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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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清漪带着这个秘密文件赶回学校，找到几位同学用纸连夜抄写下来，直到天明才把原件送回去。随后就把抄件送到和平门里新华印刷厂印了5000份，寄给全国各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和一些大商店，并在抄件的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首先我要向借给我‘田中奏章’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者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血还在流，就应该把这个小册子一句句读完。你就应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这时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1936年11月，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纪清漪也参加到营救“七君子”的工作中。她受杨秀峰同志的指示，亲自起草了营救“七君子”的通电稿。随后，纪清漪又发动“新东北促进会”等组织向蒋介石发出了要求释放“七君子”的通电。
由于纪清漪同国民党唱对台戏，国民党将她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之中。可她作为一个女性，一点也不害怕。一次，她在中国大学校园的操场上讲演，发动群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立即释放七君子”。这时国民党的特务已经盯住了她，可她仍然在那里情绪昂扬地讲话，当她快讲完时，警察已经开始抓人，几个不认识的进步学生将她拖拉上一辆人力车，匆匆离开了会场。
1946年，纪清漪当选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解放后，一直在政法部门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参与了《法学词典》编委会的工作。中国法学会成立后，纪清漪当选为第一届理事，并担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四部分6世孙女柳溪：当代著名作家（1）
柳溪原名纪清，其先祖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解放前，她当过演员、中学教师、编辑。1949年10月任河北省文联编辑部编辑、副部长等职。1952年任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任天津作协党组负责人、作协副主席、《天津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委员等。
苦难的童年
1924年5月25日，柳溪出生在河北献县一个书香门第。她是一个极其不幸的孩子，当她来到人世时，她那结婚只有一年多的母亲就因胎衣不下而撒手人寰。襁褓中的小柳溪不但没有享受到生活在慈母怀中的幸福，反而被视作灾星，侮辱、虐待、饥饿和寒冷成了幼年柳溪的家常便饭。
三岁时，柳溪有了一个“漂亮的后母”，不久有了妹妹。从此，小柳溪则成了家中的小佣人。当父亲和妈妈在饭桌上亲昵地逗着小妹妹，为小妹妹喂饭、或者教她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溪好像是一个乞丐，只能躲在屋角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后母一共生了6个女儿，这6个女儿，几乎都是柳溪抱大的。当她8岁时，除了看管自家的妹妹外，还要为一个姓董的富户人家当丫环，侍候董家老爷、太太和她家的小少爷。在董家，小柳溪，还要经常趴在地上让小少爷骑，在她身上还留下了小少爷用柳条抽打的道道伤痕。
当她的几个妹妹都上了学时，早就想上学读书的柳溪，没能享受到这应有的权利，只能充当她们的“光荣护从”，就这样不分寒冬和酷暑，小柳溪日复一日地带着妹妹们上学放学。
此时的柳溪是多么渴望像妹妹们一样也能上学读书啊！这时，少年时代在黑暗中跋涉了近10年的柳溪，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希望的亮光，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自己也能有机会上学读书。
一天，北风呼呼地吹着，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小柳溪又要去学校接她的几个读书的妹妹们。来到学校时，妹妹们还没有下课，她只好在教室外的走道里等着。雪仍然下着，衣衫单薄的小柳溪浑身冻得发抖。这时，一位戴着黑色镜框眼镜的个子瘦高的姓张的教师走了过来，低下身子看着她问道：“小朋友，为什么不上学呀！”
“后娘不让我上学呗！”柳溪似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好心的张老师知道了柳溪每天都要来接妹妹时，就吩咐她每天早一点来学校，并安排她在教室里和妹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听课。她没有书，就和妹妹共用一本书，没有本子做作业，妹妹便高兴地将自己的作业本拿出来给柳溪做，自己则出去和小朋友们玩耍。从此，柳溪十分珍惜这样的读书机会，加上她天资聪颖、学习又很刻苦，只用了三年的时间，连跳了三级，就学完了小学的功课，顺利地考入河北保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初中部。
第一次享受成功的快乐
