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2-致命的狂欢-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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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本位”论，要求男性在性生活中“以所爱的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忱于她们的供奉”（霭理士语）。虽然人类性生活终当以两性和谐为目标，但“女性本位”论对于自母系氏族消亡以后人类性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的“男性本位”的历史与遗痕来说，则不失为一种矫枉。
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野趣与美感作参照系，就更能反射出西门庆的野蛮与丑陋。前者是灵与肉的统一，通过性的交融，引出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即使对“肉体”的描写也是一种美的观照： “用纯粹的肉感的火，去把虚伪的羞耻心焚毁，把人体的沉浊的杂质溶解，使它成为纯洁！”戴？赫？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饶述一译）第359页，海口： 海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而在西门庆那里，女性肉体再也不是令人引以自豪的万物之灵，而是男性获得性愉快的玩具和女性进行“性交易”的筹码；性交不再是由快感走向美感，由自然走向审美的坦途，而是女性的屈辱与男性的堕落的必由之路。灿烂的生命之火与人性之光被西门庆的野蛮与丑陋扫荡殆尽，剩下的除上述其所实施的性占有、性虐待之外，还有什么后庭花、什么品箫、什么烧香以及饮溺、同性恋等等（与秘书书童），只能作为十六世纪末性文化污秽的纪录。这种以性放纵与性混乱为内容的性文化，既不理解女性，也不尊重女性（小说中的女性也被写得不自我尊重），只能是野蛮的反映，而绝无“性解放”的痕迹可寻。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性战的战果之二： 一批男性的倒下
性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它在人类发展史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这也是个“天问”。实在难以作准确的回答。
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性有时却为历史发展创造了出人意料的插曲。柏拉图曾在《专题论文集》中说：
要是能有别的什么方法，使一个国家或军队都由恋人组成，他们无疑是会成为自己城市最好的统治者。他们将杜绝一切耻辱，为了荣誉你争我赶。当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尽管为数甚寡，却能征服整个世界。因为一个人宁可让整个人类看到自己的丑恶，也不愿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怯懦地临阵脱逃或是放下手中的武器。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这样。谁又会在危险的时候丢下自己所爱的人或让他失望呢？在这样的时候，懦夫会变成勇往直前的英雄，而凡夫俗子也毫不逊色于真正的斗士，爱将会激起他们的勇气。见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将战争的根源归之于食、色之不均，认为人们往往因食欲与性欲得不到满足而发动战争，用武力去夺食、夺色。凡此种种，都只能是片面的深刻。
可见，性能力与性和谐，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这远非一个家庭问题。
应该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政治、经济领域疯狂地张扬与进取，与他旺盛的性欲望与性能力不无关系。反过来说，西门庆以钱权为前茅去追逐性欲的满足，就不免充满着霸气与流氓气。
西门庆为争色夺爱，制造了许多伤亡事件，最典型的有如下几件。
其一，为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又陷害武二郎。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显然是一个障碍。武大郎前来捉奸，反被西门庆踢伤了。在王婆的唆使下，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用砒霜毒死了武大郎。西门庆终将潘金莲娶回，做了第五房。武松了解内情后，本打算用合法手段为兄报仇。不想，西门庆派家人来保、来旺，衲着银两打点官吏。
告状不成，于是武松就用非法律手段复仇，无奈西门庆逃脱，武松误杀陪酒的李外传。西门庆用白花花的银两买倒了衙门。结果是武松被背杖并充军孟州，而西门庆与潘金莲竟逍遥法外。
其二，为李瓶儿气死花子虚又逻打蒋竹山。西门庆看上了结拜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于是“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终于勾搭成奸。不想这时花家几个兄弟内讧，将花子虚告进了大牢。西门庆与李瓶儿串通一气，借帮花子虚打官司为名，偷渡了花家财产，使花子虚从牢房出来，家中一贫如洗，难以维计，于是被他们活活气死。花子虚死后，西门庆张罗着准备娶李瓶儿为妾，不想牵扯进杨戬一案，无法娶李瓶儿。李瓶儿不得已招赘了太医蒋竹山。但西门庆刚摆脱困境就收买光棍鲁华、张胜，狠狠逻打蒋竹山，吓得李瓶儿赶紧驱逐蒋竹山。之所以这样做，西门庆在惩罚李瓶儿时说得很明白：
草里蛇逻打蒋竹山
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夫人： “我那等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什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妇人道： “奴说不的，悔也迟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见来，朝思暮想，把奴想的心邪了。后边乔皇亲花园里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变做你，来摄我精髓，到天明鸡叫就去了。你不信，只问老冯、两个丫头便知。后来看看把奴摄的至死，才请这蒋太医来看。奴就像吊在面糊盆一般，吃那厮局骗了。说你家中有事，上东京去了。奴不得已，才干下这条路，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被人打上门来，经动官府。奴忍气吞声，丢了几两银子，吃奴即时撵出去了。”西门庆道： “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 “你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话，就把奴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 “就算有，我也不怕。你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罢，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连你挂了到官，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 “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见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罢了。”（第十九回）
