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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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和猫》以描绘细腻为特性，显露了作者的特殊风格，在《呐喊》的四篇小品中是难得的。它和《鸭的喜剧》虽为姊妹篇，同时创作，同时发表，也用同一背景，而在作风上显然各有特点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鸭的喜剧》（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呐喊》中的四篇小品，论篇幅以《一件小事》为最短，《鸭的喜剧》次之，《兔和猫》与《头发的故事》较长；论抒情诗味则以《鸭的喜剧》为最浓厚，余三篇都不及而各有其他特点。
全篇的中心内容是“怀爱罗先珂君”，而以《鸭的喜剧》先后陪衬，始终贯串。
篇末注有：“一九二二年十月”。据我的回忆，这民国十一年的岁月，在作者的整个生活中，属于较为安闲恬静的段落。结束了绍兴的老屋，新置了北平八道湾的房产，久未团聚的全家人，已在这宽大素朴的新居中团聚了年余。老太太健康快乐，侄儿女欣欣向荣。公教人员的欠薪虽已开始，还没有十分严重。作者和他的二弟之间的情感的隔阂还没有发生。
投入了这和乐家庭中，使这和乐家庭更为和乐的，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君。他留居日本多年，说得一口与日本人一样的日语；在这和乐家庭中，除了老太太与大太太二人以外，其余不论大小男女，他和他们都谈得来，都有很深的友谊。
太太们到布店去买衣料，爱罗先珂君也贡献意见，说这一段好看，那一段不好看；小孩们到万牲园去看老虎，爱罗先珂君也同去，整半天的站在栅栏外面，忽而喜笑，忽而惊恐，欣赏的程度与情感的激动，和小孩子们完全一致。他是一位未婚的男性，声调的清越，约在女低音与男高音之间，听去像是出于一位成年女子和未成年男子之口。而常识之丰富，态度之和蔼，使他简直成了这和乐家庭中的一员。
作者说：“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仲密君是作者的二弟，《说文解字》云：“周，密也”，周与密是同义字。“仲密”等于“二周”，自然便是“大周”的弟弟。所谓“仲密君的家里”，可以有两种说法：鲁迅先生平素舍名务实，一切都愿意由他的二弟出面，例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原是他自己的著作，就用他二弟的名义印行。再如一次新年我去，看见鲁迅先生正在用一颗木质名戳，印在空白的红色贺年片上，“恭贺新禧”等字样都是现成的，盖上去的却赫然是他二弟的名字，我问“今年要散贺年片了吗？”他答“平常都不散，今年来的太多了，不回似乎不恭敬，打算凡有来的就用他的名义回一张，不来的依旧不散。”这已经是把二弟当作家庭对外的代表了。我猜想警察局的户口册上，也报二弟为“户主”的。那么所谓“仲密君的家里”指的就是这个大家庭了。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先生平素自觉只是孑然一身，行李简单，随时可以出走，并没有一个一般意义所谓的家，自然更没有一个可以招待国际宾客的家了。因此他说“仲密君的家里”是自自然然的，谁也看得出来是别一个人的家，与作者的家无关。
这两种说法是互相映带也互相补足的。作者说：“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这显示着作者的住处与爱罗先珂君的住处，中间颇有相当距离似的。然而下文的描写，如科斗如何生脚，小鸡如何吃去了铺地锦，乡下人如何带了小鸭来，小鸭如何跳入水池吃去了科斗，及小鸭如何变成大鸭等等。总之是《鸭的喜剧》的全部发展，又像作者亲身经历。作者的住处与爱罗先珂君的住处简直没有多少距离似的。所谓“仲密君的家里”的两种说法如果明白了以后，这其间可能发生的矛盾自然丝毫没有了。
“我偶尔得了闲暇，去访爱罗先珂君”，作者这样的口气，由我来借用，倒是很合事实的。我曾去访过几回，都由作者陪我进入爱罗先珂的室内；有一次也是夜里，纸窗上已经没有灯光了，经作者询问，才知道爱罗先珂君还在熄了灯读杂志。我们便进去了，看见所谓读杂志者，是爱罗先珂君在被窝里头，把杂志摊在被盖上面，用两手摸着读的。盲人读的杂志，文字上凸，是从纸背刺印而成的。现在似乎中国也有了，我那时却是第一次见，于是我先把杂志参观了。
“这几天有什么新闻吗？”照例是爱罗先珂君先问我。我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北平发生的新闻，并没有凸文的报纸杂志对他报道，非用口头询问便无法知道。我是新闻记者，他以为问我是最稳妥的。可惜我不能和他直接谈话，我不懂俄语，不懂日语，不懂世界语，而且有鲁迅先生在旁，也不需要用我那三不像的英语说长道短，所以照例由我把国际近事和地方新闻择要用绍兴话进述一遍，然后鲁迅先生用日语讲给他听。他问这问那，鲁迅先生大都答复了，间或问我一下以后答复；我问这问那，大抵直接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间或问一下爱罗先珂君以后再答复我。