那时柳溪的全家都迁入河北保定，柳溪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她已经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柳溪特别喜欢现代女作家庐隐的作品，她觉得庐隐的作品情节哀婉，篇篇打动着她的心，有的作品她总要读上好几遍。庐隐的代表作《海滨故人》，少年时代的小柳溪几乎能全文背诵下来。
在庐隐作品的影响下，这时的柳溪就萌发创作小说的念头。1937年，15岁的柳溪开始模仿着庐隐创作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篇作品《失意者》，文章写好后，柳溪试着寄到了当时的《河北日报》。作品是写一个少女，受到一个男人的欺骗后，经受了各种折磨，最后痛苦死在雪地里的故事。稿件寄出两天以后，《失意者》出乎意料之外地在《河北日报》文艺版上公开发表了。
这是柳溪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享受到成功的快乐。柳溪自己后来回忆说：“接到当天的报纸，我乐得满屋跑。”她的成功，获取了父亲用两毛钱从一个卖破烂的箩筐里买的一本鲁迅先生的杂文《二心集》的奖赏。也是这一本书，使柳溪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兴趣。自此，柳溪放下了庐隐的作品，像一只小蜜蜂一样一头扎进鲁迅作品的花丛之中，拼命地汲取鲁迅作品中的文学艺术的精华，不断地提高和丰富自己。
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1939年，16岁的柳溪独自一人带着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路费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她对考北师大，成绩倒不担心，最担心的是她的身体。因为身体不合格就拿不到体检合格证，体检不合格就不能参加考试。经检查，她的体重明显不合格。为此，向来坚强、泼辣的柳溪站在老师和医生面前情不自禁地像小孩子一样哇哇哭了起来。
老师和医生看着这个身体瘦弱的孩子，都抱以同情的目光，私下商量了一下，决定发给她体检合格证。一听这消息，柳溪用袖子立即擦干了泪水，向老师和医生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口里接连不断地说“谢谢老师”、“谢谢医生”。正是这些好心的老师和医生为柳溪步入北师大开了方便之门。
柳溪的大学时代，正处于日伪统治时期。在这里，她没有像其他许多女同学那样，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整天沉浸在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之中，也没有一边吃着时尚的点心，挽着心上人的胳膊，在北平的大戏院、大商场进进出出。她几乎每天都穿着那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一头钻进图书馆，躲进书的王国里，在广阔无边的知识海洋里去寻觅、探索。她虽然有许多的痛苦和不幸，但只要一打开书本，闻到那翰墨的清香之时，无论什么痛苦和不幸则全都烟消云散了，有的只有轻松和愉快。
那时的北师大，大学生受各种宣传的影响，有的主张为了抗日救国就应该奔向雾都重庆；也有的同学认为国民政府已丧失了抗战能力，要救国，就应奔向共产党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延安。在这里，柳溪认定了后者。大学时代的柳溪崇敬八路军的英雄事迹，向往延安艰苦的战斗生活。
1943年，柳溪终于冲出了黑暗，大胆地走向光明，来到了当时的冀中解放区，在《冀中导报》当编辑。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也在《冀中导报》社工作的作家孙犁，当时孙犁正负责编辑《平原》和《平原副刊》。
对柳溪初到《冀中导报》的情况，作家孙犁后来回忆说：“听说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不久，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大学生分配到我这里来。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这就是孙犁当初对柳溪的印象。
曲折、浪漫的婚恋
1946年10月，23岁的柳溪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冀中区委宣传部当干事的谢湘。
这时，谢湘已有33岁，比柳溪大10岁。早些年谢湘在上海参加了革命工作，与一个上海姑娘结婚。后来谢湘带着妻子，以演戏作伪装，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谢湘的妻子因吃不惯延安的小米干饭和7分钱标准的菜，离开了谢湘，独自一人回到上海，做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妾。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四部分6世孙女柳溪：当代著名作家（2）
当谢湘正处于失去妻子的痛苦之中的时候，柳溪闯进了他的生活之中。谢湘第一次见到柳溪时，立即被她身上那浓郁的文人气息所打动，当谢湘得知柳溪就是大名鼎鼎的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的6世孙女时，更是高兴万分。
柳溪与谢湘仅仅相识两个月后就结婚了。婚后，谢湘总是把柳溪当作小妹妹看待，各方面对柳溪的照顾十分周到。1947年底柳溪的大女儿出世了。1950年柳溪的儿子出世了，这个小家伙出世时有10磅重，夫妻二人高兴之余就给孩子取名“十磅”。
1952年，柳溪进入中央电影创作所，从事编剧工作。1955年当柳溪在创作上正处于她的旺盛时期之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人生的灾难再度降临到她的头上。由于同情《文艺报》的主编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其妙地受到审查，一向正直敢说的柳溪，因打抱不平而受到批判、审查 ，并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成员。