其三，为宋惠莲放逐来旺又打死宋仁。与西门庆有奸情的宋惠莲，是他的家奴来旺的媳妇。家奴身份本不足以够构成西门庆的障碍，但来旺不安分，酒后醉骂西门庆。经潘金莲挑拨，西门庆设下陷阱向来旺开刀：
来旺睡了一觉，约一更天气，酒还未醒，正朦朦胧胧睡着，忽听得窗外隐隐有人叫他道： “来旺哥，还不起来看看，你的媳妇子又被那没廉耻的勾引到花园后边，干那营生去了。亏你睡的放心！”来旺儿猛可惊醒，睁开眼看看，不见老婆在房里，只认是雪娥看见甚动静，来递信与他。不觉怒从心上起，道： “我在面前就弄鬼儿！”忙跳起身来，开了房门，径扑到花园中来。刚到厢房中角门首，不防黑影里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儿绊了一跤，只见响亮一声，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 “有贼！”一齐向前，把来旺儿一把捉住了。来旺儿道： “我是来旺儿，进来寻媳妇子，如何把我拿住了？”众人不由分说，一步一棍打到厅上。只见大厅上灯烛荧煌，西门庆坐在上面，即叫： “拿上来！”来旺儿跪在地下，说道： “小的睡醒了，不见媳妇在房里，进来寻他。如何把小的做贼拿？”那来兴儿就把刀子放在面前，与西门庆看，西门庆大怒，骂道： “众生好度人度难，这厮真是个杀人贼！我倒见你杭州来家，叫你领三百两银子做买卖，如何夤夜进内来要杀我？不然拿这刀子做甚么？”喝令左右： “与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两银子来！”众小厮随即押到房中。惠莲正在后边同玉箫说话，忽闻此信，忙跑到房里，看见了，放声大哭，说道： “你好好吃了酒睡罢，平白又来寻我做甚么？只当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计。”以一面开箱子，取出六包银两来，拿到厅上。西门庆灯下打开观看，内中只有一包银两，余者都是锡铅锭子。西门庆大怒，因问： “如何抵换了！我的银两往那里去了？趁早实说！”那来旺儿哭道： “爹抬举小的做买卖，小的怎敢欺心抵换银两？”西门庆道： “你打下刀子，还要杀我。刀子现在，还要支吾甚么！”因把来兴儿叫来，面前跪下，执证说： “你从某日，没曾在外对众发言要杀爹，嗔爹不与你买卖做？”这来旺儿只是叹气，张开口儿合不的。西门庆道： “既赃证刀杖明白，叫小厮与我拴锁在门房内。明日写状子，送到提刑所去。”（第二十六回）
西门庆与官府串通一气，将来旺儿在监狱里折磨得不像人样，放逐徐州而去。放逐了来旺儿，西门庆以为可以自由奸淫宋惠莲了。不想，宋惠莲见西门庆多次愚弄她，竟自杀身亡。当西门庆得知此事后，只轻描淡写地说： “他自个拙妇，原来没福。”宋惠莲的父亲宋仁“拦着尸首，不容烧化”，要为女儿之死讨个说法，也被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之罪，而当厅打得鲜血顺腿淋漓，归家不上几日就死了。
西门庆利用金钱与权势，上演了一幕幕性欲与阴谋的丑剧，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的性疯狂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
有人将西门庆的性疯狂，与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相提并论，那就更离谱了。
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贽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在李贽的影响下，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袁中郎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汤显祖则高倡“至情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牡丹亭记题辞》。。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 “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冯梦龙《叙〈山歌〉》，高洪钧辑《冯梦龙集》第122页，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不难看出，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通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上行下效，浊臭熏天。鲁迅曾说：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2—183页。。
人道： 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3页。。于是“秽书”（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鸳鸯秘谱》等为精美的彩色套印）与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修真演义》等）盛行一时，甚至“隆庆窖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西门庆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着诗情。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这就是产生《金瓶梅》那个时代的风光。《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和光同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0页。。
不过，人文主义与纵欲主义之间虽有着本质差异，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与夜光有时皆呈朦胧，叫人难以分辨。《金瓶梅》研究中时有论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视“淫”为“情”。《红楼梦》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 “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495页，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古人尚且有此见识，今人更当有明确的分辨。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部“人间喜剧”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的种种性活动。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万恶淫为首”。因而作者淋漓尽致地写西门庆的性事（变态性心理与性行为），正是从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阶级万劫不复的没落和腐败。而那种从西门庆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观点，或许有违《金瓶梅》的文本实际，难以站得住脚。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余论： 赤着双足去探索这不可思议的火焰
有朋友问我： 写这带彩的一章时你是何心态？
我现从实招来： 我是以极其庄严的心态写完这一章的。
《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性意识与性感受，显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其实，这绝非西门庆所独有的风格，中国古代房中术与涉性作品有几种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