我和爱罗先珂君虽未直接谈话，但相知得很熟，他也照鲁迅先生们的口气叫我“孙樣”，我也同样叫他“爱罗先珂樣”。他最怕寂寞，对作者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浙江省上似的寂寞呀！”所以略见文艺活动，他便欣喜异常。那时有个“俄国歌剧团”到了北平，已租定了“第一舞台”演唱，但是生意极差。蒲伯英先生们去看了，觉得艺术很高，即使内容不免陈旧，那是各国歌剧都如此，不能独怨俄国歌剧团。
据说这是沙皇时代三大歌剧团之一，革命政府只留下了一个，其余两团，一团向西流亡，到欧洲卖艺去了，一团向东流亡，经哈尔滨长春，沿途卖艺，来到北平。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鸭的喜剧》（2）
我把这消息报告了鲁迅先生，他便邀了爱罗先珂君去看，我们数次在剧场中相遇。鲁迅先生看了第一次以后，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为俄国歌剧团》，是诗，也是散文；是剧评，也是论文，现已收入全集中。爱罗先珂君看了几次，便和演员们很熟识了。现在记得起来的，有男演员叶里诺夫君与女演员切尔斯卡亚女士。叶里诺夫唱低音，庄谐杂出，切尔斯卡亚唱高音，举止天真。唱做到了顶点的时候，爱罗先珂君不但高声叫好，还要指定了当场主角的名字大叫，例如三呼“叶里诺夫！”或者三呼“切尔斯卡亚！”情感的激越到了极点。
蒲伯英先生等研究戏剧艺术的朋友们，则借以观摩他们的布景与化装。他们是赤手空拳来的，既不带什么物件，也不带什么资本，但到开幕一看，布景新奇极了，原来“第一舞台”有许多道具与布片，平时演京戏与文明戏时，谁也不愿意看它一眼的，不料经他们这样一凑，那样一拼，这样一翻，那样一倒，全变成俄国歌剧中的布景了。除了赞叹他们“化朽腐为神奇”的高妙技术以外，我们的布景工作者得到了许多启示。
化装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化装工作者觉得他们的面部化装除了钩勒匀称浓淡得中以外，还有油彩的质料问题，也可能使他们面部的表现极度自然，毫无化装的痕迹。他去访问他们，打听他们用的油是什么质料，答案很是隽妙：“老实告诉你，我们是用猪油熬的，只要多熬几道，猪油味就没有了，然后略加香料，气味自然馥郁。至于那样漂亮的女角，脸上化装的油彩原是猪油，说来决没有人相信，而且也不免侮辱女角，那你只要说是金刚石油好了。”
这些漂亮的女郎，据爱罗先珂君说，最要紧的是律己有把握，不为酒与恋爱所戕害，那么一过三十以后，或做歌唱教师，或为家庭主妇，可以永其天年，否则无有不夭亡者；男演员也差不多。转瞬二十五年了，切尔斯卡亚不知哪里去了，叶里诺夫也不知哪里去了，连爱罗先珂自己，一九二二年鲁迅先生已经如此怀念了，以后一直没有传来什么消息。鲁迅先生所怀念的恐也成了历史。
像《鸭的喜剧》一般的怀人小品，在中国文学上原有它的重要地位。鲁迅先生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中有此一篇独特的作品，意义更为深长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白光》（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呐喊》的第十一篇是《白光》。
鲁迅先生说过好几次，“我的小说中常常要出疯子”。
真的，《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疯子，孔乙己是半疯，《药》的主角被人视为疯子，而《白光》的主角更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白光》的主角陈士成在科举时代考试落弟，受刺激过深，精神失了常态，作者从陈士成落弟写起，集中精力于主角一人的心理进程，直到他自杀为止，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虽有七个小学生作为配角，而所占地位极不重要。
作者用科举时代的落弟为题材，我们现在看来似乎隔膜。科举制度的废止已经四十年了，而《白光》的写作在一九二二年，到现在也已二十四年了；足见在写作当时，不过是十余年前事，题材的取用并不算很古的。
科举时代的“县考”，是把“童生”考取为“县学生员”，用现在的语言说来，似乎县立小学的入学考试。但是县学生员的名额有限，应试的童生很多，录取的机会便难得了。
录取的榜是写成“圆图”的，称为“头图”“二图”等等。原文说，“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十二个圆图应该是一百二十个名字，据我所知道绍兴的山阴会稽两个首县县学生员的名额都没有那么多，也许作者并没有拘执于故乡的那一个县学，而是随便设想一个名额较多的县学的。原文后半有“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这句，绍兴西门外三十五里并没有西高峰，足见这个背景可能是完全设想的了。