面对这种政治上的打击，胆小怕事的谢湘生怕柳溪的事连累到自己。为了表明他的阶级立场鲜明，决定向柳溪提出暂时离婚的要求。
一天傍晚，谢湘与柳溪一起走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彼此都没有说话，沉默了好一阵，谢湘终于开口了：“小柳，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我应该向组织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想我们还是先离婚，等这一阵子风过了，我们再复婚，好吗？”
谢湘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几乎将柳溪的头都炸开了。性格坚强，办事一向果断的柳溪，经过片刻沉思后，二话没说就立即答应了丈夫的要求。几个月后，有人告诉她，谢湘在长春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对谢湘抱有一线希望的柳溪开始并不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她亲自写信到长春问及此事，并得到证实后，柳溪在精神上几乎要崩溃。
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柳溪紧接着又被错划成右派。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使她患了神经官能症，长期卧床不起。一盏生命之灯快要熄灭之时，还是康明瑶带着他的几个学生来到柳溪的身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照顾病床上的她，使她终于从病床上重新站起来，走出死亡。
1975年，怀着一种知恩必报心情的柳溪向康明瑶提出给他做个伴侣时，早已有此想法，只不过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康明瑶心里乐滋滋的。从此，柳溪又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宁静幸福的晚年生活。康明瑶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院，在国内曾在东北大学、人民大学、华北大学读过书，1957 年曾被错划成过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妻子被迫害致死。
1986年11月3日，柳溪得知谢湘在长春病故的消息，她没有记恨他，因为她觉得，他过去毕竟真正地爱过她，只是由于他胆小才离去的。于是给长春方面发了唁电，唁电全文如下：“惊悉谢湘同志不幸逝世，不胜悲痛。请转告谢湘同志的家属，务必节哀，是所至祷。”落款是：“谅解谢湘的早年战友”。
据晚年的柳溪透露，当她1943年从北师大来到冀中解放区时，才华横溢的柳溪除了担任《冀中导报》编辑、晋察冀第八中学的教师外，还兼任八分区司令部的秘书。在这里，她与司令员余波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恋爱史。余波是一位爬过雪山草地、征战骁勇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由于过多的工作接触，他们两人暗中相恋了。当他们沉浸在热恋之中的时候，余波将军的妻子石岩发现了此事，立即请组织出面干涉，他们两人才痛苦地分手了。自从这次分手以后，直到余波病逝之前，虽然两人都生活在北京，但柳溪只与余波意外地见过一次面。
1996年，72岁的柳溪还到八宝山公墓去为余波司令员扫过墓，并且为他献上了一束康乃馨。
对柳溪与余波的这段不为人知的暗恋，是柳溪在50年后，在她70岁高龄之时，将这段动人的故事写成近5万字的作品《我的暗恋》公诸于世。
在屈辱中坚持创作
1958年到1978年的20余年中，柳溪一直生活在缧绁之中。她住过农村那低矮而又阴暗潮湿的茅草房，在机关里当过看门人，在工厂当过挡车工、印刷包装工。除此之外，还要应付那不断的批斗、检讨、反省、交待自己的“罪行”。
在她失去人身自由，遭受着种种屈辱和折磨之时，坚强的柳溪仍然坚持在那茅屋昏暗的灯光下，在那闷热的小阁楼里悄悄地从事创作。为了逃脱别人的检查、监视，她先写几页“思想检查”，然后在下面从事小说创作。就这样，在艰难与困苦中挣扎的柳溪，终于写出了200余万字的作品。
《功与罪》是她的长篇代表作，1983年出版，全书150余万字。该书是柳溪被监督“劳动改造”的时候，“一手拿锄，一手拿笔”，偷偷摸摸，断断续续，前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写成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年过半百的柳溪，仍然是笔耕不辍，又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燕子李三传奇》、《我的人生苦旅》及《柳溪中篇小说集》等10余部著作。其中《战争启示录》荣获1995年“五个一”工程大奖，并被载入北京长篇小说精品系列，三次再版。
20世纪末期，年过七旬的柳溪又开始了《我的先祖纪晓岚》一书的写作。不过，对这部书的写作准备工作，对于柳溪来说，可说是用了毕生的精力。几十年来，她为写作这本书积累的资料足有几大箱。据柳溪自己说：“1939年我在保定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萌生了这个愿望，从那时起，我就有意地向父亲询问和调查材料。”
当柳溪正在从事这部书的紧张创作之时，一天早上，柳溪去楼外取牛奶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妇女骑自行车撞倒，车轮从她的脚上碾过，造成粉碎性骨折。这个妇女把柳溪送到医院后，一直在那里照顾柳溪。
这个女工和丈夫都下岗了，惹了这场祸后，吓得经常在暗地里哭泣。疼痛难忍的柳溪却反过来安慰这个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