者:刘红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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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和手术
　　到基地半个月后，我的腿也拐了，大便也出血。弄得小宋愁眉不展。一个打扫卫生的见了血便，问小宋：“你的Lucky　是不是得痔疮了？”
　　小宋纳闷：“不应该呀？痔疮是人类的疾病，屁股朝上翘的动物是不得痔疮的呀！”
　　小宋想是不是吃了剩饭造成的？闹肚子，拉稀，便血。她带我在校园里溜达，我忍不住，在路上拉了两次。
　　小宋又是喂药又是梳毛，可我的精神状态不行，想和她好好玩，却又浑身乏力。趴着，翘着屁股，把脑袋放在两条前肢的中间，我就愿意这样逍遥地呆着。小宋出神地注视着我，很着急，很心疼，也很无奈。
　　药吃着，她在关心着，我在忍耐着。四天之后，病便好了些。
　　愚人节之后的一天，我被小宋诱骗到手术台上，麻醉了我，切除了我的两颗睾丸。我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小宋，理都没理她。她想抚摩我，我也躲开了。愚人节已经过去了，还愚弄我！
　　很悲伤地在笼子里呆了几个小时，独自凝望自己的伤口，无限苍凉。我从小宋的眼神中看出了愧意，她和兽医在抱怨：“你知道Lucky　会记仇的，为什么‘去势’手术要让我来？”
　　我记仇？我和谁记仇了？我凭什么记仇？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用爱点燃善意”，我哪里有仇？不就是一个“去势”手术吗？哪个导盲犬能逃过这一关？所以，几个小时后我就想明白了，还是继续和小宋配合吧。
　　小宋居然给了我两根香肠，以此来求得我的原谅。
　　■伊恩又来了
　　身体一边恢复，训练一边进行。虽然我几乎天天上星海公园，但是，不是玩，是工作。我戴着鞍子，必须无条件服从。
　　夏天了，公园的地上有一群群蚂蚁在跑，实在太好玩了，我用爪子去抓，用舌头去舔。看见远处还有蚂蚁，我禁不住起身去追……
　　小宋制止了我，她一边说“No”，一边拽尽了我的鞍子。导盲犬，不能有自己的欢乐，我连和小蚂蚁玩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训练完毕，解除了身上的鞍子，小宋让我自由活动。既然自由了，我对小蚂蚁就不再有兴趣，而远处有的是麻雀，我追着它们玩才有意思呢！
　　我跑不过小宋，因为她瘦而灵巧。小宋为了使我变得灵巧，实行了减肥计划，我们天天跑很长的路。
　　累了，小宋搂着我，坐在阳光下，我会朦胧地进入梦乡……
　　整个六月份，都是小宋或者她的志愿者戴着眼罩让我领着出门。这个时候，我要躲避障碍，右侧行走，看红绿灯，非常谨慎，只要有一点毛病，就会被批评。
　　到六月末的时候，伊恩又来了。
　　这次，他在基地呆一个月，要系统地把他掌握的导盲犬知识传授给基地的训导员。小宋大量的时间去听课了，但是我们的训练没有中断。一天，伊恩还和基地的十一条导盲犬后备军徒步走了两小时。大家一起游泳，在海边散步，一边向年轻的训导员传授经验。
　　如何提高一只狗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伊恩讲了很多。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但是他说，训导员不能与狗太亲密，那样的话，它进入工作状态后，在盲人身边被陌生人牵走的几率更大。
　　工作？是的，我的目的是工作。可是我将有个怎样的工作呢？
　　■平亚丽，中国残奥会首金获得者
　　到年底的时候，基地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名人和我一起训练，她就是我的新主人——残奥冠军平亚丽。1984年6　月24日上午11点10分，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男子手枪慢射金牌之前的一个月，盲人平亚丽为中国赢得了残奥会跳远项目金牌。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真正的“零”的突破。
　　平亚丽1961年出生在北京，夺得奥运金牌的时候，她23岁。奥运征程归来，国家依照1950年的奖励标准，奖给她三百块钱。平亚丽很为此骄傲。
　　1988年退役，回到原工厂开冲床。1997年，下岗。“下岗后，单位给下岗的盲人每人发了一口不锈钢的大饭碗，当时手里捧着那只饭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平亚丽这样说。
　　“十多年前，我的生活处于最低谷，每月只有175　元，我独自一人养活自己和儿子。那段时间，我在很多地方作报告，讲我在运动场上勇夺冠军的故事，鼓舞大家努力奋斗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报告前后做了100　多场。而当时我的真实生活却一团糟。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下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面对一天天长大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能给他一个怎样的将来。每到夜晚，儿子熟睡，我独自听着窗外的树叶声响，我确实想到过自杀。
　　“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更更难，做一无所有的名女人不知道有多难，做一无所有的名女人，而且还是残疾人，难，就没法说了。”
　　1999年，决心重振旗鼓的平亚丽，创办了北京市平亚丽盲人保健按摩院，还安置十几位残疾人就业。她的日子有了转机。2007年，当她知道中国导盲犬基地都是由王靖宇教授个人积蓄支撑的时候，慷慨地拿出五千元赞助基地。
　　这样一个辉煌过、痛苦过、奋斗过、平和过的女人，她希望有一个导盲犬陪伴她出行。
　　于是，我走进了平亚丽的世界。
　　■在北京，奥运冠军为我正名
　　我的新家在北京石景山永乐西小区。平亚丽的按摩店自从有了我，就成了儿童的乐园。小区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结伴而来：“咱们找平阿姨家的Lucky　玩去！”
　　平亚丽是我的主人，我听懂她的指令，可以变成她的眼睛。帮助这个倔强的盲女人走向新的成功。但是，那天她领我到了养犬办，遭遇的却是尴尬。
　　养犬办的同志说：“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免费给你的狗上户口，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健全的导盲犬法规，公安部门只有一条法规明确规定导盲犬可以免费上户口，但是我国还缺少一个认证导盲犬的机构呀？你说它是导盲犬，我怎么信？”
　　养犬办的同志建议平亚丽：“带Lucky　出门时，最好身边带一名健全人。”这个建议让平亚丽哭笑不得。她略有委屈又哈哈笑着说：“感谢你们的善意。可是，我身边有了导盲者，还要导盲犬做什么？”
　　“自从我牵了Lucky　以后；　发现有了导盲犬反倒哪儿都不能去了。”这成了平亚丽的名言和最大的苦楚。在最文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都这样，导盲犬在全国推广的困境就更多了。
　　平亚丽发出疑问：“2008年残奥会时，外国的盲人运动员将携导盲犬来京参赛，届时，我们怎么应对？”
　　相关部门答复我说：“现中残联、残奥组委、公安局正在协商，届时将会颁布一个临时法规，准许外国的盲人运动员携导盲犬参赛及出入公共场所。”
　　平亚丽听了这个答复，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她和我说：“既然外国的导盲犬可以自由出入我国的公共场所，那么中国的盲人什么时候才能携导盲犬在我国的国土上自由合法的出行呢？我的Lucky　什么时候才是一条合法的导盲犬？”
　　2008年4　月23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其中第一次将导盲犬提了出来。内容是：“第七章第五十八条　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导盲犬”终于出现在了国家法律里，但这句话是“导盲犬”的福音吗？中国“导盲犬”的路还有多长？
　　作为一条幸运的“导盲犬”，我从大连来到了北京，我在奥运首金获得者平亚丽身边，我和和她一样无奈，但我愿意陪伴她一起期待。