因为考生希望名列“头图”，一般人迎合考生的心理，也喜欢用音近“头图”的字眼。例如茶馆里用“鱼头”与“鱼肚”做成醋鱼，名曰“头肚醋鱼”，绍兴杭州一带至今还有这个茶名。
科举制度到清朝末年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连“科举”这个名称也不用了。在唐朝初行科举制度的时候，原有“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四五十个科目。如果照着这条路径发展下去，可能发展到近代的分科教育、分科考试的路子上。可惜政治社会民族等等问题夹在里面，一切条件都不许可，这个制度不久便起了变化，宋用帖刮，明清用八股，分科选举的事实早就停止，所谓学校也没有了教育的实际，于是“科举”也名不副实了。
越是名不副实，则考试的内容与需要的人才相距越远，考中者越觉得幸运，落弟者越觉得倒霉。县学府学也都有教官，府学教官曰教授，州学教官曰学正，县学教官曰教谕，都另有一个训导帮忙他们。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并不施行教育。所谓学宫或学校，里面包括两个部分：大的部分是孔庙，庙貌虽然十分庄严，但完全是宗教性的；小的部分是学署，虽然不是行政的衙门，至多只做得了学官的办公处与住宅。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县学与府学，名为学宫或学校，其实只有一个大礼堂与一个校长室，还谈得了什么施行教育呢？
县学既不施行教育，县学的入学试验也失去了意义，所谓县考，原是县学的入学试验。县学的生员共有三种：廪膳生，增广生，附生。这三种就是所谓秀才。本来秀才是在学的学生，但因县学既不施行教育，所以一般人简直把秀才认为最低级的学位。
廪膳生原是有学米可领的学生，学米近乎现在的奖学金，这少数学生便是县学学生的原有正额。后来童生数目渐增加，各地纷纷请求增加学额，于是增设不给学米的增广生。有的县份地广人稠，文化发达，有了增广生以后，还嫌学额不够，于是再设附生。
这是三种生员的原意义。
自从秀才被视为最低级学位以后，这三种生员也被认为最低级学位中的三个等弟。
不但是一般人，政府的态度也都如此。清朝末年把科举制度废去了，改设县立小学。那时学部的章则中说明：小学毕业名列最优等者得称廪膳生，名列优等者称增广生，名列中等者则称附生。小学毕业，已经不是小学学生了，更与“廪膳”，“增广”等毫不相涉了，那么以廪膳生称小学最优等毕业生，以增广生称小学优等毕业生，以附生称小学中等毕业生，岂不是原义全失，只以秀才为起码的学位，而在秀才的当中，又分出一二三各等吗？
这个所谓原义全失，并不是光绪末年改立新式学校以后的事，在科举未废以前早就如此的了。我上面说过，因为原义全失，所以考中者越觉幸运落弟者越觉倒霉。
作者在《白光》中描写主角陈士成幻想考中以后的种种：“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竿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
这是常态的心理，凡属应考的童生，恐怕百分之八九十的心理都是如此。但《白光》的主角陈士成却是落弟了，落弟只一次还不要紧，他今年却是第十六次落弟了。
落弟在一个科举时代的考生是连说也不愿说，听也不愿听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考生进城赶考，工人替他提着行李跟他同走，考生交待工人说：‘凡属东西落地，你只说及地好了，我不愿听落地两个字！’一把雨伞放在网篮边上，常常要掉下来，工人用一条绳子，紧紧地拴在网篮上，口中喃喃的骂道：‘刚刚把你放好，你又及地了。现在把你紧紧地拴着，看你还敢及地不及地？’真是哭笑不得。”听也不愿听，何况是真的落弟了呢，又何况是第十六次的落弟了呢。
作者描写陈士成的心理，由常态转入变态，是从看榜的时候开始的。
第一步：“他于是重新再在十二张榜的圆图里细细地搜寻，看的人全已散尽了，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这个单站便是变态的开端。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白光》（2）
第二步：“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看不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凉风与太阳是外在的因素，衰老与劳乏是内在的因素，促成他由常态进入变态。
第三步：“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这前程又只是广大起来，阻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