　　　　　　　　　　尾声　　我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生了我。我是一个盲人的第一个孩子。
　　我长到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七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七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七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来。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伤悲的是，今年年初，不足六十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我家最疼弟弟的上两代人，都没有等到弟弟看见光明的一天。
　　可我还在等，还能等……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我有我的欢乐，我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更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一起床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乐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是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与大字报一起诉诸我的视觉之外，还可诉诸我的听觉。因为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汪，汪汪——”。但是那时候，人的叫声比狗大，所以“四眼”更有修养，像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于是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洒点尿。大人告诉了，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还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一叫，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那几年，单位里的职工分成了两派斗，但是“四眼”并不歧视被斗争对象。“大肚文生”是邢台来的员工，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大字报上有他的漫画像，他的身边是单位的“四眼”。我想，只有“四眼”做了“大肚文生”的同党而不至于被批斗。“四眼”是不是会令那些受迫害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光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很柔和而悲凉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你会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的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的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实在是一件很忙的事情，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了肉屑给它，但是它温顺的性格，漂亮的皮毛，实在不知道在我抚摩下给我带来过多少快乐。
　　突然，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却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的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就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视的父亲怎么就一定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了大学我在别一个城市，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们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兴起的一个“打狗热潮”，我的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很”。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战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风头过去，可能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个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后，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唯一的没有结婚的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整个学校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同事们纷纷到院子里，结果是两条狗“连”在了一起。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着奶奶，埋葬着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嚎啕的声音，穿透整座的太行，乡民们唏嘘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
　　带着这个牵挂，在埋葬完母亲不久，我回到北京。这个时候我接了写作一本书的任务，是关于导盲犬的。交给我任务的是我在《华夏时报》的老领导、现在盲文出版社的社长张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好，但是我愿意去了解，也借此驱散沉重的太行山压在了心头的阴霾，毕竟母亲的去世使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伤悲。
　　我见到了王靖宇、王荔、李扬，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我采访了一群“小猪”和与日日他们同在的一群狗狗，我突然醒悟了过来：其实，我就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2000年，我写过一篇《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的长文章，讲述我在太行山的悲情往事。因为在我童年、少年时代，都是我拉着母亲上街，采购家里需要的东西，与亲戚走动也是我拉着母亲去。
　　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导盲犬”的概念，只有“盲杖”的概念。可是母亲是一生走没有用过一次盲杖的。因为有我，也因为她对自己周边的环境有充分的判断。
　　“盲杖”是在盲人手里的，盲人去不了的地方，盲杖一定也去不了。可是“导盲犬”不一样，它比“盲杖”多了主动性。可以替盲人做出判断。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的智商应该和“导盲犬”不差多少。
　　王靖宇很忠诚，具备做“导盲犬”的品质。但是我们熟悉了，我说，我比王靖宇更合适做“导盲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挑食，不吃自己没有吃过的东西，而王靖宇有尝试新鲜的嗜好，来者不拒。
　　其实，我就是一条合格的“导盲犬”，在我漫长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做了一条“导盲犬”能够做的一切。
　　刚开始采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